今年，是“兩航”（原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70週年。我們在紀念這一被毛澤東主席贊之為是“
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愛國舉動”的歷史事件時，不能忘記一位為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做出重大貢獻的無名英雄——潘漢年。
潘漢年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等職。
上海解放後，當華東航空接管委員會主任蔣天然同志在接管“兩航”留守機構時，瞭解到蔣介石集團正在脅迫“兩航”人員參加內戰，或攜機飛往臺灣。
而“兩航”的兩位老總尚在慎重抉擇之中，有跡象表明他們傾向即將誕生的新政權。時任上海軍管會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同志認為我黨可以爭取他們。
於是，中共華東局給中央軍委寫了《爭取兩航公司的工作報告》，提出策動“兩航”起義的建議。作為中央華東局和中共上海市委負責情報、策反和統戰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潘漢年同志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兩航”起義的最初動議就起始於陳毅、粟裕和潘漢年同志。
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同志接到中共華東局的報告後，敏銳地抓住這一重大戰略動向，立即回電同意，並組成了以中央社會部李克農部長為首的工作班子。
潘漢年參與策劃了“兩航”在香港的機構和員工的起義，同時也參與了聯絡和策動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的起義。
其實，潘漢年情報系統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就注意到“兩航”員工中的一些內部變化，並開始著手做這些員工的工作。當時，“兩航”的許多員工對國民黨反動派投靠美帝的賣國行徑極為不滿和義憤。
特別是“兩航”中的美籍職員作威作福，橫行霸道，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在中國籍飛行員中有許多是華僑出身，在抗戰期間，他們空懷一腔愛國熱忱，期盼“航空救國”，但始終得不到重用，不能更好地為抵禦外敵效力。
他們飛了十多年，最多隻能當一個副駕駛員，硬是被美籍機長壓著，還經常受到美籍職員和機長的凌辱，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促使他們渴望早日脫離國民黨反動派，回到人民的民主陣營。潘漢年情報系統提供的這些有價值的動態情報，是我黨決定策動“兩航”起義的民意基礎。
抗戰勝利後，我黨就通過各種渠道做“兩航”的工作。1946年初，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領導中共辦事處工作時，黨組織就同“央航”的副總經理查夷平有了接觸。
同年夏天，潘漢年調回上海工作，也開始參與這一項任務。同時，又通過查夷平做“央航”的總經理陳卓林的工作。經過反覆說服和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陳卓林表示願意留在香港不走，待時機成熟時舉行起義，並且開始著手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1946年6月，潘漢年又通過“中航”業務科長何鳳元（中共黨員）等人做“中航”總經理劉敬宜的工作，幫助他認清大勢，解除顧慮。1949年1月，潘漢年、夏衍、張駿祥、於伶在香港通過何鳳元與劉敬宜繼續商談“中航”飛機通航北京的問題。
不久，潘漢年指示香港的地下黨開始做個別飛行員的策反工作。1949年8月，“央航”兩架飛機起飛，返回大陸。但是，地下黨同志認為單機起義雖然容易發動，但會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影響全局的工作。因此，他們向黨中央彙報，建議中央對“兩航”整體起義早日作出決斷。
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正確分析了“兩航”的形勢和港英當局對人民解放戰爭的態度，決定抓住難得的戰略機遇，在香港這一特殊地點，發動一場有特殊意義的“兩航”起義。
（“兩航”起義飛行線路圖）
由此看來，“兩航”起義這一驚天壯舉絕不是一朝一日之功，它是我黨長期情報工作、統戰工作、策反工作集腋為裘的結果；它也絕不是哪一個人的功勞，而是我黨隱蔽戰線無名英雄們和“兩航”愛國員工們集體智慧、集體力量的結晶。
▲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飯店宴請“兩航”起義北飛人員
特別是周恩來、李克農、潘漢年同志做出了突出貢獻，組織和領導“兩航”起義的核心小組成員呂明、查夷平、朱漢明、何鳳元、陸元斌、陳耀寰等同志發揮了關鍵作用，“兩航”的兩位總經理劉敬宜、陳卓林也功不可沒。
“兩航”起義的成功推進了全國解放進程，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滅亡；促使國民黨駐港機構紛紛起義；為新中國的民航事業奠定了人力和技術基礎。
“兩航”起義的歷史功績將永載史冊！
潘漢年同志在組織領導“兩航”起義一線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大智大勇，其富有前瞻性和開拓性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將永遠鐫刻在“兩航”起義的豐碑上。
（作者是原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兩航”起義策動者之一羅青長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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