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規模較大的商周貴族墓葬中（如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墓，或陝西寶雞周原遺址等），考古工作者們經常會發現一種特別的器物，器身呈扁長條，中間多稍寬且隆起，兩頭分別伸出一個“U”型的彎臂，且雙臂頂端有時做成帶有鑄孔的鈴形，有時則為馬頭形或蛇頭形。

因為樣式類似彎弓且用途不明，這種東西被命名為“弓形器”。經統計，有明確出土地點和時間斷代的弓形器具有如下特徵：

• 從時間來看，弓形器在中原地區流行於商代後期和西周早期；
• 從地點來看，河南殷墟出土最多，此外在陝西，甚至在北京昌平白浮，也均有出土。

關於弓形器的用途，學術界主要出現過三種意見：旂（qí）鈴說，弓上附件說及掛韁器說，本篇我們將逐一介紹剖析。

龍旂陽陽，和鈴中央

宋代以來屢有學者亦認為弓形器為“旂鈴”。何為旂？《說文解字》解釋說，旗有鈴以令眾也，由此可知，旂是古代主將用於指揮的且頂上設有鈴鐺的旗幟，而弓形器就是被綁在旗子上的旗鈴鐺。簡單來說，這一派的學者認為：《詩經.小雅.角弓》有“騂騂角弓,翩其反矣”之語，與《劉琨贈盧湛詩》中“旗弓騂騂”的用語相似，應該就是指旗上有彎弓形狀的東西；其次和鈴是雙鈴的意思，能同時響起彼此應和命名，弓形器往往就是兩端有雙鈴；再次，出土弓形器的彎臂上常有明顯皮條捆縛痕跡，可見是需要跟什麼綁在一起使用；最後，每個人的車服旌旗都應與他的身份地位相關，誰有鈴鐺誰的沒有，甚至誰用馬頭誰用蛇頭怕是跟社會等級都有關係。

顯然，這種說法明顯是充滿臆測的。商周之人完全能夠製作鈴鐺，殷墟就發掘出土了很多狗鈴和馬鈴，並且十分精美，有沒有必要製作這麼一種專門的器物當鈴鐺？弓形器上有捆綁的痕跡，就能夠證明一定是綁在旗杆上嗎？文學上的措辭是否可以作為實證？旂鈴之說確有牽強，經不起推敲。

撫我繁弱弓

在著名畫家王可偉先生的油畫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對弓形器的復原，如圖所示

此外，劉永華先生在《中國古代軍戎服飾》裡的商代武士畫像中，也描繪了弓形器的形象。

這些藝術形象，其實都來自於弓形器的弓上附件說。

支持弓形器為弓上附件的學者們，有的認為弓形器是古人綁在弓上用來加強力度之物，覺得弓形器兩端的鈴鐺是用來發出聲音，以表示弓拉到極限可以發射了。這種說法雖然比旂鈴說更具科學性。但值得懷疑的是，青銅弓形器比較重，如果綁在弓上，在實戰中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去持握，這就純屬自找苦吃，讓人費解；

還有人認為，弓形器被綁在弓的內側凹處，起到保護弓力的作用。但射過箭的朋友都知道，對於弓體本身來說，緊縛在弓臂內側的青銅器不但會束縛弓的彈力（青銅本身缺乏彈性，無法隨著張弓而自由彎曲，並且容易在達到極限時直接斷裂），表面凸起的紋飾更會讓射手難以把持。

另外，部分弓形器的兩端有鈴，哪有射箭殺敵時先發出聲響提醒對方的道理？更何況，出土的弓形器數量有限，遠小於弓的數量，如果真的是作為實用的弓上附件，為何僅有極少數人使用？而且隨著時間發展，弓箭的應用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弓形器為何反而消失了呢？可見弓形器為弓上附件的說法也難以自圓其說。

三．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考古發現，最早的弓形器是在西伯利亞青銅諸文化中，通過西伯利亞——鄂爾多斯高原（卡索爾文化）——草原青銅文化這一路徑傳播至中原商周文化區域。既然如此，我們不妨看看西方源頭中弓形器是如何被使用的。

在廣佈於蒙古北部，蘇聯圖瓦和外貝加爾的刻紋“鹿石”上，我們常可以看到人面、腰帶以及腰帶上掛著的短劍、小刀及很像弓形器的彎鉤，這說明弓形器是人在正面腰間使用的東西。

在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第三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畫像中，我們看到雙馬（前後均四蹄）戰車上僅法老一人，又射又御，怎麼騰得出手呢？戰車上的馬韁直接連接到法老的腰部，那裡極大可能就是弓形器原型了。

再看我國商周戰車，最初車廂都不大，最多能容納兩名乘員，但駕車的御者可不輕鬆，假如駕駛駟馬戰車，就會有

六轡在手，也就是手裡握著六根韁繩。

如果戰士身亡，剩下的馭手難道就只能被動等死？他必然需要什麼東西幫自己執轡勻出雙手使用武器。試想，如果韁繩被牢牢得捆在在身上某處，也會難以捆紮解開和操縱，缺乏靈活性，而藉助弓形器的彎鉤，既能固定韁繩，又便於迅速掛上和取下，同時也解釋了為何這種器物在墓葬中多出於死者的腰際。

從春秋、戰國直到漢初，戰車車廂的部分漸漸增大，至可以容納三人，左右主戰，中間馭手只管駕車，弓形器漸漸的失去了用途，周朝中後期便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野裡，後世大量採用騎兵，連車戰也逐漸消失，弓形器更沒有生存的土壤了，以至於近現代出土後，一時間竟難以搞清它的真實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