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1867年准确预测出清朝国运不到50年?他还有什么预测?

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曾国藩的一位幕僚提出了一个准确、超前的预见:“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时距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1911年,正好四十六年。

这位算命般准确预测出清朝国运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有“晚清预言家”、“曾国藩的心腹怪才”之称的赵烈文。

谁在1867年准确预测出清朝国运不到50年?他还有什么预测?

赵烈文

赵烈文(1832年-1894年)是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市)人,出身世家大族,年少时就以才学闻名乡里,不过他的科举应试之路却并非一片坦途,屡试不第。赵烈文所闲赋在家,脱开考据经学的书斋,有意识地研究当时社会出现的具体问题,构建自己的理论。他也精研佛学,思想很超脱。他的理想,是要经世致用。只不过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合适的合作者而已。正像现在的一句话:“时刻准备着。”

当时正值清朝内忧外困、急需人才之际,赵烈文便选择了科举应试之外另一条能为国家效力的道路——幕僚。1855年,赋闲在家的赵烈文被亲戚引荐给了曾国藩,而当时的曾国藩和他麾下的湘军正与太平天国苦苦鏖战,久攻不下,反而坐困南昌,曾国藩的幕僚们为着自身生计陆续远走,曾国藩正是急需用人之际。

赵烈文来到曾国藩的大营,准备施展他的抱负。曾国藩对赵烈文这样素负才名又一身傲气的文人,首先就要杀杀他的锐气,考察一下是否真有才能。曾国藩没有直接让赵烈文在大营中担任职位,而是把他打发到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去参观,不过结果却大大出乎曾国藩的意料:等到这位赵书生回到大营,不客气地对军务提了一大堆意见,他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这一番话让曾国藩心里十分不悦,他最厌烦纸上谈兵、空口说大话的书生了。

赵烈文看出曾国藩对自己并无重用之心,向曾国藩辞行,而曾国藩对赵烈文也不甚满意,并没有多加挽留。正在赵烈文将走而未走之时,突然传来湘军在樟树镇大败的消息。曾国藩一惊,这才对预测准确的赵烈文刮目相看,也正式聘用赵烈文作为自己的幕僚。

赵烈文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平时涉猎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尤其对各项事务以及时局的见解独特,洞察分明。赵烈文曾经为曾国藩分析过清廷为什么会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掌握实权,他认为清廷是因为内忧外困,在满清贵族中实在找不出能担当大任的人,危难之间没有其他选择,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心信任、重用他们,一旦政局稳定,这些功臣良将必定会鸟尽弓藏。

正是这个一针见血的分析,使得曾国藩在日后剿灭了太平天国起义后,立刻自动申请裁撤湘军,以免被朝廷抓住把柄整肃自己。

赵烈文对晚清局势和命运看得十分透彻,他认为清朝积怨太多,不止一次地断言清朝命数已尽,已不堪扶持。他曾建议曾国藩不要寄希望于清廷,而是依靠自己的雄才大略抓住时机自谋出路。虽然这类似于劝曾国藩“自立”或“谋反”的话并没有被曾国藩采纳,但是赵烈文对清朝的认识是相当准确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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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曾与赵烈文进行过一次有关清朝的气数、命运、前途的长谈,大致的内容为:

曾国藩先给赵烈文讲述了京师社会治安很差,不仅时常发生凶案,而且街市上乞丐成群,甚至还有妇人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百姓生活困苦。

赵烈文接着曾国藩的话,说出他对清朝局势的看法:

“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即1910年左右清朝要亡国)。”

赵烈文这一番话,参与交谈的曾国藩是不能接受的(这充分说明了,再优秀的人很难脱出自己位置阶层的限制,)。

师(即曾国藩)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即赵烈文)曰:“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指东晋、南宋建立半壁江山)。”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指清朝初年对汉族的多次大屠杀),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即乘着明朝内乱得到天下),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淹,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此一番言语,石破天惊。足以看出,赵烈文对清朝的政治独特的看法。但是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清朝还犹抱有希望,从感情上仍然不想接受这一预见。曾还在幻想,清朝最差的结果,还能像晋、宋一样偏安而治。因为这样,他这番挽清朝于既倒的中兴之举,没有白费。从曾氏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他已经接触到了社会的各个层次,潜意识当中也已感受到了这种危险,只不过感情因素和多年的封建伦理教育,使他对这种预见避而不见。

赵烈文对清朝政治的看法,源于他对清社会各个层面的清楚的认识。还有一面就是他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对古今治乱的一个总体把握。当曾国藩提出君德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以一种果报和天道的道理予以回应。当然也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隐约在内的民族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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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

后来,曾国藩还和赵烈文进行了几次讨论。前者总是不愿意承认赵烈文的预见。

当时,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还是对清王朝抱有一线希望,认为当朝的恭亲王奕忻为人聪颖,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国家的祸事。但赵烈文则认为要想挽救颓局,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而奕忻、慈禧都不是能够从根本上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的人,所以清朝还是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

赵烈文不是朝廷要员,也没有近距离接近过统治中心,而且他也算不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信奉者,但是当时他能对清朝政局做出如此精辟的论断,这并非偶然或是妄下断言。赵烈文是一位博古通今的饱学之士,深谙王朝兴衰之道,对历史的认知十分深刻;另外作为一个怪才,他的思想独立而独特,眼光敏锐而毒辣。这些造就了他思想深刻的个人特质。

正是作为幕僚这种特殊的身份,赵烈文在错综复杂的官场上,心态相对超脱,视角也就更加开阔,能“置身事外”纵览全局。赵烈文在充任曾国藩幕僚期间,对时政民生观察入微,他的视角从平民到封疆大吏无所不有,这才使他能够比身在局中的曾国藩更能看头大清王朝的本质。

这次长谈之后的第二年(1868年)9月,曾国藩在进京住了一个多月。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奕忻及清朝中枢的大部分要员,又视察了北京到直隶的一些地方。在此后几天之内通过近距离观察,对清朝领导核心的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曾国藩对清朝抱有的一丝幻想终于灰飞烟灭了。他后来向赵烈文坦承,慈禧才学一般、谈不到要点,奕忻等权臣分别有不能立、刚愎自用、才薄识短等种种致命的缺陷。清王朝确实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了。曾国藩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赵烈文观点。

此后的历史事实果然如赵烈文所料,同治中兴之后,一场甲午战争把清朝打回原形,1911年,清王朝不可避免地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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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清朝气数的讨论外,在对具体的人的评价上,赵烈文和曾国藩也有过有意思的讨论。

曾国藩在最艰难的时候,恭亲王曾经给予他帮助,所以他在和赵烈文讨论的时候,对这位恭亲王态度是赞赏的。曾国藩肯定在当时没有表露出更多的意见,但是在赵烈文看过恭亲王的像片以后,把像和人和事做了一番归纳,再谈到恭亲王的时候,有了一定的看法。在关于恭的评价上,曾国藩和赵烈文有一段对话。

曾国藩说:“在上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这一段对话,很有意思。两个都是识人的行家。不过由于阶层的不同,看法有些分岐。而赵烈文的由于地位比较超脱,看得更客观一些。在这个对人的评价当中,赵烈文给出了对人的评价的几个指标:“轻俊”与“重器”,“聪明”和“厚重”,“小智”与“大智”,“卓然自立”与“虑不出庭户”。

这些指标都是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对人评价的一些概念。这种概念不像西方科学中定量很严格的人力资源评价指标,但是实用性很强。在评价人这种复杂高级的对象的时候,这种看上去非定量的评价方法,对人的评价却是异常实用而且恰当的。这个不是没有规定性,在一定的境界的基础上,这些指标也不是随意性很大的,大家基本上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所以这种看上去主观随意性很强的评人指标,是有客观性的。

当然曾国藩也是一个对人有很深认识的人,他去了北京,在接触了这许多高层人物以后,他最后不得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得出了和赵烈文一样的看法:“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这“晃荡不能自立”六个字,深足玩味。实际上这也是好多聪明人的通病,有点天资的聪明人如果没有一个长时间沉下心来的历练,最后也只能“晃荡不能自立。”而清朝后期的贵族风气,已经不能提供把聪明变作真正的才干的氛围了。这也可能是气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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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烈文不是一个专业的预言家,但是他准确地预见到了好多的事情。我们分析一下他的思想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

1、 赵烈文的预见性,是来源于他对历史、现状深刻的了解和认知之上。从赵对清朝的评论上可以看出,赵对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屈从于官方的历史观。他对清明交替时的历史是很清楚的(清朝入主中原的多次屠杀历史,在江苏百姓中间留下的记忆是惨痛的),而且隐隐约约有一种反清的思想。(这从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若有若无的对太平天国的同情上,可以发现他隐藏很深的世界观。)所以赵的预见性,得之于他对社会形势独特的研究和理论,并不都是卜筮一类的功劳。

2、 赵烈文有自己的思想,有独立于世的看法,对社会对人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体系,他能从宏观到微观进行分析总结,相对客观地评价世事的发展。从赵烈文对清朝政治的看法依据上,有这么几大依据:一者是对历史大势的把握;二者是对清朝统治集团能力的评估;三者是对清朝政治体制的敝端认知;四者是对社会各个阶层以及阶级关系的了解和分析;五者是对清朝政治衰败程度和速度的估计;六者是对湘军、淮军等势力发展的估计。

3、 佛学的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赵列文的世界观,使他能以一种超脱的长远的观念去看待世事,不像一些陈腐的知识分子,或在各种观念束缚下的知识分子一样,以一种僵化的死板的观念去看问题。

4、 易学的思想对赵列文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使得赵有一种极深刻、细腻的观察事物的眼光,也有了一种不同于常规的观察事物的对照体系,同时也弥补了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重文轻理的缺点。

5、 赵列文的预见的体系,基本上没有脱出中国固有的理的范畴,主线就是格物致知,阴阳理气的哲学,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国本土的社会学、经济学等。是和晚清特殊的社会形态形成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学术观点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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