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蝴蝶效应吧，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1963年在一篇提交纽约科学院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对于这个效应最富有诗意的阐述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主要是关于混沌学的一个比喻：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却能引起一连串的巨大反应。
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湘西几个苗寨头人乾隆五十九年某天早晨的“发癫”导致了清王朝康乾盛世的衰落。
我们看看这一连串的反应是怎么发生的。
自秦朝建立郡县制起到宋、元交替时期前，朝廷在湘西的统治一直实行的是“羁縻政策”。所谓羁縻，“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朝廷通过册封当地土司，在湘西实行了长达近千年的世袭土司王朝的间接统治。但是由于苗族的不断反抗，湘西土司（土家族）对以凤凰为中心的腊尔山台地并没有实行有效统治，这一地区实际上用边墙（即现在称的南方长城）隔离开来，成为“化外”的苗疆，长期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和自治的地位，史籍把这部分苗区又称为“生苗”地区。
湘西凤凰
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康雍乾时期﹐清朝国力强盛﹐雍正帝又是锐意进取的君主﹐认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的条件已趋成熟。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政府派湖南巡抚赵申乔等统大兵进驻湘西镇压生苗区，攻苗寨，屠杀苗民数千人，以其地设乾州、凤凰、永绥厅3厅，设知同等流官控制。到此，湘西生苗区完成“改土归流”，被纳入清朝统一的流官政权管理体制，如丈量土地、征收赋税、查编户口、组织乡勇等。
由此可见，湘西“生苗”区的“改土归流”实际上无“土”可改，完全是清王朝军事征剿和武力“开辟”的结果。清康熙年间，朝廷在湘西苗区设厅、州、县，建立协、营、塘、汛等军事据点，大量圈占苗民土地。乾隆年间，朝廷加重苗民赋税、劳役，“客民”（汉民)中的不法地主、富商大肆兼并苗民土地，苗民生活困苦，已到“收获甫毕，盎无余粒”的地步。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凤凰厅沟补寨有牛贩路过时牛马被劫，官方调查时诬陷为当地苗民所为，遇到反抗，造成沟补寨苗民60多人死亡，引起苗民对朝廷的普遍不满和仇恨，湘西苗族精英以此为导火索吹响了反抗的号角。
湘西苗族历史上是比较有血性的民族，湘西苗族的头人也由此阅历见识都比较广。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到清乾嘉时期，湘西的苗民起义多得难以计数，其中明代就有15次，平均20年一次；清康雍乾时期10次，平均15年一次。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仅一寨或数寨而起，等于送死，只有相互邀约，整个苗疆同时揭竿而起，才能奏效。当时的苗疆内部也是“不相统属”的状况，说得简单点，就是没王。但苗族有“合款”制度，也就是几个或几十个苗寨的头人通过饮血酒对祖先、神灵发誓（所谓歃血盟誓）议事制度来建立和坚守约定。在勾补事件后七八年时间中湘西苗寨头人在凤凰厅鸭保寨和强虎哨多次议事，终于达成共识，实现了湘黔边境四厅（湖南凤凰、永绥、乾州，贵州松桃）苗民起义的串通和联合。
这还只是苗族头人的意见统一了，还得动员全体苗民。但湘西苗族“生苗区”地域界限为 “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幅员辽阔，怎么动员？勾补事件后朝廷对苗民的聚集控制很严，苗民还从来不会开动员会，没那个习惯；苗族也没有文字，连宣传品也没办法发。
但湘西苗族也有自己的动员办法，那就是“发癫”。
所谓“发癫”，又叫登仙、跳仙，是苗疆流行的一种古老巫术。据说人一旦发癫，就能通神，具有无边法力，能知道前世今生。发癫的人又蹦又跳，口中念念有词，苗疆普遍的贫困和难以为继的生活，以及长年的积怨，使整个苗疆都极易被这“发癫”所暗示，产生出快感和勇气，跟着也发癫，发癫的人通常是早晨一觉醒来就“发癫”了。就这样乾隆五十九年十到十二月，首先永绥厅黄瓜寨寨长石三保发起颠来，自称神仙下凡，是“苗王”，要人辅佐他当“王”；接着凤凰厅平陇一带“发癫”的人成风，他们都说寨里的苗老司吴八月是“吴王”；松桃厅大寨营百户石邓柳发癫支持石三保，松桃厅还有个著名的“登仙”大师仙娘石幺妹和石邓柳一起带动群众“发癫”；凤凰厅苗民吴添半发癫后领导麻苏寨苗人跳神练武；凤凰厅米坨苗草医龙犹也通过“发癫”带动了很多苗民；乾州厅吴庭举也是这样将三岔坪一带的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苗疆各地苗民都被“发癫”动员起来了，而“发癫”运动一直波及到保靖、古丈、泸溪等县苗区。
当时苗寨寨长（苗区一般二十多户为一寨）是首先得到苗民的承认，然后朝廷也认可；百户（约管一百户人家）是朝廷任命，多由客家人担任，苗族百户算高官了;苗老司、仙娘、苗医都是苗族的文化人、高级知识分子，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学教授、宗教领袖、三八红旗手、主任医师之类的，这些人都是些苗族中比较富有、衣食无忧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穷困潦倒才造反，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带头起义完全是民族的大义。这些后来成为起义领袖的苗族头人就是这样通过“发癫”完成了整个动员过程。
乾隆五十九年（1795）十二月二十四日，贵州省松桃厅大塘汛大寨营苗族石柳邓与湖南省永绥厅黄瓜寨苗族石三保等人，聚集于湖南省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吴陇登家中，与吴八月、吴半生、吴廷举等人，共同商讨起兵反抗。他们提出：“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松桃大寨营起义正月五日爆发，此后的几天之内，石三保在永绥厅黄瓜寨，吴半生在凤凰厅苏麻寨，吴陇登在凤凰厅鸭保寨、吴八月在乾州厅坪垅、吴廷举在乾州厅三岔坪，亦均先后起来斗争。影响所及，湘西、黔东北甚川东南（今渝东南一带）至一带苗族纷纷起而响应。因这次起义发生在清代乾隆、嘉庆之交，故史称“乾嘉苗民起义”。
在颂扬乾隆武功的系列铜版画中《平定苗疆战图》这一套组画描写的就是这次平叛，图为平定苗疆图一：兴师。
这场起义的经过和结局就不多说了，当然是朝廷“平叛”了，但清史上对这场战争一直都不愿意多说，往往一笔带过，这其中的苦涩可能只有乾隆本人才知道：湘黔边境四厅总共不过四十多万苗民，能参加作战的也就二十余万人，与朝廷七省十八万清军激战两年，坚持十二载，仅清朝各级将领就杀死二百二十多名，乾隆晚期权倾一时的一文一武两个重臣是和珅和福康安，其中征战湘西的第一任主帅军机大臣、云贵总督福康安死于苗疆（如果你对清史不熟，我告诉你此人就是《还珠格格》中的福尔康你总该知道了吧），和珅的弟弟、第二任主帅四川总督的和琳也是命丧苗疆，贵州提督彭廷栋，署四川总督孙士毅等一大批清朝中高级将领均是死于这场战争，这些人几乎是那些年清军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的全部主力，几乎打断了整个清军的脊梁。这在清军两百多年战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战争波及四省，规模空前，清王朝耗银两千多万两用于军饷开支，掏空了国库，对清王朝形成了沉重的打击，彻底动摇了清朝的根本，乾隆宣布退位，著名的康乾盛世就此结束，清朝也急速开始走向衰败。
平定苗疆第一任主帅，军机大臣、云贵总督福康安嘉庆元年五月十三日酉刻死于湘西苗疆
平定苗疆第二任主帅和琳三个月后在围攻湘西平陇的战役中，由于受瘴气而染病身亡，当时年仅44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及康乾盛世结束的原因时，史书上往往会把稍后的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放在第一位，其后才是乾嘉苗民起义。因为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清王朝四年的财政收入，似乎更多。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因果关系：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白莲教此时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就在此时，朝廷为了镇压乾嘉苗民起义，加强了在楚、川陕西等地的搜刮，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
湘西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形势图
看懂了吧，乾嘉苗民起义前，白莲教实际上已经快完了，但因为乾嘉苗民起义花费太多，朝廷不得不加重税赋，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白莲教又得以起死回生，乾嘉苗民起义朝廷的巨大花费撬动了白莲教起义。
蝴蝶效应就这样形成了：湘西几个苗寨头人乾隆五十九年某天早晨的“发癫”导致清王朝康乾盛世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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