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清官造辦處玻璃廠的沿革,已有學者對其進行了仔細的梳理。造辦處源於養心殿的造辦活計,管理大臣官員無定額,設監造四人,筆帖式一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數匠作奉旨移出養心殿,遷往慈寧官茶飯房,改稱造辦處。造辦處屬於清官內務府下屬機構,專門負責製造、修繕和存儲帝后及官廷需用的各項器物,下設各種"作""處""廠",例如金玉作、鞍甲作、弓作、琺琅作、鑄爐處、造鐘處、炮槍處、玻璃廠等。
造辦處玻璃廠負責為皇室製作御用玻璃。不同文獻均記載,玻璃廠位於蠶池口的法國傳教士天主教堂邊。1693年康熙大病,後服用法國傳教士進獻的金雞納霜痊癒,作為賞賜,康熙將西安門內蠶池口前輔政大臣蘇克薩哈舊府賜予法國傳教士張誠( 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等,命工部修葺,命名為"救世主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德國傳教士紀裡安( Kilian Stumpf)奉旨在其居所即蠶池口天主堂附近成立玻璃廠。
香港李氏收藏的康熙朝玻璃水丞
美國學者 Emily Byrne Curtis在北京的天主教遣使會文獻目錄中發現了中文版的造辦處玻璃廠的平面圖,平面圖下有文字記載"玻璃廠圖樣共計房十二間,抱廈五間,毎圖樣一分計地面一尺,北面界官街東至西計十丈零八尺,南面界天主堂西至東十二丈五尺,東面界天主堂南至北十ー丈六尺,西面界鄰居住戶北至南二十六丈",按比例計算,該玻璃廠佔地約2280平方米(近3.5畝),房屋32間,建築面積約430平方米,具體而生動地展示了玻璃廠的組成、規模與風貌根據清代典章記載,玻璃匠役多來自山東,由山東巡撫移送,一般經由大運河抵京。
因為北京夏天天氣炎熱,匠役的工作時間都在秋涼以後,工作至次年五月止窯退回。清官檔案資料顯示,至遲在雍正年間,博山的工匠已經被招募到京城玻璃廠工作。雍正年間曾傳命將玻璃廠遷往圓明園六所,但蠶池口的玻璃廠也沒有停止生產,有研究者推測圓明園內的玻璃作坊似應集中於較精細的活作,六所內玉匠和其他工匠很多,隨時可以得到技術支持,因圓明園玻璃作坊應該以"碾匠"為主,著重於玻璃冷卻之後的二次加工,而皇域蠶池口玻璃廠應該偏重於燒製或吹制粗坯,即以窯房為主,對應的是檔案資料中的"玻璃廠",而"玻璃作"應當是指圓明園內的玻璃作坊,蠶池口玻璃廠的鼎盛期是在耶穌會傳教士主持時期,其時在康熙至乾隆中期之前,乾隆中葉之後逐漸衰落,這時候的官廷玻璃活計可能主要由圓明園內的玻璃廠承擔。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玻璃水丞
清宮造辦處玻璃廠的成立跟外國傳教土密切相關。傳教士是明清時期推動西學東漸的主力軍,為方便在中國傳教,被教廷派往中國的傳教士都要有宗教知識以外的其他知識背景,掌握不同技能,例如數學、天文、機械、建築或繪畫,精通科學知識或藝術才能,將傳教士吸收到內廷有關機構工作。在造辦處玻璃廠最為興盛的康、雍、乾三朝,正是以張誠、紀裡安、戴進賢( Ignatius Kegler)、陳忠信( Jean Baptiste Gravereau)、多馬策勵( Niccolo Tomcceli)l、巴德明( DomoniqueP)、紀文( Gabriel- Leonard de Brossard)、湯執中( Pierre L' incarville)為代表的一批傳教士,在皇室的資助下通過反覆試驗,在歐洲玻璃工藝的基礎上探素出玻璃胎畫琺琅、套料雕刻玻璃、描金玻璃、金星玻璃等獨具東方審美特色的清代宮廷玻璃。同時,由博山和廣東等地赴京在玻璃廠工作的玻璃匠,在協助西方玻璃技師的過程中不斷接受指導,想必也會逐漸掌握西洋先進的玻璃製作技術,並將其帶回故鄉,這也推動了西方及清代皇室玻璃製作技術的民間化。
在當時逐漸頻繁的對外交往活動中,康熙皇帝有很多機會接觸到來自歐洲的玻璃製品,主要包括工藝品和光學玻璃兩大類,精於天文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明我起了皇帝的濃厚興趣,而這些物理現象的展示顯然與儀器中的光學玻璃密切相關有學者認為在造辦處玻璃廠成立之前,宮中已經能製作光學玻璃,用以製作觀測天象用的天文儀器,但遠未形成規模。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供職欽天監的閔明我奉旨出使俄國和歐洲,返回中國時以挑夫百餘人運送帶回的物品,其中天文歷算儀器佔有很大比例。其他法國傳教士諸如白晉和洪若翰也曾因為同一原因出使歐洲帶回大量禮物,洪若翰帶著從歐洲招回的8名傳教士抵達廣州之後,向京城轉運禮品的船隻達9艘之多,其中與玻璃有關的禮品便有望遠鏡、顯微鏡、眼鏡、多面體玻璃、凸透鏡、鏡子以及瓶、燭臺、溫度計等,與科技有關的玻璃製品佔據了大部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玻璃十二稜罐
這些禮物很可能是按照康熙的旨意和需要選擇的,也從客觀上證明了當時宮廷存在對光學玻璃的需求。根據《熙朝定案》的記載,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時抵達杭州,接受了殿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等傳教士進奉的玻璃球、望遠鏡、梳妝鏡和玻璃花瓶,據傳康照對這些玻璃禮物大加讚賞, Curtis認為也許就是這次進貢導致了康熙為了建立御用玻璃工廠而向傳教士尋求幫助。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項活計檔案始於雍正元年(1723年),沒有留下康熙朝玻璃製作的系統檔案記載,這一時期流傳下來的造辦處玻璃廠製作的玻璃製品也極為少見,研究者綜合文獻記載和傳世品,認為這一時期的玻璃廠製作了單色玻璃、玻璃胎畫琺琅器、套玻璃、刻花玻璃、金星玻璃、灑金玻璃等不同的品種,除了單色玻璃之外,其餘均為康熙時期的獨創,雖然多數種類鮮有傳世,但根據文獻依然可以從側面瞭解其製作情況。
目前傳世玻璃器中能確定為康熙朝的僅有六七件,器形主要是水丞和瓶。單色玻璃有兩件,一件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玻璃水丞,水丞是書案上的文房用品,腹內儲水,以備調墨研墨之用,這件康熙款的水丞無色透明,質地純淨,仿水晶製作。小口,帶器蓋,斜壁,平底。器蓋琢磨成六稜多面狀,器體琢磨出八瓣微有凸凹起伏的花瓣。口徑2.8釐米、高7釐米。製法是先將熔融的玻璃料吹成扁圓形,然後琢磨而成,後期的冷加工更多借鑑了德國的寶石研磨技術,幾何狀的器形和純淨的質地反映出明顯的西方影響,器物底部陰刻"康熙御製"四字纂書款。
除此之外,香港李氏收藏家藏有一件西瓜水色玻璃水丞,圓口鼓腹,紅潤明亮,晶瑩剔透,器底正中陰刻"康熙御製"篆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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