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关怀//文化精神//正义追求

孔子画像

终极关怀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是圣人之言，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引证，但凡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以及虽没读过却听过这话的人，都可以将这话用于某个场合。用多了，“朝闻——夕死”似乎成了一个公式，又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填空题，可以随意填加进去不同的内容，赋予不同的含义。以至于到后来，各人所欲闻之“道”，与圣人所谓闻道已相去甚远。但不论用“朝闻——夕死”的公式表达什么内容，那所欲“朝闻”的东西，必定是在生命中追求的东西；那不惜为之“夕死”的东西，必定是用生命去追求的东西。

欲知两千多年来“朝闻——夕死”的衍变，先来揣摩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本义。笔者对四书五经缺乏研究，姑且参照圣人之徒南宋朱熹的注释。朱熹对“道”的解释是“事物当然之理”，近于现代人所谓真理。“朝——夕”不一定实指早上和晚上，只不过从早到晚时间很短，“所以甚言其时之近”，是极而言之的说法。朝闻与夕死并无必然联系，闻道之后以死为可，不过是“生顺死安，无复遗恨”，好比说“生固可喜，死亦欣然”。因此，圣人之言的意旨大约在于：真理如果是可以得到的，那么一旦得到，便死而无憾。人生大事莫过于生死，那可以为之去死的东西，或者一旦得到便虽死无恨的东西，无疑是人生的终极关怀，而得到之后便意味着人生价值的实现，或者一生使命可以终了。西哲有言：“当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真理自身之故而追求真理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真理之中追求生命。”（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生命未必存在于真理之中，但生命的价值却可以存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之中。

孔子一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中“志于道”也就是“为真理自身之故而追求真理”，在生命中追求真理，用生命去追求真理，是他人生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而其余三事都是围绕得道和行道，即认识和实践真理的志向而展开。“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是为了认识和实践真理；读易韦编三绝，学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学鼓琴由习其曲而得其数、得其志、得其为人，也贯穿着认识和实践真理的精神；“再逐于鲁，伐树于宋（讲学其下的大树被砍伐），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庄子·山木》），过匡、蒲遭拘押，在陈、蔡被围于野而绝粮，适（到达）郑又被目为“丧家之狗”等等，无不缘于认识和实践真理。

古人不了解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因而可能将真理绝对化了。假如孔子懂得绝对真理就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那么他就应该知道，他这一生已闻道多矣。事实上，《论语》中许多地方出现的道，如孝道，善道，直道，君子之道，先王之道，文武之道，从政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去贫贱处富贵之道等等，都是他有所了解的道。只不过他以为在这些道之上还存在一个更高的道，那个道近似于绝对真理，一旦得而闻之，一切疑难都会豁然洞开；一旦得而行之，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真理如果是绝对的，人们当然不可能在一天早上听到它的声音，更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穷尽它，而只能不断地接近它，于是“闻道”就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孔子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来；也正由于此，对这话就有了另一种解释：“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刘宝楠《论语正义》）

这就注定了孔子的悲剧性格，以致他屡屡发出这样的叹息：“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临终前，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长歌当哭：“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咏唱之际，涕下沾襟。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我）。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宗周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他梦见自己既不在夏人的位置，也不在周人的位置，而在殷人的位置上。古人以为这是圣人“知命”，预见到自己死后将受到尊崇。其实，这也许是孔子对自己的一个定位：他期望的是周，达到的却是商；追求的是绝对真理，得到的却是相对真理。

圣贤之徒

文化精神

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被尊为圣人，而圣贤之言则被视为“事物当然之理”。这时的“道”似乎已不再玄远，而就在圣贤书中，读经于是成为“闻道”的捷径。如果说孔子为了获取真理不得不上下求索，那么，此后似乎已无需四处求取，而只需在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但“文以载道”，经书不过是载道之文，而非道本身；且经书所载，只有圣人已闻之道，没有圣人欲闻之道和未闻之道，所以，此“闻道”已不是彼“闻道”。这与古人所持历史退化论有关，在这种观点看来，真理永远属于过去，似乎越古越具真理性。正如孔子以为“道”在三代（夏商周）之中甚至三代之前，西汉时五百年前的圣贤之言已被奉为经典。

在西汉黄霸看来，可以让他朝闻夕死的，就是通晓儒家的经典。汉宣帝初即位，下诏称颂汉武帝功德，让群臣廷议。识趣的群臣都说“宜如诏书”，惟独长信少府夏侯胜不识时务，以为“诏书不可用”，且对汉武帝的功过另有一番评说。对这种近乎推倒重来的意见，汉宣帝却没有接受的雅量，群臣大概也不答应。于是，夏侯胜就被加了个“非议诏书，毁先帝”的罪名，下了大狱；而丞相长史黄霸也被以“阿纵胜，不举劾”的罪名，一同下狱，与夏侯胜囚于一室。夏侯胜家学渊源，从师非一，族中不乏鲁中宿儒，他自己也以儒学显名，所谓长信少府，就是在长信宫为皇太后讲授《尚书》的。而黄霸自幼学的是律令，未能打好儒学的基础，曾引以为憾。面对眼前这位渊博的儒学老师，黄霸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狱中，恳求夏侯胜传授他经书。而夏侯胜却没有忘记身在何处，深知生死悬于皇帝一念，于是以获罪将死为由，婉言推辞。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霸引孔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黄霸此言绝非说说而已，说不定哪一天早上还在讲论经书，晚上就被押赴刑场。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所表达的“朝闻夕死”，更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志向，所以夏侯胜以黄霸之言为贤，开始向他讲授经书。在狱中又过了一个冬天，一直讲论不辍。后遇地震大赦，二人双双出狱。夏侯胜复任谏大夫等职，向汉宣帝举荐黄霸。黄霸先后任扬州刺史、颍川太守，政绩突出。他“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都体现了对儒家政治理想的追求、为政之道的实践。他“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汉书·良吏传》），成为汉代有名的良吏，与他在狱中学经是分不开的。

儒学虽非绝对真理，但不能否认儒学之中确有真理，尤其是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先进文化。所以黄霸所谓“朝闻夕死”，既有在生命中追求真理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是孔子精神的传承；又有在生命中追求文化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作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如掌握了儒家文化，就是要经世济民；对封建时代的读书人来说，还要谋取自身出路，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当生死未卜，早上学了晚上就可能去死，一肚子文化可能被带进坟墓时，这种学习已超越了功利目的，是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将文化本身作为价值目标去追求，这就成为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事实上，打从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以来，这种可贵的文化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在长达两千多年时间里，当人们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都是这种可贵的文化精神。

魏晋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读书，他“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他读书不为名利，有人以为“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劝他“修名广交”——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条做官的终南捷径；他作《玄守论》，以“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晋武帝屡次下诏征用他，他一再坚辞，屡征不起。他“耽玩典籍，忘寝与食”，人称“书淫”，有人劝诫他过于用功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晋书·皇甫谧传》）他所谓闻道，近于西方人所谓自我完善，他说：“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他虽不仕，却以著述和教授为务，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留下了《帝王世纪》等作品，他的弟子中也不乏晋代名臣。可见他不仅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也将文化本身作为一种事业而致力于传播。

稍后十六国时期，敦煌刘昞出任当时割据凉州的李暠的官职，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夜以继日。李暠劝他“白日且然，夜可休息”，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魏书·刘昞传》）为文化自身之故，惜时如金、只争朝夕地不懈追求。他生逢乱世，做官原非所愿，难得的是既已为官，于政务之余，仍好学不倦，笔耕不辍，所著《凉书》、《敦煌实录》等书，并行于世。

明朝永乐中，明成祖亲征瓦剌还京。因汉王谋夺嫡，日夜谮太子，遂以太子遣使迎驾迟，归咎于辅导官，逮东宫官属下狱，太子洗马杨溥也在其中。杨溥在狱十多年，因上命叵测，日日与死为邻，但他却愈益励志，读书不辍。同难者劝他说：“势已如此，读书何为？”杨溥回答：“朝闻道，夕死可也。”（《四友斋丛说》）仁宗即位，杨溥获释，历翰林学士、太常卿，掌弘文阁事。宣宗即位，召入内阁，与典机务，升礼部尚书。英宗初年，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当初在狱苦读之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有如此境遇，也不承想狱中所学竟能派上大用场。正因为他在狱中“五经诸子，读之数回”（同上），所以晚年位为阁老，才兼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实有赖于狱中之功。”（同上）以致《四友斋丛说》的作者何良俊认为，他所经历的苦难，乃是上天对他的“玉成”（说“盖天玉成之如此”）。

时至今日，这种可贵的文化精神仍薪火相传。譬如，有的人年届退休，或虽然在岗却已边缘化，所学难以致用，仍“可怜无益费精神”（韩愈），活到老，学到老；有的人年届“耳顺”，仍然把“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视为至理名言，并打算实行，而不管十年之后还能做什么；有的人到了晚年还要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不问所学还有用否，都体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当然，有这种文化精神者，并不限于那些“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只要为文化自身之故而追求文化，从事文化事业，如为了诗歌之故而致力于诗歌研究，为了某种即将失传甚至灭绝的文化之故而致力于挽救这种文化，都属于这种可贵的文化精神。

古之君子

正义追求

唐代则天帝长安三年，宰相魏元忠因得罪武则天宠臣张昌宗，被张昌宗诬陷他说过这样的话：“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这话犯了武则天大忌，因而女皇一怒，下了魏元忠大狱。为了构陷成此案，张昌宗以美官为诱饵，试图拉拢凤阁舍人张说，让他证明魏元忠说过此话。于是，张说是否敢讲真话，不仅关系到魏元忠的死活，而且关系到朝中正气与邪气、君子与小人力量的消长。因而张说入宫作证前，有正义感的同僚纷纷勉励他说真话。当时的凤阁舍人、后来的名相宋璟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璟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廷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时任左史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无污青史，为子孙累！”（《资治通鉴·唐纪》）

在这里，张廷珪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近于现代所谓正义，即道义之道。宋璟所说的“名义”，不同于现代词汇“名义”，而是如《韩非子》所谓“好名义不进仕者，世谓之烈士”，其中“名”即名誉，“义”即道义，“名义至重”就是名誉和道义至重；这与刘知几所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是一致的，因为有损于名誉和道义，必然有污青史，让子孙后代蒙羞。在这里，可以让人朝闻夕死的东西，亦即在生命中追求、用生命追求的东西，与前述不同，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文化，而是正义。

宋璟是开元（玄宗年号）名相，史称他“居官鲠正”、“耿介有大节”。虽然不能说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但在魏元忠一案中，他主张“名义至重”、敢说真话，较之于张昌宗等人捏造事实、诬陷正人而言，正义无疑在他与刘知几等人一边。宋璟虽非当事人，但他所寄望于张说的，也正是自己准备身体力行的。他所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决非说说而已，假如张说真的由于说了真话而遭遇不测（而非流窜），以他的为人，无疑是会叩阁死谏。后当张昌宗被人告发心怀不轨时，他竭力主张穷治（追究）其事，对武则天说：“易之等贵宠，臣言之且有祸，然激于义，虽死不悔。”（《新唐书·宋璟传》）他为之“虽死不悔”的，就是去除邪恶张扬正义，也就是视名誉和道义重于生命，在生命中追求正义，用生命追求正义。事实上，因他刚正不阿，张易之等人多次欲置他于死地，直至“遣客刺杀之”。中宗时，他坚持将指控武三思“乱宫掖”（与韦后有私）的韦月“付狱按罪”，而不是不明不白地杀死，为此不惜违背皇帝的旨意，对中宗说：“请先诛臣，不然，终不奉诏。”（同上）他的一生，庶几实践了张廷珪所谓“朝闻道（正义），夕死可矣”。

张说后来也是玄宗朝有作为的宰相，曾倡导“修太宗（李世民）之政”，后来遭李林甫等人陷害而罢政，愤而著《疾邪篇》，史称他“敦气节，立然诺”。在魏元忠一案中，他在武则天看来虽然有“反覆”之嫌，但当张昌宗兄弟傍着武后，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之际，他明知说假话就可以得到美官，而说真话轻则流放，重则有性命之虞，最终还是接受了宋璟等人的意见，坚持说真话，已属难能可贵。当张昌宗在武后面前逼他作证时，他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这样），况在外乎！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资治通鉴·唐纪》）结果被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诬为“与元忠同反”，为说真话付出了流于岭表的沉重代价。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也实践了张廷珪所谓“朝闻道（正义），夕死可矣”。

古人在追求道义的意义上具有朝闻夕死的精神，并不偶然。如唐以前的北齐高劢。北齐末年，宦官放纵，“犹行暴虐，民间鸡猪，悉放鹰犬搏噬取之”（《北齐书》）。为此，统领兵马护卫京师（邺）的乐安王高劢，收捕“仪同三司”的宦官苟子溢，欲行大戮，因太后有令而不得不释放。有人对高劢说：“子溢之徒，言成祸福（说出来的祸福就是祸福），何容如此，岂不虑后生毁谤耶？”担心宦官在太后身边说高劢的坏话。高劢奋然（攘袂）说：“今者西寇（北周）日侵，朝贵多叛，正由此辈弄权，致使衣冠解体。若得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也。”（《隋书》）犹言“朝诛此辈，夕死无恨”。

高劢是北齐皇族，当然也不是正义的化身。但他所要诛杀的宦官，不仅弄权误国，而且害得民间鸡犬不宁。所以他这样做，在维护北齐王朝的利益上，属于“忠”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在为民除害的意义上，属于“义”这样一种道德规范。他既忠且义，相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宦官来说，不能不说道义在他这边。而他的“今日杀之，明日受诛，无所恨也”，表达的是一种疾恶如仇的精神，从而也说明他心存正义。史称他“性刚直，有才干，甚为时人所重”（同上），若非重道义，是既不足以称刚直，也不足以为时人所重的。北齐、北周相继灭亡后，他在隋朝历任四州刺史，颇有政绩，特别是任洮州刺史时，“大崇威惠，民夷悦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遗，在职数年，称为治理”，也说明他不失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在上述朝闻夕死之论中，所闻之道无论是真理，还是文化、正义，都具有正面价值，也都是人生中可宝贵的东西。不过，古人价值观念也颇多元，因而在生命中追求和用生命去追求的东西，也不限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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