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我國思想碰撞最為激烈的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個時期是周天子統治的後期，周朝的制度可以說，依然延續了部落的形式，只不過把小部落兼併，成為了一個個諸侯國家，而諸侯國家依然沒有統一的制度，只能說表面上遵從周天子的話，但周天子慢慢的就失去了實際權力。到了春秋時期，百家言論開花結果，這是一個人才重要的時代，要知道那時候的連文字都不統一，學會自己國家的知識就是一個智者了，如果掌握了很多家的言論，那麼這個人就是大才，此時也叫諸子百家時期，孔子孟子等人就誕生在這個時代，而國家的概念對於人們來說是有著束縛的，可對智者則沒有，到了後期，人才往往在自己國家得不到重用，就會前往他國！
在我們今天來說就是叛國，可惜那時候思想上並沒有形成這種文化，所以也就也就成為了一種潮流，今天就要說說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實說到法家，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集大成者“韓非子”，這位別看口吃，然而卻是和孔子等人並列的大家，其實雖然我國古代一直是儒家當道，但是法家依然摻雜其中，到了今天就更是以法家為主治理國家，儒家思想為輔了，從制度上來說，各有千秋，最早盛行的則是“黃老之說”，老子的理念則是“無為而治”，也就是沒有任何的管束，靠著人們自覺，這在當時是很受歡迎的一種學說，因為人們淳樸，往往一個村子一個區域，都有著自己的制度和風俗，外人不好管理，如果君主強行管理，反倒會引起混亂，所以這時候大家也樂得清閒，自然盛行這種學說了！
但是慢慢的百家學派的崛起，法家思想則是收到了歡迎，當然法家盛行那是血淋淋的教訓，因為一個學說要站得住腳，那就得用強權維持，這個時候就出現了商鞅，商鞅作為大才，起初是衛國人，但是由於不受到重用，則是跑到了秦國，畢竟當時的衛國是個小國，很多小國出人才，但是國家職位都是有限的，被貴族所把持，想要空出一個職位，那就得有人讓位，所謂一個蘿蔔一個坑，自然人才只能外流，到了秦國商鞅很快收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首先法家制度想要實行，必須給人一個深入人心的概念，這也是千金埋骨的一個道理，正是有了１００金的賞賜，讓秦國人意識到這次變法大家有利可圖，才得以實行！
很快商鞅開始廢除井田制度，實行私有制度，從此土地私有，讓全國人民對於種地有了巨大的積極性，畢竟除了交租，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很快讓秦國變得強大，當然民間的絕對實行，到了上層則是打了剋扣，雖然沒有刑不上大夫的說法，但是但是商鞅堅持對王子用刑，就得罪了後來的秦惠王，其實他這時候已經站在了貴族的對立面，死是唯一解脫的辦法，自韓非子，商鞅之後，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就屬李斯了，這位秦始皇最信任的丞相，出道時比較晚的，然而卻讓他碰到了戰國統一，法家大興的時代！
李斯說實話是師從儒家荀子，學習的是帝王之術，早期在秦國並不受重用，然而卻得到了還是王子的嬴政所看好，畢竟秦始皇當時手邊並沒有什麼可用的人才，只能就近選擇了，當然嬴政也比較爭氣，到了後來水漲船高，李斯自然成為了身邊的紅人，他的剋星趙高也出現了，都說趙高是太監，實際上這是錯誤的，當時秦始皇的近侍，也不一定就必須是太監，何況趙高作為秦國貴族後裔，作為近臣其實是很自然的，而且當時也比沒有太監這個詞語，“太監”反倒是官職的稱呼更大，而趙高也是非常有本事的人，精通法家儒家，才能並不輸於李斯，開始兩人還能合作，但是到了秦始皇當政的時候，為了權力兩人分道揚鑣！
從歷代歷史上，我們發現，皇帝基本上得了天下就開始卸磨殺驢了，秦始皇其實也是如此，但是他得了天下不久，還沒來得及整理，自己就死亡了，這也讓一干開國大臣都躲過了一劫，二胡亥繼位之後，李斯只不過被排擠，因為胡亥是個志大才疏的人，雖然希望掌握權力，但是卻只是為了貪圖享樂而掌權的，慢慢就被趙高架空了，李斯自然步入了死亡節奏，李斯作為法家代表，最後竟然被趙高找個藉口腰斬，而且趙高還是正大光明的，為什麼呢，因為趙高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其實朋友們也從歷史上看出來了，一些酷吏，最後都是死於法律，因為在他們想著各種方法炮製他人的時候，也被人“盯住”了！
當然秦國的分崩離析，也證明了一個國家的統治不可能靠著高壓政策，就如同現在，只靠法律治理國家，太沒有人情，然而靠著儒家治國，那又跳過理想化，所以還是以法為主，以儒為輔才是真理，秦國分裂之後，只是短短的８年，劉邦就得了天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機遇來了，豬都能飛起來，記得看過陳道明演的楚漢爭霸，到了最後他在皇宮中對著兒孫說“他們說我是龍，因為我斬了白龍”，當然對於這種說法，是比較神話色彩的，看看他的子孫劉備就知道，起點和他差不多，但是能力卻強太多了，然而為了三分天下，確實爭霸了幾十年，比起祖先來說機遇差了很多，到了今天我們對於歷史都是以探尋為主，畢竟雖然史官也有所記載，可惜並非就一定是事實，往往現實比故事來的更加傳奇，史書中最離奇的當屬幾百年之後，王莽和劉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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