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千里
前不久，新法家网的中英文总编辑穷“洪荒”之力，写了一篇文章《“伪史论”批判——信息时代的蒙昧主义 》（地址http://www.xinfajia.net/16070.html）。给西史辨伪新送了一顶文绉绉的帽子“信息时代的蒙昧主义 ”。
为什么说是“穷洪荒之力”呢？他说两年前就想写，但没有下笔，原因是朋友告诉他，伪史论不值得一驳，任其自生自灭可矣。然而，在这两年的过程中，“西方伪史论”不仅没有自灭，反而日益现燎原之势。于是，这位总编辑觉得“天降大任于斯肩”：“当不仅普通百姓，
越来越多的学界、政界精英都对‘伪史论’大加肯定的时候，笔者意识到：‘伪史论’非驳不可。”为了精心炮制好此文，这位总编辑不惜时间与金钱，从2019年6月2日至6月17日到爱琴海对西方古典学的核心地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考察。
西方古典学并非此总编的专业，何苦要赤膊自奋地与“西方伪史论”一搏呢？原来，他交代的原因是专家们不愿出面：他曾利用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的机会，劝相关领域专家写文章，反驳“伪史论”以正视听；然而，得到的回答几乎全篇一律：“伪史论”不值得一驳！
西方伪史论果真不值一驳吗？其实未必如此。有一位重庆某大学教授、西方古典学界的“学术领头人”，曾经出面与揭批希腊伪史的“民间学者”生民无疆先生进行数番论辩，不料不仅没有“以理服人”，反而被诘问情急之下一再动粗，落得一个灰头土脸。另有一位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兼任古典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年轻学者，觉得自己不含糊、“学贯中西”，凭着心高气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胆识”，对何新先生质疑希腊伪史的著作进行谩骂式攻击，标签质疑西方中心论者是“学术义和团”，结果暴露了自己“学术八国联军”的立场，后来也不敢再次应战了。
许多专业学者们不愿出面公开迎战“西方伪史论”，实际上另有隐情。据一位在国外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博士说，他自己是不会应战的，因为这在国外学术圈早已不是秘密：西方的古典学是被构建出来的，并非历史事实；受西方中心论严重浸染主流学界只是在选择翻译国外西方古典学书籍到中国时，对质疑西方伪史的大量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视而不见而已。
兹将国外前沿研究成果举隅如下：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尤金妮亚·詹金斯（Eugenia ZuroskiJenkins）著《中国品味：英语主体性与东方主义史前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译者按：“东方主义前史”指在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之前，即17-18世纪，中西交流及其“塑造现代西方”的本来面目〕。简介如下：
中国的书写模式变成英语自身。〔按：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Haun Saussy）确认：“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中国品味：英语主体性与东方主义史前史》提供了这样一个介绍，即：在那淫长的18世纪，英语及英国文学是如何依靠中国模样，来产生其自我模式的。……它揭示了这一时期的各种英国问题，都是通过参照“中国事物概念”来定义其高雅英语的主体性与现代性。“中国风”并非只是其本土文化中的异国情调，而是英国跻身世界秩序的潜在性和多样性的标识。到18世纪末，不仅英国家庭、而且英语自身均已浸淫于“中国风”。
然而，英国文学越来越坚持，中国事物概念与英国民族身份之不相容，但这是（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策略的一部分，后者则用虚构的资料（例如“西方古典”）来构成其现代主题性。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不承认“中国文字与文学皆已融入英语的自身定义”，但如此深远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
类似的专著还有：首尔国立大学英语系教授閩恩恭（Eun Kyung Min）著《中国与英语文学的现代性》一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马萨诸塞-波士顿大学的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著《中国风》（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4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安妮·韦查德（Anne Witchard）主编《英国现代性与中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5年）；贝蒂娜·勃兰特和丹尼尔·普尔蒂主编《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
其中，《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一书的第5章是由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伊特·陶茨（Birgit Tautz）撰写，其标题为：“中国文化本土化：德国知识、风格和文学史”。兹将部分内容节录如下：
自从耶稣会士首次赴华，中国就成为欧洲的理想的知识憧憬和学习目标。
在18世纪的德国，中国意象渗透到它的最丰富、最亲密的话语中。
18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的中国意象，还保持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早期对她的描绘的——理性的普适主义：作为典范的中国的先进哲学、政府机构和教育制度。这正是欧洲人应追求的理想状态。
旧版（德文）《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保留了18世纪的中国形象，她是被公认的知识形成的源泉，并且起着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参照物的作用。
从18世纪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资料考察其（文化）主体性。中国因素是作为密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它隐然而持续地昭示宇宙秩序，同时也与德国主体性的各种表达联系在一起的。“汉字密码”不知不觉地在认知身份、公共参照、个性与权威等方面，投射着这种主体性。在它产生德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汉字密码”从来没有被明确命名。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我们浏览各种文本，浸透于哲学、教益散文、小说段落和戏剧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具有观赏性；而且其中的一些，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中国传统意向的属性，其余的部分则相对隐晦……。而与此同时，德国的主体性则正在围绕着中国而臻于成熟。
不仅通过解码翻译文本，而且还借助于学者们对中国资料的独创性的解读，德国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构建。
通过当时学者们的解读和描述，“汉字密码”顺理成章地被用于德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儒家的责任和孝道也发挥整合社区的作用，但这通常被想象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进化”的结果。
……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之中。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奠基了德语的世界文学。
（以上引文详见诸玄识博客：确认欧美文明“复制中国”——五位外国女教授的研究）
如上述引文所揭示的那样，萨依德《东方主义》（1978）问世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质疑西方中心论的如火如荼的后殖民主义思想运动。
然而，这位总编辑并没有静下心来，了解一下世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学术脉络及最新研究进展，而是选择到爱琴海旅游一趟，闭着眼睛听一听导游的讲解，再睁开眼拍几张景点照片，回来对中国的读者们复述一番自己亲耳听到的导游词，说西方中心论编造的历史岂能有假！
总编辑为西方中心论辩护提出的物件如下：
君士坦丁堡赛马场上的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
以弗所气势非凡的Celsus图书馆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特洛伊战争中使用的“木马”
希腊萨塞洛尼基拜占庭文明博物馆11-12世纪早期的羊皮纸福音书
希腊萨塞洛尼基考古博物馆Derveni纸莎草纸
帕加马图书馆复原假想图
按：这里所谓的图特摩斯三世方尖碑、以弗所Celsus图书馆、帕加马图书馆等遗迹，都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伪造的。对此，李树军先生已有很好的揭露，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细引述。有兴趣者可以参看eleele的微博。
关于特洛伊的考古发掘，事实上连考古学之父施里曼自己也不相信，所发掘的遗址就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特洛伊城。
“正如施里曼在私下所承认的，一直让他伤脑筋的问题是：此地确实是荷马所说的特洛伊吗？有两个事实尤使他感到困扰。其一，史前定居点的规模最大不过长100码、宽80码，对荷马所描绘的伟大城邦来说，似乎是太小了。诗人所描述的宽阔街道、塔楼和城门在哪里呢？同时，这个定居点也没有如他和弗兰克所预期的那样扩展到周边高地的迹象。其二，尽管在这些被深埋于地下的陈旧地层中，挖掘出了一些模糊的粗糙的陶器碎片，但在施里曼看来，对于英雄时代来说，这些碎片似乎又太原始了。”（[英]迈克尔•伍德《追寻特洛伊》沈毅中译本第68-6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总编辑亲自摄于特洛伊古城遗址（2019年6月5日）
“施里曼不停地挖掘着，寻找着。在从下向上数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他发现了焦痕，找到了雄壮围墙的残垣和宏伟城门的遗余。他确信，这些墙体环围着普里阿摩斯的宫殿，这座城门就是斯坎门！”（[德]C.W.策拉姆《神祇、陵墓与学者——考古学传奇》张芸、孟薇中译本第39页，三联书店2012年6月第1版。）
何以见得该遗址就是特洛伊城遗址呢？原来唯一的证据是，因为该遗址有被火烧的痕迹，而按照神话传说，特洛伊城曾经遭到过火烧！
按照中国的考古学标准，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施里曼所发掘的遗址就是特洛伊城。
关于希腊萨塞洛尼基考古博物馆Derveni纸莎草纸，这位总编辑说，他自己拍到一张莎草纸片，说是希腊地方潮湿，莎草纸片不可能被保存下来，然而幸亏有一张莎草纸片被握在火葬的墓主人之手上被焚化了，被焚化的莎草纸于是就被保存下来，于是这位总编辑使用现代技术照相机将那张几千年前被焚化的莎草纸片的内容清晰地拍了下来。
这张照片是总编辑2019年6月9日亲自摄于希腊萨塞洛尼基考古博物馆
这位总编辑这样写道：“由于土壤潮湿，纸莎草纸很难在希腊保存下来。”然而，“Derveni纸莎草纸幸存，是因为火化时它放在墓主人的手里，被炭化了。”
所谓的莎草纸实际上并不是纸，而是“莎草片”。其特点是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莎草片上的文字用什么书写呢？“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这样在草片上使用锅底黑或灯头灰写成的所谓莎草纸文献，总编辑也知道不可能在古希腊环境中被保存下来。然而他却相信将这种莎草纸焚烧之后，可以被保存几千年……
秦始皇焚书，被焚化的图书就此消失，再也不可能为后人所见；到了“古希腊”，被火化的莎草片居然能够在2000年后被这位总编辑使用照相机清晰地拍摄下来，以供我们这些“蒙昧”的读者顶礼膜拜！
总编辑这篇驳论文章倒也没有对“西方伪史论”进行全盘否定，他还是从“西方伪史论”学到了有益的东西。他写到：“‘伪史论’有利于人们认识西方历史构建的特点。今天学界盲目迷信西方历史（特别是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心构建的全球史）问题很大。”
奇怪的是，这位总编辑并没有顺着质疑西方中心论的思路向前探寻，而是试图通过一次旅游去为西方中心论进行辩护！我们宁愿相信这不是立场问题，而是智力不及，所谓绠短汲深者也。所以不知道这位总编是在维护西方伪史所制造的“蒙昧主义”呢、还是真反对“蒙昧主义”。在“蒙昧主义”之下，竟然连所谓的“文物”可以伪造，“断代”可以混淆，地中海是假文物泛滥的中心都不知道？
关于治学方法，这位总编辑拉大旗道：“大胆假设”是一种学术勇气，“小心求证”是学者的基本社会责任。
原来总编辑推崇的是近代中国疑古派始作俑者之一胡适之的方法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很可惜，总编辑自己并不严谨，没有做到“小心求证”，却是“只求不证”，其“假设”却足够“大胆”：西方中心论不可质疑！
西史辨伪学派当然不认同胡适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假设“上帝会帮助白种人消灭有色人种”与假设“大禹是条虫”是一样的混账话。西史辨伪的学术主张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一点恐怕不是这位去仰拜“焚化莎草纸”和“特洛伊木马”的总编可轻易理解的。
西史辨伪的文化立场及学术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史学原则；拒绝迷信西方中心论，反对历史研究的双重标准；对中国历史文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
西史辨伪不仅反对西方中心论，也反对一切西方中心论式的文化中心论，包括伊朗中心论、土耳其中心论、阿拉伯中心论、非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日本中心论，也包括西方式的中国各地域中心论。
应以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历史，谁是中心无需去论，无需标榜，依据历史事实而受众自知。文明的标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见【爱传统网】西史辨伪同仁：澄清西史辨伪的学术主张，链接地址：https://
www.ict88.com/page/view-post?id=252）西方中心论并不神秘，西方伪史也并不高深。只要开动脑筋，使用常识就可以辨明真伪。在后殖民主义的今天，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西史辨伪的事业犹如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犹如一轮朝日蒸蒸日上，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
201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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