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巴普洛維奇·契訶夫（1860.1.29—1904.7.15），俄國世界級短篇小說家，“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之一，同時也是傑出的劇作家。契訶夫堅持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代表作有小說《套中人》《變色龍》，戲劇《櫻桃園》等。
01.
我認為，描寫自然景色要十分簡煉，並且要恰到好處。諸如“落日沐浴在暗黑的海浪中，泛出血紅色的金輝”和“燕子在水面上飛翔，快活地發出唧唧喳喳的叫聲”這類老生常談都應當拋棄。
寫景時要抓住一些小小的細節，把它們適當地組合起來，使人讀後閉上雙眼也能看見畫面。舉例說，如果你這樣寫：破玻璃瓶碎片在磨坊的堤壩上閃閃發光，像明亮的小星星一樣，而一條狗（或狼）的黑影像球兒樣地一滾而過——如果你這樣寫，你就寫出了月夜。如果你不嫌厭把自然現象同人們的行為等等作比較，那麼你筆下的自然景色就寫活了。
（致 亞·巴·契訶夫 ，1886年5月10日，莫斯科）
02.
在心理描寫上也要抓住細節，但願您別老生常談。最好是別去描寫人物的心情，應當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們的行動中就清晰可見……不必追求眾多的人物，作為作品重心的應是兩個人：他和她……
（致 亞·巴·契訶夫 ，1886年5月10日，莫斯科）
03.
請您儘可能多寫一些！！寫、寫、寫……一直到寫斷手指頭為止（習字是生活中的一件主要事情！）。
您要多寫，這麼做倒不是為了要發展群眾的智力，而是為了應付這樣一種情況，那就是由於您不習慣於給“小型刊物”寫東西，在開始階段您的一大半小文章將會被退回。我保證，在退稿的事情上我不會哄騙、口是心非，也不會巴結奉承。但願您也不因退稿而發窘。如果即使有一半稿子被退回，那也要比您為《兒童-波希米亞人的休息》雜誌寫稿更為合算一些。至於自尊心……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我是早已處之泰然了……
（致 瑪·符·基謝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4.
請您寫各種各樣的題材：使人發笑的事和引人流淚的事、好事和壞事。
請您提供一些短篇小說、小故事、趣聞、俏皮話、雙關語等等。
（致瑪·符·基謝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5.
改寫外國作品的做法是完全合法的，但這只是在那種違背“第八誡”的不良行為並不刺眼的情況下進行的改寫……請您迴避那些大家知道的情節，因為我們的編輯先生們雖說都是一些腦筋遲鈍的人，但要揭穿他們不懂巴黎文學，特別是不懂莫泊桑作品，那倒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
您寫作的時候，要一氣呵成，要對自己的這支筆充滿信心。我向您說實話，我毫不虛情假意：同您相比起來，為“小型刊物”撰稿的作家中八成都是寫作十分蹩腳的失敗者。
您在聆聽了像我這樣的聰明人和天才的教誨後，現在請賞光接受我對您的表白，我是十分真摯地忠誠於您的。如果阿歷克塞·謝爾蓋耶維奇、瓦西麗莎和謝爾蓋願意的話，他們也可以接受我的這一表白，但是要開一張收據。
（致 瑪·符·基謝廖娃，1886年9月29日，莫斯科）
06.
文學之所以叫做文學，就因為它是按照生活原有的樣子來描繪生活的。它的宗旨是真實，是無條件的老老實實的真實。
文學家不是做糖果點心的，不是化妝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悶的；他是一個負有義務的人，他受自己的責任感和良心的約束；既然他已經幹了起來，他就不應該打退堂鼓，因此不管他感到多麼痛苦，他也該克服自己的潔癖，讓生活中的骯髒事兒來玷汙他自己的想象……他同任何一個普通的通訊記者一樣。如果一個通訊記者出於他自己的潔癖以及要使讀者高興的願望，而只描寫一些廉潔奉公的市長、道德高尚的太太和品行端正的鐵路職員，那麼您又會說些什麼呢？
在化學家的心目中，世界上沒有任何不乾淨的東西。文學家應當像化學家一樣客觀：他應當摒棄世俗的主觀性，他應當懂得，糞堆在風景畫中的作用很大，而兇惡的感情同善良的感情一樣，它們也都是生活中所固有的。
（致 瑪·符·基謝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07.
文學家是自己時代的兒子，因而他們同一切其他的人們一樣，都應當服從外界的社會生活條件。比如說，他們應當是講究體面的。我們有權要求現實主義作家的也只是這一點。順便說一句，您連一句反對《泥沼》的寫法和形式的話都沒有說……可見，我這個作品的寫法和形式不是有失體統的。
坦白地說，我寫作時不常常同自己的良心進行交談，這是由於我的工作習慣以及我工作的渺小。因此，如果我發表有關文學的某種看法，我並不考慮到我自己。
如果聽任個人觀點隨便處置文學作品（大小文學作品），那麼，文學的命運將會是可悲的，這是一。其次，沒有一種警察會認為自己在文學事業上是內行。我同意：沒有約束和棍棒是不行的，因為騙子手也會鑽進文學界來。但是，對文學來說，不管您怎麼想，您想不出一種比批評和作家本人的良心更好的警察來。不是嗎？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人們就一直在想，可就是沒有找出一個什麼更好的東西來……
（致 瑪·符·基謝廖娃，1887年1月14日，莫斯科）
08.
我初次給大型雜誌寫東西，選了已經好久沒有人描寫的草原。
我描繪草原：淡紫色的遠方、牧羊人、猶太人、神父、夜間雷雨、客棧、車隊、草原上的飛鳥，等等。每一章是一個單獨的短篇小說，而相近的關係又把各章聯在一起，就好像卡德里爾舞中的五段舞步型一樣。我儘量使它們有共同的氣氛和色調，這一點我可以比較容易地做到，因為在我的作品中有一個人物是貫串於各章的。我感到，我克服了許多困難，有些地方散發出乾草的香味。但是，從總體上說我寫出的是一種古怪和出奇的東西。由於我不習慣於寫長作品，由於我一直習慣地害怕寫下多餘的東西，我就陷入了極端。我作品中的每一頁都寫得很緊湊，彷彿經過壓縮機壓縮的。許多印象壅塞和重疊在一起，互相壓擠；而畫面呢，用您的話說是“閃光的東西”，則又都緊貼在一起，一個畫面接著一個畫面，像一條不斷的鎖鏈，因而讀來使人膩煩。總的說來，寫成的不是一幅畫，而是乾巴巴的詳細的印象羅列，就好像是提綱一般的東西。我獻給讀者的是一部“草原百科全書”，而不是對草原所作的完整的藝術描繪。凡事開頭難。我並不因此而膽怯。再說，百科全書也許會有用處。也許，它將打開我的同時代人們的眼界，向他們展示，有多少美的富源和蘊藏尚未動用，而可供俄國藝術家們走的路子一點也不狹窄。
如果我的中篇小說將使我的同行們想起被人們遺忘了的草原，如果在我約略而又枯燥地勾勒出來的圖案中哪怕只有一個能促成某個詩人深思，那麼我也就應當心滿意足了。我知道，您會了解我描寫的草原的，並且會為它而原諒我無意中犯的錯誤，因為正如現在已經發現的那樣，我還不善於寫大作品。
（致 德·瓦·格里戈羅維奇，1888年1月12日，莫斯科）
09.
藝術家進行觀察、選擇、推測和組合——光是進行這些活動一開頭就要提出問題；如果藝術家最初不想自己提出問題，那麼他就沒有什麼好推測，沒有什麼可選擇的了。
為了講得更加簡練一些，我以精神病學來結束我的講話：如果否認創作中有問題和意圖，那麼就必須承認，藝術家是即興地、無用意地受了感情衝動的影響而進行創作的；所以如果有哪一位作家向我誇口，說他實際並沒有深思熟慮的意圖，而只是憑一時靈感就寫好了一部中篇小說，那麼我就會把他叫做瘋子。
（致 阿·謝·蘇沃林，1888年10月27日，莫斯科）
10.
現在科學和技術正經歷著一個偉大的時代，但對我們來說，這個時代是疲沓的、抑鬱和枯燥的。我們自己也是抑鬱和枯燥的，只會生養一些橡皮孩子，而對這一點視而不見的只有斯塔索夫一人，他生來就有一種難得的才能：喝泔水也會喝醉。原因並不像佈列寧所想的那樣在於我們愚蠢、無能和厚顏，而在於一種疾病，對於藝術家來說這種疾病比梅毒和陽痿還要壞。
我們缺少“一點兒什麼”，這麼說是公正的，這就是說，您一提起我們的繆斯的裙裾，您就會看到那個地方是平平的。請您回憶一下，那些我們稱之為不朽的或簡稱之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們陶醉的作家，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徵：他們在朝著一個什麼地方走，而且召喚您向著那個地方走，而您感覺到，不是您頭腦，而是您整個身心感覺到，他們都有著某種目標，就像哈姆雷特的父親的幽靈一樣，這幽靈不是無故來臨和驚擾人的想象的。
他們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幹，有最近的目標：廢除農奴制度，解放祖國，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乾脆就是伏特加，像傑尼斯·達維多夫一樣，而另一些人則有遙遠的目標：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類的幸福等等。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是現實主義的，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但由於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漿汁似的浸透著目標感，您除了生活本來的樣子外還感到那種應該有的生活，而這一點也就使您心醉。
至於我們呢？我們啊！我們是把生活寫成它本來有的樣子，再往前呢，就一動也不動了……再往前您可以用鞭子抽打我們，也不會動一動。我們沒有最近的目標，也沒有遙遠的目標，我們的心中一無所有。我們沒有政治活動，我們不相信革命，我們沒有上帝，我們不怕幽靈，而我個人呢，我連死亡和雙目失明也不怕。誰什麼也不要，誰什麼也不指望，什麼也不怕，誰就不能成為一個藝術家。這是不是一種病？——問題並不在於名稱，而是應該意識到，我們的情況遭透了。我不知道，過上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會怎麼樣，也許，到那時情況會有變化，但眼前就指望我們寫出什麼真正有用的東西來，那就會是輕率的，這是不以我們是否有才氣為轉移的。
我們只是屈從於古已有之的規矩在機械地寫作，依照這個規矩一種人當差辦事，另一種人做買賣，第三種人從事寫作……您和格里戈羅維奇認為我聰明。是的，我至少在這些方面是聰明的：我不向自己隱瞞我的病，不向自己撒謊，不用諸如60年代思想這類別人的破爛來掩蓋自己的空虛，等等。我不會像迦爾洵那樣跳樓自殺，我也不用對美好未來的希望迷惑自己。
我患這種病不是我的過錯，也不是我能治好自己的毛病，因為這種毛病，應當這樣認為，有它自己的不為我們所知的良好目標，而且上帝也不是無緣無故地把這種病賜與我們的……它並非無緣無故、並非無緣無故地和一個驃騎兵在一起的！
（致 阿·謝·蘇沃林，1892年11月25日，梅利霍沃）
文字丨選自《契訶夫書信集》，[俄]契訶夫 著，朱逸森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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