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升任大司寇不久，發生的一件事足以證明孔子之能力非凡人所想，文足以安邦，武亦可定國。可是，往往世俗認為:“凡文者必迂弱”。齊國客卿犁彌就對孔子看走了眼。
按《左傳·定公十年》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和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幹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闢之。
白話意思:魯定公十年春天，魯國同齊國約定會見。夏天，魯定公和齊景公在祝其會晤，祝其實際上就是夾谷。孔子擔任相禮官。犁彌對齊景公說：“孔丘擅長禮儀，但其沒有膽量，如果派萊人用武力劫持魯侯，一定能夠遂了我們心願。”齊景公就按照犁彌的話辦。孔子掩護著魯定公往後退，並說：“士兵們！拿起武器衝！兩國國君為了友好而會見，而夷人俘虜卻用武力來擾亂，這不是齊國國君命令諸侯會合的方式。外狄之人不得圖謀中原，華夏之事不容夷狄插手，萊夷俘虜不得觸犯盟會，武力不能通過逼迫而使之友好。這樣做對神靈是不祥的，對德行也是違反道義的，對人也是失禮的，這一定不是國君的本意。”齊景公聽了這番話後，急忙叫萊人退下。
按《左傳·定公十年》。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加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白話意思:將舉行盟誓時，齊國人在盟書上加上了這樣的話：“一旦齊國軍隊出境作戰，魯國如果不派三百輛兵車跟隨我們，就按此盟誓懲罰。”孔子讓茲無還作揖回答說：“如果你們不歸還我們汶水北岸的土地，卻要讓我們聽從齊國的命令，也要按盟約懲罰。”
最終，按《左傳·定公十年》記載:“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魯國為了紀念夾谷之會取得的成就，後來在龜陰修城一座，取名為“謝城”。這是後話。
齊國君臣在夾谷會上沒有佔的便宜，心有不甘，於是決定設宴款待定公孔子一行，看是否還有機會逼定公就範。孔子早已看出端倪。所以當齊國司禮官梁邱據準備設宴時，孔子這樣對他說：“齊魯兩國的慣例，你我難道沒有耳聞嗎？盟會之事已經完成，何必再設宴呢？這不是多此一舉嗎？況且犧、象這樣貴重的器具是不能離開宮室的，莊嚴神聖的禮樂也不能響于田野。如果宴會上非得使用這些東西，就是違背禮法；如果不用這些東西的話，宴會就簡陋的像秕子稗子上大席一樣隨便。宴會簡陋，這是齊君的羞恥，如果丟棄禮法，我國將擔負惡名，這樣做，我們是圖什麼呢？設宴的目的本來是弘揚美德，如果辦不到，還不如不辦呢。”
按《左傳·定公十年》。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這是人類外交史上以弱勝強的典型性案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孔子乃是有德者，亦是有仁者。孔子又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論語·述而》。” 足見孔子有勇有謀，有言有行臨危不懼的偉丈夫形象，與後來我們眼裡的儒士形象大相徑庭。
齊魯的夾谷之會為魯國爭取到了最大利益，孔子也因此而被魯國上層所認可，三桓一致推舉孔子為魯相，行攝相事，全面管理魯國內外事物。
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
其中，“定公十四年”應為“定公十年”為妥，因為定公十四年，孔子已經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了。此時的孔子，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二年的時間，升官升官再升官！在官場生涯已到達人生的巔峰——魯相。所以喜形於色的狀態引起了弟子們的懷疑，這也太不像往昔那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夫子了。而孔子並不否認，回以“樂其以貴下人”，即我開心的是“可以使下面的人變得尊貴”。這正是孔子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終極目標，孔子，聖人也。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讓文人學者打了兩千年的筆墨官司。更為後世謗儒、毀儒者津津樂道，以此說事。
按《荀子·宥坐》。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闢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裡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
白話意思:孔子做了魯國的宰相，七日後就殺了少正卯。他的學生進來質問孔子說：“那少正卯，是魯國的知名人物啊。先生執政之始就把他殺了，這樣做難道沒有過失嗎？”
孔子說：“坐下！我來告訴你這樣做的緣由。人有五種惡，而不包括偷盜在裡面：一是通達古今世事而用心險惡，二是行為邪僻而堅韌不改，三是言辭偽善且巧於狡辯，四是記述醜惡的東西而十分廣博，五是順著非正道的思想而大加散佈。這五種罪惡，在一個人身上只要有一種，就不能免掉被君子的殺戮，而少正卯卻同時具有這五種罪行。他安居下來就足夠聚集門徒而成群，他的言談足夠用來粉飾邪惡而迷惑眾人，他的剛強足夠用來反對正確的東西而單獨成立，這是小人中的奸雄，是不可不殺掉的。因此商湯殺了尹諧，周文王殺了潘止，周公旦殺了管叔，姜太公殺了華仕，管仲殺了付裡乙，子產殺了鄧析、史付。這七個人，都是處在不同的時代而有同樣的邪惡心腸，是不能不殺的。《詩》雲：‘憂愁之心多悽楚，被群小人所怨怒。’小人成了群，那就足以值得憂慮了。”
類似的記錄還存於《尹文子·大道下》、《孔子家語·始誅第二》、《史記·孔子世家》、《說苑·指武》等等典籍。
而此事《論語》不記，《左傳》亦不記，較之孔子年代成書較早的《墨子》也不記，看來其中頗有蹊蹺。我認為學者劉方煒的觀點能站的住腳，現摘錄如下:
以我觀之,《論語》、子思、孟子所不言誅殺少正卯之事並不打緊,孔子所傳之《尚書》早有為政宜簡、用刑以寬的施政信條。況誅殺少正卵乃因言而誅、因心而誅,此等誅言誅心之刑,乃韓非李斯者流倡其首,法家開其端。李斯“禁書”之議曰:“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各以其私學議之,人則心非出則相議一,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此等羅列之罪名，與在此事件中加於夫子之口的“人有惡者五”，何其相似乃爾!韓非李斯為荀況之弟子,清儒王先謙作《荀子集解》,在《宥坐·二十八》名下注曰:“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此乃言明,《宥坐》篇非荀況一人所作,乃弟子們相助輯成之“記傳雜事”。弟子者誰?韓非乎?李斯乎?韓李之師弟乎?必有其人也!韓、李之秦,以法家刑殺之言說秦王以取富貴,其赴秦之前,偽造孔子因言誅殺少正卯事,以壯其行志,理所當然耳。
誅殺少正卯,與孔子一貫倡導為政之策不合,早有公論。
《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既然言此,又何必誅殺少丘卯以自封其嘴乎?
以上就是劉方煒關於“孔子誅殺少正卯事件”的觀點。在這裡，我突然想到現代網絡謠言的興起，其特點與“孔子朝七日而誅少正卯”事件何其相似乃爾！一個事件得以傳播，不是因為它是真實的，是有意義的，而是它只要夠有意思，夠刺激，夠轟動，我管它真與假，我要的是站在道德高地的鄙視與唾棄本身，我要的是這種快感。而圍觀吃瓜群眾，又以此為談資，樂此不疲。我們真是一個缺少反省的民族，是一個缺少敢於理性拷問的民族。更可惡者是那種別有用心，捏造事實，混淆視聽，妖言惑眾的謠言製造者，真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現代網絡傳播的特點就像癌症病毒擴散一樣，一旦有第一條出現，馬上以成幾何倍數的速度和數量迅速擴散，其造成的影響實實不可小覷。而最最讓人悲觀的現實是:造謠所帶來的違法成本過於微小，幾勝於無。真心希望國家有關部門能引起重視，能通過有效手段，官方報道等，讓謠言無可借勢。另外，對於造謠傳謠者責以重罰。謠言之害，貽毒無窮。就是因為“孔子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這樣的謠言，孔子被黑了兩千年，更可恨的是常常被解構孔子及中華文化之卑鄙小人拿來說事，而懵懂無知的國人竟也隨聲附和以示己之高明、而聖之不仁。痛哉，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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