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情絕色真會士,一段晚明最傳奇

1517年10月31日,在德國威登堡教堂門口,一張猛烈抨擊贖罪券和天主教的題為“九十五條論綱”的大字報,引起了許多人的圍觀。

絕情絕色真會士,一段晚明最傳奇

路德張貼《九十五條論綱》

圍觀改變歐洲,就從這一天開始,驚天動地,風起雲湧的宗教改革運動深遠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促進了整個歐洲的政治經濟、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進步。從這場改革中誕生的“天職觀”等新教倫理與後來西方的一系列變革如法國大革命後引申的政教分離,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成,以及自由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01 耶穌會士與晚明中國

面對浩浩蕩蕩的改革潮流,天主教內部也催生了一股維新改革的思潮,耶穌會應運而生。1534年,依納爵·羅耀拉與其他6名巴黎大學的學生,在巴黎郊外聖但尼小教堂的地下室成立了耶穌會。

經過四百多年的發展,2013年,從耶穌會終於走出了第一位會員教皇,也是第一位拉丁美洲教皇,他就是天主教第266現任教皇---方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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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教皇---方濟各

耶穌會最大的特色是非常重視教育和科學,他們興辦許多大學、高中,是現今世界最大的辦學團體之一,並因此貢獻了許多傑出的科學家,數學家和作家,如我們很熟悉的笛卡兒,利瑪竇、湯若望等。

成為耶穌會士還必須接受三絕:絕財、絕色、絕情。耶穌會士的生命只能屬於上帝。

“由於通曉古代和近代的知識且具有良好的學術素養,耶穌會士通常是歐洲最有才華的人。”

而這一批“歐洲最有才華的人”的目光已經遠遠超出了歐洲。

15世紀開啟的大航海時代對歐洲人而言,彷彿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耶穌會士們熱忱而急切地希望把信仰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遙遠的角落。而當時的晚明中國就像一片待開墾的處女地,這是一個物產富饒、豐衣足食、國泰民安、高度文明的恢弘大帝國,是柏拉圖的烏托邦。他們高度讚揚了偉大的晚明中國,並認為這個龐大帝國的無數百姓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資質。

傳教士範禮安:“中國可說是與東方其他王國都不一樣,它還要超過它們;這是整個東方最重要最豐富的事物,它在若干方面,例如富饒、完美方面,都非常與歐洲接近,在許多地方猶有過之。”

傳教士沙勿略:“日本的教義與宗教無不傳自中國,一切經文亦均漢字。中國幅員遼闊,境內安居樂業,以正義卓越著稱,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區所不及。中國人智慧極高,遠勝日本人,且善於思考,重視學術。”


利瑪竇: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

《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國這個沒有上帝的地方,竟然治理的這麼好。柏拉圖的烏托邦,在中國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另一面,中國保守自負,固步自封,例如依然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正如利瑪竇所言:“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夜郎自大”和“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都是利瑪竇對晚明最真誠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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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歷史給了晚明中國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個讓古老的東方迎頭趕上西方的機會,一個讓中國融入世界的機會,一個向近代化邁進的機會,一個大明最後的復興機會,而帶來這個機會的正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們。

他們和中國的“睜眼看世界的人們”一起緩緩拉開了影響深遠的“西學東漸”的宏大序幕。

02 利瑪竇與徐光啟

在這些不遠萬里,渡海而來的耶穌會士中,標準官二代(其家族是當地名門,父親曾任教宗國的市長和省長)利瑪竇(Matteo Ricci)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他是史上第一個向天朝進獻自鳴鐘的老外,併為中國造出了第一座國產機械自鳴鐘,他絕想不到會因此被後世的鐘表匠尊奉為祖師爺,成為中國龐大民間神譜中的一位,每月朔望都被獻上香火,也不管本尊願不願意享用。

他在1580年成為神父,兩年後他就奉召從九萬里之外迢迢來到澳門,從此,他再也沒回故土,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

“我們在這些國家,就像是自願流放,不僅遠離我們的親人:父母、兄弟和親戚,而且遠離基督教民族和我們的祖國,有時是來到一個十幾二十年見不到一個歐洲人的地方。”(利瑪竇書信)

如同釋迦牟尼捨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利瑪竇也是毅然放棄了他在歐洲優渥的貴族生活,但正是他的“自願流放”為中國人打開通向西方科學的大門,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先進科學文化,同時也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生根發芽並在隨後的歲月中開枝散葉……

利瑪竇神父是一位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的神學、哲學功底和藝術修養深厚,對當代高級數學、天文、地理和最進步的實用科技也很有心得,再加上他以堅忍不拔和謙恭好學的態度,深入鑽研中國古典文化,因而真正成為中國與歐洲兩大文明之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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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海而來的西學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擁有開放胸襟的士大夫們,而他們中成就最大的正是大科學家徐光啟。

最初吸引徐光啟的,是利瑪竇帶來的《坤輿萬國全圖》。正是這張顛覆了中國人“天圓地方”傳統觀念的圖,讓徐光啟追隨利瑪竇的足跡在“南京問道”, 開始與利瑪竇交遊,並“為低徊之”,“以為此海內博物通達君子” 。從此拉開了一段晚明最傳奇的故事,也為徐光啟的一生增添了異彩。

“南京問道”解決了徐光啟此前一直無法參透的生死和靈魂的大謎題。

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禪學、玄學及三教等學無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事,競無著落,心終不安。萬曆庚子,至南都見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啟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

利瑪竇1605年的信中記載:“他(徐光啟)曾向我說,他在南京和我會面,僅僅聽見我講恭敬唯一的天主,他回家忽然得一夢。夢中看見一座大廟,其中有三間小聖堂,在第一聖堂中間有一老人像,有人說這是天主聖父,在第二間聖堂中又見一像,有人說這是天主聖子。在第三間聖堂中,則無所見。”

臨別的時候,利瑪竇送給他兩本書:《天主教要》(《馬可福音》)和《天主實義》。

柏應理《徐光啟行略》雲:羅子因以利子剛譯《實義》及《教要》諸書送閱。公持歸邸舍,徹夜不寐,讀之欣喜無已。遂曰:我平生善疑,至此而無可疑;平生好辯,至此而無可辯,即立志願受教。待旦復入堂求教。

徐光啟反覆閱讀經書,深思熟慮經年,直到疑無可疑,辯無可辯,才真正接受了新的信仰。

徐光啟受洗後,取教名“保祿”(保羅)。1604年到達北京,開始日夕與利瑪竇相處,據利瑪竇稱:徐光啟第一件要務就是來拜訪教堂,行懺悔禮以及領聖餐。伏若望(Joao Froes)《徐保祿進士行實》:他經常來這裡做懺悔和領聖餐,非常虔誠,熱淚盈眶,在場人無不為之感動。

徐光啟的家人隨後也都在他的言傳身教下領洗入教。不經意間,這讓徐光啟接連創下幾個記錄:他成為文獻記載首個有英文名的中國人,他成為中國第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妻子亦成為北京第一位奉教的婦女,而徐光啟一家則成為上海第一批天主教友。

基督教信仰改變了徐光啟的一生,而徐光啟更進一步成為信仰的管道,對其後中國人的基督教信仰產生了巨大影響。

利瑪竇說:“真難說清這人對基督教事業是多麼巨大的一筆財富。”

03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此時離利瑪竇去世僅僅六年,南京禮部侍郎沈㴶,連上三道奏疏,攻擊天主教, 罪狀有三:一是變亂曆法,有意變亂堯舜以來的中國傳統 ; 二是教導人不拜祭祖先,破壞中國倫常,是不忠不孝的表現; 三是傳教士用小恩小惠,廣收"貪愚之徒",收買人心。

自認忠君愛國的他不待皇帝下詔,便擅自逮捕了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徒不下20餘人。這一下就拉開了中國第一次教案---南京教案的大幕。

沈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浙江湖州烏程人, 萬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進士。在內書堂曾經做過魏忠賢的老師,因為有這份師生情誼, 明熹宗即位後,他是較早與魏忠賢勾結的大臣。教案發生時,他官居南京禮部侍郎,是個閒職,自是不甘寂寞。

他這振臂一呼,一時間南北兩京應者雲集,許多官員起而呼應,推波助瀾,非教風潮就此風起雲湧。

此時的徐光啟官職遠低於沈㴶,但他還是挺身而出上《辯學章疏》為傳教士和自己的信仰辯護,甚至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 力贊這些西方傳教士“實皆聖賢之徒也”,是有德有道有學有見之人,艱辛來華,只為勸人修身行善,信仰上帝,絕無陰謀:

絕情絕色真會士,一段晚明最傳奇

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陪臣(西方傳教士)最真最確。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裡東來者,蓋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徐文定公集》卷五)

徐光啟一生“目不停覽,手不停筆。”,著作等身,博學多聞,有明一代,只有我們之前八過的明朝第一才子楊慎可以與之華山論劍。(參看 )這篇《辨學章疏》其實最能代表他的精神,展示他的思想,其重大意義可比肩《幾何原本》及《農政全書》。

徐光啟早期是陽明心學泰州學派的傳人,成為基督徒後,轉變為“經世致用”派,他極少為文而文。《辨學章疏》指出儒釋道三教的不足在於傳統道德倫理缺少一種強大的內在動機,缺少終極關懷。而基督教信仰不但能補足儒學---“真可以輔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而且能為“國家致盛治、保太平”,“國祚永萬世之太平矣!”:

其說以昭示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功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域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誡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賞罰善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繇衷故也。

他接著以秦穆公以及漢武帝時期的著名外援---繇餘和金日暺興國安邦的事蹟為例證,總結出一條至今不易的至理名言:“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

徐光啟建議皇帝如果還不相信這些傳教士,可以“試驗西士之法三,處置之法三” ,如果不驗,他甘願承受“欺罔君父,自幹罪罰哉!”。

最後他情真意切地勸皇帝不可輕信謠言, 他以前也被謠言影響懷疑過,但是考察了幾年後,才真正不信謠不傳謠:“至於部臣所言風聞之說,臣在昔日亦曾聞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數歲,臣實有心窺其情實,後來洞悉底裡,乃始深信不疑。”

全文洋洋灑灑,以守為攻,鏗鏘有力,擲地有聲,是基督徒父母教孩子古文的最佳範本。

一向對奏疏留中不發,不予回覆的罷工皇帝明神宗罕見地“御批”“知道了”。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今天的我們也何其需要 “苟利於國,遠近何論焉?”這種寬容、自信、明澈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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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徐光啟系列前期回顧(推薦按照順序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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