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84：莫干山會議》，原載2014年搜狐財經第一訪談。
搜狐財經：1984年，通知您去莫干山開會的時候，您知道為什麼選擇您嗎？
張維迎：它是一個全國公開的活動，在《經濟日報》等幾家報紙徵集參會者。那時候我在北京做論文，得知要開這麼一次會議，大家自己去投稿。大部分是不認識的人。我自己試了一把把這篇文章投進去，後來就選上了。我們陝西就選了5個人。全國一共120多個人，陝西5人已經算不錯了。這5個人裡面，當時是研究生的好像就我一個。
我想這個背景講起來會很長。我理解，為什麼當時搞這個事。因為在傳統上在中國論資排輩，在經濟學上討論問題能發表文章、有機會說話的基本都是年齡比較大，老資格的，比如老的四大經濟學家，還有社科院經濟所的那些經濟學家，他們發表文章比較容易，說話也有機會。到了1984年的時候，可能從上一輩領導人角度來看，他們有好多問題、困惑，但是沒有人能夠給他們提供答案。這個時候也許這些沒有受過太多傳統思想訓練的年輕人反倒可以異想天開，思想比較自由，可能提出一些這些人提不出的東西。所以他們就搞了這樣一個會議，其實我想就是想發現人才，為改革提出有價值的觀點的人。
但是僅僅靠認識的人，可能有侷限性，所以他們就搞了全國公開徵文，聽說徵到1300多篇文章，最後選了120多人。我只是接到通知了，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那時候在杭州莫干山，我也從來沒去過那兒，也蠻興奮。
我記得在開完會之後，組織會議的這些人變成了朋友，然後就去他們那兒看類似審稿的一些記錄。當時我那個稿子，初審人寫的是“此稿不用”，給槍斃掉了。後來他們選完之後不夠，把有些槍斃掉的稿子再拿出來重審。二審有一個意見“此文很好，建議錄取”，就是這個意思。這也是一個幸運，如果第一批選稿選夠了之後，沒有第二批選稿，我就沒這個機會了。
搜狐財經：就跟您考大學一樣。
張維迎：對，我考大學也是擴招才進去的。參加莫干山會議，至少是第二次再篩的時候才篩選進去的。好在那些人當時確實有一種公心，有著為國家、為社會做點事的激情。組織這些會議，我相信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當時經常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干擾，這就是為什麼幾家媒體聯合去做它。
其實在5月份的時候，民間發起過會議。其中有一個溫元凱，當時是中國科大副教授，他和另外幾個上海的國有企業總經理發起開一個全國改革會議，也是報紙登消息，在合肥召開。那個時候應該是二三月份的時候他們就發通知。我當時寫了一篇關於企業家的文章，圓珠筆寫的底稿還留著。我把文章抄一份寄給溫元凱，我說希望能參加這個會議，接到溫元凱的信以後，他看了我的文章以後，說了兩句表揚的話，同意我來參加這個會議。這個費用還是自理。去了合肥以後，那個會議對我來講也是非常的重要。在那個會議上的我們住一個大通鋪。我那個時候只是一個不到25歲的研究生，能參加會議就不錯了，根本不會想到還有機會談什麼觀點。但是有兩個觀點恰恰因為那個會議就發生了影響。
第一個是我講的知識分子的問題。當時我的屋裡面住著好幾個人，其中有一個人當時是《北京日報》理論部主任叫李志堅，他聽了我的知識分子的觀點特別興奮。他就說希望我把文章壓在6000字以下，這樣他就可以給我發表。後來回到北京以後，我就跟他改稿子，為改稿子他還請我去他家吃飯，還買了一隻燒雞。他家就住在人民大學舊的二層樓，就是臨時建築的二層樓。
他是理論部主任，改完之後，能不能發還要交給總編審，到了總編審那兒就拖著。在這個文章裡面我主要提出商品經濟這樣一個概念，因為他們對能不能發這個文章沒把握。我回來之前剛好在北京待著，認識了《經濟日報》的幾個朋友。他們說你的稿子給我們看看，我們跟他同時發。我說我已經答應別人了。但是等我回西安以後，他們就搶先把這個稿子發了。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聯播上聽的，因為新聞聯播最後有一個報紙摘要，《經濟日報》發表誰誰誰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合作的。
發表之後李志堅還給我打電話，說非常遺憾這個文章被別人發了，但是你應該記得是我最初發現的這篇文章。我很感激他。我原來寫文章也不想有機會發它，像這麼長的文章就更難了，況且你又是無名小卒。這篇文章《經濟日報》頭版發，而且最後專門註明作者的年齡，說明那時候對年輕人的這種培養，社會有這種需求。
同時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觀點。討論的時候我就舉手要發言，我就談企業家。這個觀點非常受大家的喜歡，認為這個觀點跟大家想的不一樣。某種意義上1984年，30年前這些事情都與這兩個會有一些關係。可以說4月份會議推出了我關於企業家的一些想法，9月份的會議把我4月份寫的價格改革下雙軌制的文章讓更多人知道。
搜狐財經：莫干山會議的時候，在您的印象中，價格這一方面，放派是不是隻有您一個人？
張維迎：這個很難說。討論肯定是以我為代表。在當時的情況下，有人研究價格，但是我相信會議的論文本身像我這樣的可能沒有第二個。
搜狐財經：您是最激進的？
張維迎：對。我剛才就說，完全是一個理念的改變。過去基本理念講價格是調，大調小調還是中調，按生產價格調還是按勞動價格調。
當時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他們三個人寫的一篇文章。周小川是清華的博士生，樓繼偉和李劍閣都是社科院研究生，他們文章的核心就是價格改革小步走，財政不拿錢。當時價格改革還有一批人說出現通貨膨脹政府就要補貼。這個價格為什麼成為會議所有七個組裡面爭論最激烈、影響最大的一個會議，就是因為它完全提出全新的思路。
我的文章有一個小標題，就是“不能把價格改革的寶押在價格調整”，那時候大家老說押寶，把希望都寄託在這兒，我就是批判這個東西。
問題是為什麼大家能接受？確實因為調整已經說了這麼長時間，國務院價格中心已經計算了好幾年，問題為什麼就動不了？傳統的思路已經搞得看不到希望，我無非在這個時候給大家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來。因為你不能那麼去思考，不能靠調整。大調也好，小調也好，這種思路完全錯了。唯一的思路里你要逐步放開它，從邊界上放開它，形成雙軌價格，計劃內的最後放，變成單軌價格，變成市場價格。
搜狐財經：現在怎麼回憶自己當時和其他人爭論的狀態，是很激動？
張維迎：我說話那時候當然很激動。因為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有時候要說幾遍才行。完全新的觀念大家肯定會有一些不理解，有一些完全是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價格就是國家定，你那就是宣傳資本主義自由價格。好在那個會年輕人多，受到這種約束就比較少。這個其實我還要感謝組織者，確實是思想解放。
第一天晚上討論到11點左右，其他的組都散了。有意思的是，持另一種觀點的人，他們的地位比我高多了，像田源，他是一個局級幹部，他是國務院價格中心的主任，我就是一個研究生。我可以說是單槍匹馬從這個角度思考問題。確實由於當時面臨著那些難題，和我的那種梳理方式，越來越多的人覺得我說得有道理，最後大家才覺得變成一個思路。
搜狐財經：所以您覺得，您當時雖然是在人數上不佔優勢，但是您發言機會還很多？
張維迎：我有自己的思路肯定就要去挑戰，挑戰之後別人會提出一些疑問，一個回合接一個回合。大家討論氣氛非常好，沒有人給你扣帽子、打棍子。
（新書薦閱：《1984：莫干山會議》）
搜狐財經：您當時的心理狀態怎樣？“反正我是對的，我也不管別人地位怎麼樣”？
張維迎：那時候我從來是那樣。你堅信自己的東西對，就不應該有任何畏懼，只要給你機會你就應該自信。之前在1983年，全國批判我，《中國青年報》登批判我的《為錢正名》，使我自己越來越覺得應該捍衛一種東西，你認為是對的就去捍衛。批判《為錢正名》的時候，一開始有一點恐懼感，後來發現幾個月就過去了就沒事了，反倒壞事變成好事。
剛才講的《為錢正名》原來受到批判，學校也批判，後來我又發表關於知識分子的文章以後，學校又表揚我，這都給自己一種信心。如果我不是系統地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微觀經濟學，我不會對價格的機制理解那麼透徹；如果我對價格機制理解沒有那麼透徹的話，我不可能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來。它基於將近兩年知識的積累，加上對現實的思考。
我的運氣真的好。像中國那時候，改革的週期屬於逢單保守、逢雙開放。1983年保守，反自由化，1984年改革這一派又開始活躍了，一直到年底。所以碩士論文答辯相對比較順利一些，沒遇到什麼障礙。答辯的時候還有兩張照片。
搜狐財經：那時候有沒有一種感覺，在莫干山的時候，會不會覺得還挺得意，“我比這些人都看得更深、更遠”，會不會有這樣一種感覺？
張維迎：肯定有那種興奮感。當天晚上開完會以後，好像我名聲大振。好多人好奇一個西北大學的研究生，他講了一個什麼觀點，所有其他組的人都知道。我記得其他組比我們散會早，沒有那麼激烈的爭論。也有好多人湧到我們會場，背後站的都是人，全在那兒聽。從我自己來講，在那樣一個會議上，我本來也是一個小地方來的，而且可能參會的代表裡面我是最年輕的，沒有其他人比我年齡還小，突然之間我像一個明星一樣，可能有那種感覺。
搜狐財經：挺享受那種感覺的？
張維迎：我想做學問的人，肯定你最享受的是別人對你觀點的認同。首先是重視。他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但是他不能忽視你的觀點。最害怕的是你提出一個觀點，沒人把它當回事。
我和郭凡生住在一個屋，我們倆幾乎徹夜長談。郭凡生那時是內蒙古自治區政策研究室的處長，處長就有點權。他就很興奮，他就說要把我的觀點（那時候我是拿著油印的東西）印300份，鉛印。那時候鉛印就像出書一樣，是很令人興奮的。《內蒙古經濟研究》也是他們政研室的雜誌，摘一部分登在第四期上，價格改革這一部分。
搜狐財經：到你們組旁觀那些人，他們有人站出來仗義執言支持您嗎？
張維迎：這個我倒記不清了。旁觀者來得晚了，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開會有好多攝像、錄音，那時候亂哄哄爭論很激烈，我肯定是說話最多的。你要辯解嘛。當時價格改革本身大家不敢動，就是害怕通貨膨脹，害怕財政吃不消，我的文章裡面回答了這些問題。但是在會上別人拿不到論文，等於我在會上把我的論文一萬好幾千字的東西基本上都講了。
搜狐財經：那個時候，跟後來這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像周其仁老師、許小年老師，已經認識了嗎？
張維迎：周其仁我就知道他，也認識他。在這之前通過茅於軾教授，我認識了宋國青，宋國青也是周其仁的好朋友，他們在農村組。我那時候來北京老跟他們在一起討論。但是我本身不是研究農村的，儘管我來自農村，但是我不研究農村，而他們是農村問題研究組。他們的好多文章我都是讀的，吸納了新的東西。
那個時代給我影響最大的論文就是宋國青寫的，當時宋國青、鄧英淘、羅小鵬三個人合作，我知道主要是宋國青執筆寫的，關於統購統銷的改革。它不是簡單談糧食問題，裡面講一整套市場機制怎麼運作，這些對我是很有啟發的，對我研究價格放開、研究雙軌制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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