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9月1日。中华帝国都城北京发生了一场大面积的日食。
摄政王多尔衮大喜过望。
因为前几日，临时钦天监已准确的预测了此次日食的时间。
而作为一力主张入主中原的多尔衮而言。此次预测天象成功这是天佑大清的英明之举。
其时，内阁大学士记录：“……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全可尽心详录新法，以传为万年之楷模”
就是说，明朝经常测错日食，反而我大清朝进来才几天，就验准天象。
大清实乃受命于天，因此昭告天下。
日食
来得及时的天象
这一年发生的一切，让这一时间成为让天下百姓觉得诡异的时刻。
1644年4月25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殉国，
6月3日，在北京城的李自成举行了称帝仪式，次日清晨离京。
6月5日，多尔衮进入并定都北京，清朝入主中原，
8月20日，清王朝决定迁都北京。
9月1日即预知发生日食。
所以，大清满朝上下极受鼓舞，真是天佑大清，开始了一统中原的霸业。
可见此事对于大清王朝的重要性。
多尔衮画像
天人感应在中国
而且，中国古代皇帝对于天象历法之重视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部分来自于儒家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法。
皇帝为天子，天子天子，当然上天之子还是要敬畏天象的。
所以，每逢日食、地震、灾祸之时，再昏庸的皇帝都明白，这是皇帝老子要下罪已诏，公之于天下，轮到自已住偏房、食斋饭、节人欲的时候了。
这是中国古代对于帝王最大的约束。对于老百姓当然还是有好处的。
所以历人的知识分子都强调要敬畏天命，北宋神宗朝，宰相富弼就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汤若望与顺治帝在一起
这次预测日食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就要说到开始的那个钦天监人士，著名的科学家及传教士汤若望。
汤若望的这个历法，来自于明末著名科学家、礼部尚书徐光启、李天经主编的《崇祯历书》，当然此书也是徐光启与汤若望等人在西洋历法基础上改编的。
在崇祯朝时，皇帝已授命徐光启组织制定新历法，但传统与新派思想的冲突，导致新历法与旧历法争论极为激烈。
徐光启与利玛窦
新旧之争
反对新历法的人中，最典型的就是杨光先，杨光先是一个典型的程朱理学信徒。
此人果敢忠贞，不畏权贵，但却过于死守圣人之言。曾在崇祯十年（1637年），居然抬棺死劾当朝大学士温体仁和给事中陈启新，被廷杖后流放辽西。
不久，温体仁倒台，杨光先被赦免回乡。
他是一直坚决反对西洋历法的中坚，坚持使用“回回历”（即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所以在明朝末年就历法修改时，因为用新法还是旧法的事情就争论十多年。
虽然徐光启已经用新法在1629年准确的预测了日食，证明了当时明朝的钦天监的错误，但由于杨光先等一部分旧臣的反对。
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确立新历法。徐光启此时早已去逝。
汤若望
祸至新朝
可笑的是，直到大清入关之后，汤若望留京，杨光先也入清朝仕大学士。这种争论又延续到新朝。
由于多尔衮留用汤若望，受命钦天监事务。
汤若望马上准确预测了前面所说的那次日食，加之其对于数学、水利、火炮、医学、地理等事物的精通。使得在他在多尔衮及顺治朝大受欢迎，孝庄皇太后称之为义父，顺治帝甚至称其为“玛法”（爷爷的意思）。
终顺治一生都对汤若望尊敬倍至，深服其渊博的知识与高尚的人品，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在临终确立帝位的问题上，顺治还问计汤若望，汤力荐康熙已出痘（出过天花），可继大统。这从医学上说也是很有道理的。
争议再起
杨光先也因清朝招抚入朝。
他激烈反对任用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制定新历法，他写出《辟邪论》等文章加以驳斥，并屡次上书。
杨又让前钦天监吴明煊，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礼部查核以“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把吴明煊判了死刑。
但杨光先可谓在此事上与汤若望要死扛到底，数十年持之以恒。
顺治十七年，杨光先又作《正国体呈》一文，于五月二十三、二十七日，两次亲赴通政使司具投，被通政使司正卿雅布兰等驳回。
但终顺治一朝，杨光先没有占到便宜。
康熙剧照
致命一击
1664年3月25日，杨光先摘抄了汤若望《天学传概》一书后的某些句子，把它当作击败汤若望的一把利剑。
7月26日，又再赴礼部呈递，正式控告汤若望潜谋造反，历法荒谬等罪名。要求依律将汤若望正法。
终于到1665年，皇天不负苦心人，清廷换了当家人，鳌拜等权臣上台。
鳌拜派吏、礼部的几十名大员对此案进行公审，权力下就无真相。
这时，汤若望已经七十三岁，老掉牙了，说话都说不清楚，“淬患痉控。口舌结塞”，只能由其弟子南怀仁代叙。
整个审讯过程，既查不出武力谋反证据，又不能驳倒天文历算。
但让当时的鳌拜等人很是满意。
最后，清廷作出判汤若望绞刑，连同拘捕30余人，并废除了顺治钦定的新历法。时称震惊中外的“康熙历狱”！
杨光先，数十年努力终于咸鱼翻身，大获全胜。
此时，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他引吴明煊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停止推行新历法。
奇怪的北京地震
这案子，奇怪的不仅是杨光先数十年持之以恒的要告倒汤若望，而且判案之后还有着窦娥案一般的戏剧性。
就在此案已经铁板钉钉的情况下，北京城出了一件大怪事。
北京突然之间，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倒塌房屋数千间，连同大内紫禁城都感到剧然的震动。连拘禁汤若望牢狱之墙壁亦皆倒塌。
城内多处地面裂成很大裂隙。东堂房顶之十字，也亦被震落于地。狂风大作，吹扫城市，灰尘遮天蔽日，使北京顿成黑暗世界，一天之内还有继续发生三次，在以下的三日中，每日都发生一次。
这次地震，这让从未见过此事的北京官民惶恐不安。
这在古代可谓是天象示警，如六月飞雪。不得了的事情。
孝庄太后画像
孝庄太后介入
果然，孝庄皇太后本来就对此事极为不满，乘此时机介入此案，以太后之尊力主开释。鳌拜等人思虑再三，而且又有地震等天人感应的效应，也觉得需要退让。
汤若望才终免于一死，但最为遗憾的是潘国祥、朱廷舒等五名中国天文学家仍被处死。
两个月之后，曾经的一代“帝师”汤若望，受此打击含冤而死。
到了1667年，十六岁的康熙帝亲政，决定重新处理此案。
康熙实验判案
不过，康熙并没有简单的用权力来处理。而是决定用实践来证明谁对谁错。
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个以科学实验来判案的案例。
1668年11月23日，康熙帝决定用实验来决定对错，故召集杨光先、吴明烜、南怀仁等一起讨论天文历法，命他们各自到观象台，“预推正午日影之处”。
经过连续三天的实地测验，南怀仁都推测无误，而杨光先、吴明烜却屡出差误。
康熙帝又让两方相互指出对方历法上的问题，结果南怀仁指出了吴明烜推算的种种错误，如“康熙八年闰十二月，应定康熙九年正月，又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等差误”。
康熙并没有简单定案，而是作进一步验证。
康熙又召集大学士图海等二十名大臣同到现象台观看南怀仁、吴明恒进行“立春”、“雨水”等五项测验，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而吴明恒却“逐款不符”。
经过多次的实验和调查，证明汤若望、南怀仁所制新历法先进，精确度高。
平反昭雪
因此康熙决定停用“大统历”，复用“时宪历”，也就是今天我们在用的农历，并恢复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南怀仁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
罢黜杨光先钦天监监正，刑部以附逆鳌拜罪处死。后经康熙开恩免其死罪。
此案终于在康熙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又重见天日。
被杀的潘国祥、朱廷舒五大臣平反昭雪。
1669年，康熙又亲笔题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以慰汤若望在天之灵。
这场新旧历法之争，由明末一直打到清初，历时三代皇帝，耗时近五十年，终于落下帷幕。
明思宗殉国处
何以如此复杂？
有时候，大家看起来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为何能够拖如此之久，搞得如此之复杂？
首先，此案已经说到了程朱理学与实用科学之争。
很明显，理学教条在实证科学面前是根本占不住脚的。
但是程朱理学在明清上升为统治哲学之时，存天理，灭人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祖宗之法渐渐成为一种不可更改的事情。
所以尽管在崇祯朝，徐光启多次证明了此历法的准确性，并于1621、1629年两次准确预测了日食。崇祯帝始终是犹豫不决，虽然他已经认识到新历法的优点。
但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把此事给定下来。
华夷之辩与实用主义
此案之所以容易上升为政治之争而迁延日久。
实际上也是借助了华夷之辩，杨光先指责的重要一点就是汤若望是洋人。
但实际上这个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学的牛顿定律、伽利略不都是国外学者的成果吗？
杨光先却荒谬地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但在当时，确实是利用了鳌拜、尤其是受理学影响的汉臣看不惯洋人的心态。又把事件弄得更为复杂。
以至形成大狱，冤杀了五位中国天文学家。
中国之法与吸收国内外科学的认识。
而好笑的是，杨光先自以为数十年来所主推的回回历就是祖宗之法，
此法元代忽必烈所定的。表面上《授时历》 是元初时中国科学家郭守敬所著，但实际上郭守敬所著的历法与也是在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合作下，使用的天文仪器、阿拉伯历法及数学原理基础上都是从阿拉伯人那是学习过来。
而杨光先却以为这才是中国之法，不可擅改。岂不知此也是西学东渐之物。
宁夏扎马鲁丁与回回历法纪念馆
再追溯《授时历》的上一代唐代历法，既使是著名的唐代《大衍历》，表面上是由僧一行的《大衍历》制定，其实也是编译应用印度天文学瞿昙悉达《九执历》的成果。《大衍历》中测量月亮黄纬的表格，就罕见的使用了360°分度体系。
瞿昙悉达首次使用点符号来表示0，填补了中国算筹体系没有零记号的空白。
收录古印度《九执历》的唐《开元占经》
前两大历法与徐光启编篡《崇祯历书》的道理是相同的。
虽然，中国采用了国外的先进科学知识，而同样的中国四大发明也传之于世界。实际上，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无国界的问题。
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包融体系的产物。
《九执历》中给出的正弦函数表
看清楚了就不是问题。
看清楚了这个问题，所以到了1912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们，就毫无顾忌的以公元纪年与中国农历同时使用。至共和国建立仍然沿用公元纪年，就形成了现在大家常用的阳历与阴历之说。
后来的杨光先们
不禁让人想起，晚清那些激烈反对恭亲王、李鸿章修铁路、改科举、办学校的士大夫们，张口闭口以夷变夏，何以为国，却盲然不知国将不国。
实如梁启超指摘倭仁等所言：“误人家国，岂有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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