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书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承载着「文化」与「知识」，同时又是充满「商业考量」 的货品。人们热衷于装祯精美的逸品，倾力搜罗名家著作的全秩，很多由薄纸组合而成的文字串联，自问世以来吸引无数读者的目光。
满载知识的容器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锁匙，回顾历史，管制书籍，遏制思想的政策屡见不鲜。譬如秦朝焚书坑儒，引起了民间一波又一波的思潮。于是利用公权力规范出版事业，成为规范书籍管理的重要手段。这是人性使然，仔细深思，却也是人类史上最惊悚的作为之一。
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的朝鲜人，是检验这个设问的好题材。这些肩负外交使命的朝鲜贡使，在两国之间往来如织。他们对书籍的狂热渴求，为我们提供一道窗口，窥探朝鲜人在中国的购书活动，究竟是猎取知识的雅趣，还是关乎国际政治的攻防？三百年前的跨国书籍贸易同样牵涉此类问题吗？本文以下将深入朝鲜人在北京的书籍贸易，检视纸张装订的瞬间，夹带多少意想不到的问题……
爱书之人
朝鲜王朝（1392-1897）自立国以降，外交政策以「事大字小」为宗旨，也就是服侍大国（中国），与之极力交好。长期以来，朝鲜半岛上的政权受地缘政治影响，被几个大国包围，可说是四战之地。有意识地与大国联合，是国际政治的有效策略。因此朝鲜国的创立者李成桂（1335-1408）在军事政变成功之后，很快地向大明朝廷输诚，此后成为明朝「朝贡册封体系」的一员。
加入朝贡册封体系后，朝鲜服膺以「大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遵循一套规则办理外交事务。按照惯例，朝鲜必须向中国连年派遣使节团，代表朝鲜国王致赠贡品，敬贺中国皇帝及其亲属的生日，表达问候。因此来回于朝鲜国首都「汉城」，与明朝、清朝首善之都的「北京」之间，络绎不绝的朝鲜人是四季如常的光景。
为了彰显朝鲜的国力，使臣往往拣选娴熟汉文诗赋的官员。在明代，这些自小研修儒学典籍，以中国经典为宗的朝鲜读书人，大都将出使中国视为「朝天」，也就是朝见天朝。朝鲜使者的中国旅行像是验证所学的测验，他们回到最熟悉的异国，见证并带回最新的中国文化。
倘若票选朝鲜人最喜欢的「中国礼品」，书籍肯定名列前茅。尽管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后，经过有选择的「在地化」，而非全盘移植；对朝鲜人而言，中国书物始终是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商品。书籍堪称是可移动式的中国，兼具美观与智识，邀请朝鲜使者购回故乡。
中国的士大夫姜绍书（活跃于明末清初）曾说：「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值﹞购回。」姜绍书指出，朝鲜人热爱书籍，凡是使者来中国，不论是旧书新书，或是小说，朝鲜贡使均愿意重金购回。
清代著名的士大夫王士禛（1634-1711）也说：「近朝鲜入贡使臣至京，亦多购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价。」朝鲜人不仅爱书出名，也因为「愿掷重金」而令中国读书人印象深刻。尤其王士禛强调朝鲜使者多方索求宋元两代的文集，这两朝的出版品一直是古籍市场的明星，显见朝鲜客人不是浪掷元宝的土豪过客，而是颇具收藏眼光的异域远邦猎书人。
供需法则
朝鲜使者对中国书籍的狂热，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同时须考量朝鲜官方的态度。朝鲜以儒学立国，为了惩治高丽末期各拥私兵的情况，锐意「以文治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典籍，尤其是来自中国，各种关于儒学、历史、文学的经典著作，愈显重要。
早在 1421 年，朝鲜世宗（1397-1450）就曾命令臣子向中外购书，并颁布赏令，主动呈纳图书者可得到布帛，甚至授受官爵。三十年后（1451），朝鲜文宗（1414-1452）又曾计划，派遣娴熟中文的官员申叔舟（1417-1475）前往北京，购求书籍。这个现象一直持续不断，至 1515 年，朝鲜中宗（1488-1544）希望宫中「无书不藏」，方法同样是命令往返中朝的使者，「广求书籍以来」。
综观朝鲜国自十五世纪以来，种种由国王发出的「求书令」，得见朝鲜内部对书籍的深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求书的对象虽然也包括国内的士大夫，但「中国」始终是最主要的目标。审视朝鲜人在清康熙年间的购书活动，必须注意该国内部的因素，并意识到朝鲜有著渊源流长的
「中国求书传统」。
书籍禁令
正是在朝鲜官方的刻意鼓舞，以及科举、儒学传统的加持之下，搭配朝鲜贡使连年进京的机遇，造就这么一条书籍之路。朝鲜方面固然藉此获得诸多珍本秘笈，但这条管道实际上始终是藏于地下的非法途径。事实上朝鲜与中国的书籍交流，除却中国官方特别致赠的书册外，朝鲜人绝大部分的购书活动，都是在违反官方的明文禁令下暗中进行。
想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时至今日，各国无不努力将自己打造成「文化强国」，向海外输出本国文化。如果有外国愿意大规模进口本国图书，相信均是大表支持。然而中国自近世以降，官方却是有意识地管制书籍出口，尤其是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的作品，法禁森严。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出使中国的崔晛（1563-1640），曾记下「中原禁物」、「书册禁物」，后者就提及「天文书」、「地理书」，以及「诸史记」，也就是史书。
规范天文知识，肇因历朝历代的民间动乱，多以附会天象异变，藉此神道设教，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循著这个思路，中国官方深恐百姓掌握「天文」、「兵法」、「阴阳」相关的学问，元代开始选派阴阳生，明清设置「钦天监」，就是借公权力消除任何萌生叛乱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出口的书籍种类还涵盖历史、地理，且一直延续到清代。根据康熙年间颁布的《大清会典》，顺治年间（1644-1661）就曾明令朝鲜使者「不许收买史书」。谨慎起见，又规定朝鲜贡使在北京的居所「会同馆」的邻近居民，如果代外国人收买违禁货物，一律问罪，发配边疆。至于接待朝鲜人的外交人员，也不许将违禁货物，私相交易。由此可见大清的法律，在管制书籍出口方面非常严格。
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鲜国同样因为「违禁私买一统志书」，引发两国的关系紧张。关于清朝查禁史书、地理书的原因，此次礼部官员说得较清楚，该份文件中表示：「一统志载天下山川舆地、钱粮数目，所关甚重。」由此推之，史书、地理书因为涉及「国防机密」，尤其是各种关于地方制度、地理景貌的描写，也可能为军事侵略所用，自然需要严加管控。
明白这一点，就能理解清朝管制书籍出口，目的与通行国内的策略相同：「维持政权稳定」。让外国掌握更多自身历史、地理，或是关涉天文的知识，都是助长敌人更了解自己。
这是与当代国际政治完全相同的博弈心理，只是目标不是制作飞弹的机密文件，而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人文知识。既然如此严重，无怪乎礼部提议「应将违禁私买一统志书之内通官张灿革职，发伊国边界充军。正使李沉、副使徐文重等，失于觉察，并应革职。」 有关人等不是革职就是充军，这就是围绕著书籍的政治学，可大可小，端视两国的关系。
不是秘密的秘密
买书，犯法吗？这是本文伊始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不仅在近代因为思想控制的缘故，购买、阅读书籍成为罪责；远在三百年前的中国，外国人也会因为收买图书而获罪。书籍不仅是商品，在执政者眼中，更像是牵制人心的利器。如果社会的思想是一阵阵的风，那么书籍就是引导方向，无形而有形的一股推力。
管制总有漏洞，清朝不愿外国人购买书籍，祭出严格的法条规范，但朝鲜人与贪图贿赂的序班、乐于高价贩书的中国人裡应外合，无数次偷渡书籍，上演一出出「不是秘密的秘密」。他们透过序班搜求图书，或是在沿路下单，回程取货，可谓极尽巧思。至康熙末年，门禁鬆弛，朝鲜更肆无忌惮地自行购书。
结语：
购书不代表没有规范，而有所规范也不代表违禁事件不存在。倘若仅将眼光紧盯著法律文书上的条款，以及清朝、朝鲜官方对书籍贸易的屡屡申禁，无法听到来自底层的声音。那些位卑权轻的序班，不得志的中国读书人，以及渴求汉籍的朝鲜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将掩盖于种种义正词严的宣言下。
最终，清朝始终没能禁止图书出口朝鲜，禁令管制一直存在，但走私偷渡层出不穷。严控天文知识，防止民众叛乱，听来甚是有理，却挡不住大清国自中叶后内忧外患不断的事实。将地理、历史的知识视作国防机密，却无法封住所有人的嘴口，以及那颗贪婪的心。有一天，秘密不再是秘密，禁令自然就消失掩没，成为故事。
《一统志》
《(光绪)宿州志》
《大明一统名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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