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公交票價調整引發的示威抗議活動在智利愈演愈烈，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已導致十數人死亡，上千人受傷。大規模的社會騷亂不僅威脅著智利的政局穩定，而且對智利長期以來樹立的良好國際形象產生了消極影響。10月30日，智利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宣佈放棄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聯合國氣候大會兩場重要活動，以便集中力量，優先處理國內問題。
1990年以來，智利以“穩定、繁榮”著稱，被譽為“拉美地區發展的典範”，並已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為什麼在這樣的國家，民眾會對僅相當於人民幣3角錢的地鐵漲價如此敏感？是何原因造成了這場深重的社會危機？
此次地鐵調價，關鍵問題不在於漲了多少，而是在於漲價行為觸發了民眾積蓄已久的憤懣。這是區區3角錢引發眾怒的根本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智利的危機早在十幾年前就初露端倪。2006年和2011年，智利先後兩次爆發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矛頭直指智利的教育不公。但在私立教育已佔主導地位的智利，推行徹底的教育改革並不容易。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無關痛癢，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學生運動最後無果而終。學生對教育不公的不滿，折射出的是民眾對現行經濟社會制度下整個社會財富和資源分配不公的不滿。
在40多年的經濟改革中，智利堅持對外開放，鼓勵自由競爭，確立了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為特徵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市場運作和競爭機制日趨完善，政府效率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財政負擔明顯減輕。智利不僅實現了經濟騰飛，並多年保持穩定增長，成為拉美國家中的佼佼者。但是，改革過程中教育、醫療、養老、水電供應等公共服務業的過度私有化，導致本該由政府承擔的社會職能被讓渡給市場，分配不公的問題由此產生。
但是，與其他拉美國家相比，智利政府很早就意識到經濟改革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方面存在的弊端。早期的改革以追求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忽視社會治理。但1990年文人政府上臺後，提出了增長與公正相結合的新目標，力圖使經濟增長的好處惠及更多的群體。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智利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20世紀初就提前實現了聯合國“千年減貧目標”。2017年，智利的一般貧困率為10.7%，絕對貧困率僅為1.4%，在拉美國家中處於較低水平。與此同時，智利的收入分配問題也有所改善，基尼係數由2002年的0.51下降到2017年的0.45。因此，如果說智利政府在解決社會問題、擴大社會公正方面完全乏善可陳、毫無作為是有失公允的。
事實上，貧富分化、分配不公是智利社會多年的痼疾，並不能完全解釋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騷亂，特別是在已得到逐漸改善的情況下。筆者認為，要想更加深入地理解這場危機，還要從近年來智利，及至整個拉美地區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中尋找原因。進入21世紀後，貧困人口減少、中間階層擴大成為拉美地區社會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智利也不例外。據美洲開發銀行的數據，2013年智利的中產階級佔比達到45.7%，高出拉美平均水平15個百分點，中低收入階層佔比為37.7%，與地區平均水平相當。但是在社會階層結構發生積極變化的背景下，最近十年來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厄瓜多爾等拉美主要國家卻相繼發生較為嚴重的社會衝突或騷亂，對政治和社會穩定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這些發生在不同拉美國家的社會衝突絕非孤立事件。其共同之處在於，中間階層充當了各種抗議、遊行、示威活動的主力。在此次智利的社會騷亂中，社會中間階層也是最主要的參與者。
為什麼拉美國家的中間階層沒能成為社會矛盾的“緩衝器”？其原因在於，在貧困人群和中產階級之間，存在著一個龐大的中低收入階層。正是由於中低收入者在社會分層中佔據了相當高的比重，拉美國家的中間階層表現出明顯的脆弱性。這部分群體不僅收入水平較低，而且經濟和社會地位並不穩固，在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加劇的衝擊下面臨失業、生活水平下降、返貧等風險，因而從主觀上很容易形成危機感、受挫感。另一方面，他們迫切希望繼續向中產階級流動，對公共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如果這部分階層的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向上流動的渠道不暢，現實與期望之間的落差就可能導致社會不滿情緒的積蓄，從而影響社會穩定。
智利的這場社會危機，反映出的既是民眾長期以來對分配不公的不滿，也是中間階層，特別是中下階層對機會減少、上升通道受阻的集體焦慮。在經濟繁榮的背後，智利面臨著與其他拉美國家相似的挑戰，即面對社會階層結構的深刻變化和中間階層訴求的多樣化，政府應如何在社會政策方面做出調整，縮小貧富差異，繼續推動向上的社會流動，以緩解社會矛盾和衝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員林華
校對：彭玉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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