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周裡，世界各地陸續出現了民眾大規模遊行的混亂局面。
這些活動的動機不一，但都顯示出聚集規模大、暴力化、衝擊社會治安的傾向，並且在更多國家和地區蔓延，這種情況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可能成為常態。
雖然示威者的訴求並不相同，彼此間也並沒有組織和聯絡，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暗流湧動，不斷尋找新的爆發點。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文 | 李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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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暗流湧動，不斷尋找新的爆發點
近半年以來，全球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的地區不斷擴散。
10月25日，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爆發了號稱百萬人參加的街頭示威抗議行動。參與遊行的人群和車輛堵塞了交通要道，公共交通全面陷入癱瘓。而且，抗議是非和平的，連續數週的抗議行為已經導致全國至少有19人喪生，數百人受傷和7000多人被捕，政府不得不宣佈了緊急狀態和宵禁。這場示威的由頭只是政府宣佈上漲地鐵票價。為優先應對國內局勢，10月30日總統皮涅拉宣佈，智利將放棄主辦APEC峰會和氣候變化大會。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24日，智利聖地亞哥，智利由地鐵票漲價引發的騷亂不斷升級。）
在黎巴嫩，政府要求對網絡通訊軟件徵稅的行為引發了一場社會危機。數以萬計的抗議民眾組成南北向人鏈，封鎖當地交通。黎巴嫩國內多處學校及銀行已經關閉超過一週，而試圖打通道路的軍隊與民眾發生衝突，造成至少6人受傷。
（2019年10月25日，黎巴嫩貝魯特，當地示威抗議持續，真主黨支持者與防暴警察激烈對峙。）
在印度和沙特，洋蔥的漲價和政府對水煙徵稅都引發超出政府預期的反彈。類似情況在當地並非首次發生，但這一波抗議的烈度超過以往。
倫敦、紐約和華盛頓則同時遭受了抗議氣候變化激進分子的突襲。他們此次不僅身著奇裝異服，也試圖堵塞當地核心要道，並且用潑灑油漆等方式毀壞公共設施和標誌物。英美警方拘留了絕大多數示威者，著名影星簡·方達也在其中。
放眼全世界，除智利之外，另一個示威遊行的爆點是在西班牙巴塞羅那。
加泰羅尼亞示威人群和警方發生了更為嚴重的衝突。他們不僅“佔領了”機場，蒙面示威者還縱火焚燒公共設施並向警察投擲石塊。警察則使用高壓水龍頭、橡皮子彈、催淚瓦斯和警棍進行還擊。場面混亂又暴力。
（2019年10月26日，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首府巴塞羅那再次發生騷亂。）
可以看到，上述示威活動有幾個共同特徵：
第一，示威者完全放棄了傳統的和平示威模式，不再強調傳遞政治符號和政治訴求。
第二，示威者將公共設施和治安力量作為主要攻擊對象，並不顧及此類行為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第三，示威的由頭多是非政治性事件，例如漲價、加稅、氣候變化等，政府對此類示威活動的突然爆發缺乏心理準備。
相比先前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等類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當前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遊行示威有更強的擴散性和聯動性，像病毒一樣不斷傳播、感染和變異。
雖然示威者的訴求並不相同，彼此間也並沒有組織和聯絡，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暗流湧動，不斷尋找新的爆發點。
2 新一輪大規模的“世代衝突”？
對於這類暴力示威發生的原因，有部分西方學者和媒體認為，這可能是繼上世紀60年代後的全球新一輪大規模的“世代衝突”。
首先，此輪病毒式的動盪示威與一些國家的政府短視政策有關。
金融危機後，各國政府將維持經濟增長勢頭作為一切政策的初衷。為了維持增長和促進就業，不少國家採取了大規模減稅、向市場注入過多流動性、救助經營困難的私營企業等臨時性措施。
但如今，隨著金融危機已經過去10年，一些政府仍然沒有停止上述政策，試圖將不受約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常態化。富人和精英白領是這種非常規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全球貧富分化不斷擴大。
非常規政策讓財政和社會福利的赤字不斷擴大，房地產泡沫高企，這些問題必將由下一代的中下層民眾承擔。
如今，一些國家的民眾已經將這種政策視為可能威脅其未來生活質量的主要風險，進而將憤怒轉向了長期被此類政策綁架的政府。
第二個原因是國際社會缺乏對於全球性問題的關注。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導致西方社會產生一系列疑問，例如，西方能否繼續承擔國際責任，西方是否會放棄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而努力。
氣候變化問題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
在為氣候變化奔走吶喊的民眾看來，數據和極端天氣頻發的局面已經證明了氣候變化不是一個謊言而是一個真實的威脅。如果西方放棄了在這一議題上的堅持，那麼人類文明在未來的20到30年可能會面臨一場生存危機。
這場危機的真正受害者將是如今的兒童和青年一代。這些年輕人同樣擔心西方會在更多領域中放棄責任和“領導”。
從歷史經驗看，西方社會即使不會最先遭遇全球性問題的衝擊，也不可能在類似災難來臨時倖免。
第三個原因是數字化的深度發展。
隨著互聯網和物聯網的滲透，國際社會正在進入一個數字化時代。
國家政府的治理、力量和形象主要通過數字化方式實現。個人的隱私、言論和性格也被轉化為社交媒體上的數據。數字化社會帶來了新的安全感、價值觀和政治表達方式。
一些政治活躍人士發現，在社交網絡的篩選下，網上發表言論並不能夠引起廣泛
關注，必須通過示威遊行的方式才能引起關注。在示威遊行中，衝擊公共設施和執法人員的行為能夠引發最大範圍的傳播，進而讓人們關注到其宣傳的政治訴求。第四個原因，“後真相時代”社會規範對民眾的約束力下降了。
雖然發生示威遊行的國家不同，但似乎一旦這些示威者走上街頭，示威者都會變成同一類人。他們不再遵守法律制度，更不用說道德規範。這種現象體現出社會規範約束力的式微。
近年來，社交媒體上遍佈著“假新聞”和“造假視頻”。
主流媒體不再報道新聞，而將新聞演變為一種“敘事”。
國際輿論進入到“後真相時代”——沒有真相，也無法證明真相。
一些政客有意藉助這種新的輿論環境傳播極端聲音，而民眾在適應了這種環境後也開始質疑傳統社會規範的合法性。
事實上，社會規範來源於社會對於“正確行為”的共識，如果“正確行為”本身難辨真假，那麼社會規範的根基也會土崩瓦解。
3 西方民主難以解決當今社會新矛盾
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運動”與當前的情況有不少近似之處。
例如，越戰和冷戰在當時的西方主流政客中被認為是國家安全領域的頭號議題，是為了阻止蘇聯陣營向西方擴張。然而，年輕一代卻認為他們才是軍事衝突最主要的受害者，也不滿基於戰爭需要所採取的戰時政策。兩個世代的交鋒在於是否終結越戰。
（圖為越戰期間，美國的反戰遊行）
如今，不少國家也都面臨著類似的政策選擇——
選擇之一，是繼續堅持非常規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將經濟問題推給下一代；
另一個選擇，是忍受下行壓力，祛除掉國內經濟的一些積弊。
兩種選擇都會帶來一些政治成本，後一種選擇可能會導致採取短視政策的政黨取代採取可持續性政策的政黨。
怎麼辦？
立足於應對眼前的抗議活動，政府需要改變應對示威者的方式。
政府和示威者處於完全對立的雙方，彼此的訴求截然相反，難以構建溝通的渠道。政府普遍採取震懾性手段來應對示威者，例如通過發佈示威者暴力行為的證據和逮捕部分極端人士等方式來試圖阻止更多人參與。但這種方式容易被示威者所利用。
示威者認為，由於民眾無法目睹示威者和
政府的所有行為，因此在矛盾發生時的形象就顯得尤為重要。示威者被逮捕或被還擊的情況反而顯示出其“弱者形象”。民眾難以確定何方是正義，但弱者總能夠獲得更多同情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有一個更“個人”的形象，展現出更多的靈活度。從中長期來說，政府需要重新恢復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為民眾在數字化時代提供新的安全感。
與上世紀60年代不同，當前全球示威者並沒有一個最為突出的反對目標，如果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和民眾安全感不能被修復，那麼暴力性示威仍然將成為社會不滿者最優先的選擇。
恢復社會秩序的合法性需要一系列努力，包括重新恢復主流媒體的公信力，限制媒體和社交媒體的商業化，解決法不責眾問題等。政府也應當推動互聯網企業、用戶和政府之間簽訂數字時代的社會契約，加強對於個人數據的保護，將個人安全感作為數字化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
這些動盪局面也證明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並不足以解決當今社會新的主要矛盾，尤其不足以迅速適應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的新現實。
政治制度不同的各國政府都或多或少面臨著類似的社會挑戰，即如何確保國家戰略服務於以人為本的中長期發展目標，如何避免不可持續短視政策的誘惑，以及如何與不滿的民眾打交道。
如果政策取向和溝通出現了問題，民眾很可能就會找尋藉口湧向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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