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有志於金石學的容庚 （1894.9.5—1983），經過羅振玉的推薦，拜見馬衡、沈兼士，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以中學學歷直接攻讀研究生，同時進一步編纂他幾年前開始並已成型的鉅作《金文編》。從此，容庚在北京一直呆到1946年2月，和北京結下了不解之緣。最近出版的《容庚北平日記》（夏和順整理，中華書局，2019年，882頁）便是他24年來記下的在北京的學習、研究和生活， 內容極其豐富。這本日記，不僅是一部容庚研究的寶貴資料，也是研究1920年代至1940年代學術界的重要資料，對於考察當時北京的社會生活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成就容庚的北京
容庚日記從1925年元旦始，至1946年2月26日終，雖然有些年份比較簡略，但總體而言，涉及人物有數百人之多 （書後人名索引約900人），包括前清遺老、學界泰斗、民國政要，也包括青年俊傑、時代女性以及商人百姓，甚至還提到了一些在現當代史上雲隱的人物如趙叔雍、衛聚賢等。後來在學界、藝術界嶄露頭角的年輕人鄭德坤、陳夢家、啟功、王世襄等人也頻繁出現，頗為難得。
北京當時不僅是中國學術界尤其是金石和考古研究的中心，也是國際學者必然參觀訪問和寄居之地。正是在這裡容庚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得以一覽故宮所藏的古代器物和流落古董市場的商周彝器，使得他的古文字研究和實物相對照，成就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研究。與此同時，容庚有機會結交了許多研究中國或東亞文化和歷史的國際大腕如明義士、伯希和、福開森、安特生、顧立雅、葉慈、葉理綏、葛維漢、戴聞達、鳥居龍藏、內藤虎、平岡武夫等。這大大開闊了容庚的眼界，增加了他的見識，有助於他學術研究的成長成熟和國際化。
容庚
北京也是容庚學藝兼通的福地。容庚自小跟著四舅鄧爾雅學習金石書畫，到了北京，他接觸到了更多的藝術家，如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司徒喬、周懷民、蔣兆和、以及溥儒等人，與他們頻繁往來；而對於收藏和金石的愛好，促使他開始大量的收集青銅器和古代書畫，這不僅有助於他的學術研究，也使得有更多的機會欣賞模仿和研究傳統藝術，從而在書畫領域造詣頗深。比如，1940年4月22日至24日，他接連三日臨摹王鑑山水，“殊不愜意”（612頁）。“殊不愜意”四字，道盡了容庚當時滿足的心情。
研究金石甲骨的容庚，並不是大家想像的老夫子。讀者須知，北京的容庚正是從三十而立的青年成為知天命的中年，他關心時事，熱愛祖國，支持抗日，同時作為在新文化運動薰陶下成長出來的一代青年，他積極學習新知識，接受新事物。比如，1934年容庚就有意識地把金石學會改名為考古學社(381頁)，表明了他從傳統學術到現代學術的轉化。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容庚痴迷電影。在1925年，他幾乎每週都去看一次電影，有時甚至一天兩次。後來隨著工作的繁忙，不得已減少了次數乃至放棄。
容庚1922年到北京，1946年2月離開，中間除了去廣東探親，以及短暫的旅遊考察外，這二十三四年年內幾乎都在北京。這是容庚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在北京，他從一個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成長成為一言九鼎的學術大家。可以說，是北京成就了容庚。而成就容庚的一個關鍵，便是他受聘在燕京大學任教。
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成立於1916年，是由在北京的五所英美教會大學合併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擔任教務長，開始大刀闊斧地前進。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和哈佛大學合作，爭取了美國鋁業大王查爾斯·馬丁·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的遺產基金，成立了以兩校校名命名的哈佛燕京學社 (1928—至今)。從1928年到1949年，哈佛燕京學社獲得了霍爾基金會上百萬美元的支持，成為民國時期中美學術交流的中心。燕京大學也因此成立了管理委員會，後來改為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負責管理學社在燕京大學的研究工作，並維持與哈佛燕京學社及同在中國之六個相關大學的聯絡。首任總幹事為燕大哲學系博晨光（Lucius C.Porter），1939年由洪業繼任。容庚受聘後不久，便躬逢其盛，參與了燕京學社的許多工作。
容庚1926年7月加入燕京大學，1941年底因為燕京大學被關閉而終止，約十五年時間。根據容庚日記的記載，考察他在燕大的活動，不僅有助於瞭解一個不懂外語的中國學者在燕大的經歷，也有助於還原燕京大學包括哈佛燕京學社的歷史，特別是某些官方文獻和檔案所無法補充和替代的細節，故作本文，略述大概。
南歸？
1925年底，容庚在北大畢業。此時，他的《金文編》已經出版，來北京也已經四年，只是妻兒尚在廣東，所以他有南歸的計劃。南歸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要解決謀生的問題。他在北大學習的時候，半工半讀，先當臨時書記，月薪8元，後來升為事務員，月薪50元，可是經常不能及時發放，有時還要打折，所以生活比較拮据。因此畢業還鄉， 既可以謀生，又可以和寡母妻兒親人相聚。無疑是一個美滿的選擇。
這時，廣東大學（即後來的中山大學）向他拋出了橄欖枝。1925年9月28日，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陳鍾凡寄廣東大學聘書來，聘為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 ”。（43頁）這當然是好事， 三天後（10月1日），容庚即“復陳鍾凡信”（43頁）。 容庚在回信中大約是答應了聘請，或者表達了濃厚的興趣。主要原因當然是經濟方面的考慮。他的妻兒在廣東，母親雖然此年夏隨容庚到京暫住，但必然要南歸。他此時在古物所月薪五十元，可經常拖欠；經過朋友爭取“交通部派容庚為本部諮議令” （29頁），月薪90元（30頁）； 如兩處均發實薪，不過140元。此外，容還去林白水家為其女兒、侄女授課，當有收入。無論如何，從收入而言，廣東大學的月薪240元對於容庚吸引力更大；何況還是教授的職位；同時又回到家鄉。胡不歸？
不過，12月2日當容庚諮詢老師沈兼士時，“沈先生勸弟勿南歸，雲清宮古物館需人，可以兼職。吾意頗猶豫。歸寄蕭作賓、吳敬軒信，劉綽純信。”（52-53頁 ）猶豫的原因首先在於北京的學術環境好，尤其適合容庚的金石甲骨文研究；廣東則幾乎毫無基礎；猶豫的第二個原因可能是當時廣東政局不穩。舊曆正月的時候，容庚家裡遭到散兵搶劫，妻子和九妹首飾衣服損失頗多，字畫、法帖也有被搶。（12頁，14頁）兩難之間，容庚寫信給在廣東大學任教的蕭作賓、吳敬軒和劉綽純諮詢。12月15日，容庚看到《順天時報》載廣大文科教員因時局政治原因“辭職”,“亦不復作歸計。” （55頁）可是，畢竟在北京沒有一個穩定的職位，所以1926年1月7日容庚接到劉焯純的來信，“雲廣大風潮平息，教員發表復職宣言，勸吾歸去。寄陳仲和信，囑查復情形，以定行止。” （69頁）這樣，容庚又動了南歸的心思。
受聘燕大
無巧不成書，正當容庚準備回鄉的時候，他在北京古董市場認識的裘善元（字子元，1890-1944）把他介紹給了燕京大學。1926年1月12日，“裘子元來雲，燕京大學欲聘餘為教員，月薪二百元，徵餘同意。餘竟允之，使此事成，餘不復回廣東矣。” （70頁）裘善元是考古學家，當時擔任教育部辦事員兼歷史博物館館長（70頁下注）。裘向洪業推薦了容庚 （易新農、夏和順，《容庚傳》， 花城出版社，2010年，41頁）。燕京大學雖然創辦不久，可是經費充裕，月薪實發，是當時人人慾往的大學。以月薪而言，燕大不過200元，比廣東大學的240元少了40元；可是，容庚可以依舊在北大以及故宮兼職，實際收入絕對不會低於240元。這樣，從經濟和學術兩方面綜合考慮，容庚馬上答應了燕大的聘請。不久， 他的妻子兒女北上團聚。因為燕大的聘請，容庚得以繼續留在北京，這是他學術生涯最重要的一個轉機。
容庚立刻決定應聘，裘善元也十分夠朋友，他馬上給燕大回復。第二天（1月13日），“裘子元來，回說各事皆容易商量，惟有一件，須暑假後授課，月薪可自暑假起計。吾意亦無不可。約後日與燕大文科主任在北海漪瀾堂相見時再商議也。” （71頁）1月15日，“午後二時往北海，見燕京大學文科主任洪煨蓮，裘子元先在座。商定由暑假七月起聘餘為教授，月薪二百元。因美國某大王捐基金一百萬元以為研究中國國學之用，以三分用於燕京大學，以三分之一用於美國哈佛大學，故於暑假前聘定教授數人，專研中國國學。聞俞平伯、馮友蘭諸人皆已商定雲。” （71—72頁）
《容庚北平日記》
1926年3月24日， 這天，“燕大洪煨蓮電約明日送聘書來”；次日，“洪煨蓮於十二時送聘書來，年薪二千四百元，分十二期，由七月一日起計。”（83頁）這樣，容庚就接受了燕京大學襄教授(副教授)的職位。須知，容庚沒有上過大學，只有研究生學歷， 而且不曾在外國留學遊歷，燕京大學直接跨越講師和助理教授兩級，聘他為襄教授，可謂是不拘一格選拔人才。這等氣魄和胸襟，非一般大學所能具備。
3月25日洪煨蓮送來聘書的時候，還請容庚為燕大尋找歷史教員。當時容庚的弟弟容肇祖正在尋找工作，舉賢不避親，容庚一時動了小心思，就向洪業推薦容肇祖。當日日記記載，洪業“囑代覓歷史教員，晚間覆信薦三弟任之”。（83頁）4月3日，“洪煨蓮來信，約有暇往談。”（ 84頁）洪業約談就是關於容肇祖的事。4月5日，容庚 “九時許往燕京大學訪洪煨蓮。祖弟任歷史教員事，因祖弟初畢業，恐學生反對不成。沈兼士下學年恐不能往兼中國文字學，囑餘任之。”（85頁）容庚尚未到燕大就職，便推薦自己的弟弟擔任歷史教員，其行為雖然可以理解，但此事還是顯得他不夠成熟。實際上，容庚在燕大工作期間從同事交往共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學到了不少為人處世的道理。試舉二例。
1931年1月5日，容庚“十一時往圖書館，與洪煨蓮長談。彼言國人病在不能合作，吾與援廣因小故即不到圖書館參與購書委員會，思之自失。”（215頁）“援廣”是陳垣的字。容庚能夠自我反省，值得稱許。所以次日，容庚“六時起，燈下作購置古銅器議案，以備提出研究所會議”（215頁），這是君子補過的行徑。而洪業之啟迪與幫助，亦頗為重要。日記中容庚與洪業頻繁相聚，多次暢談，想必互相受益頗多。如1931年3月12日，容庚“往洪煨蓮家長談，甚快。”（231頁）
黃子通也是容庚在燕大的另一個益友。容庚鑑於燕大國學研究所事事需要通過委員會或者會議商討通過，辦事效率不盡如意，有些氣餒。1931年1月23日，“黃子通來，言外國會議制度辦事遲緩，雖無大功，亦無大過，不進銳退速，自然日起有功，勸吾對於研究所不必過於燥急。其言甚是。先祖嘗謂先父求治太急，任事太勇，餘亦正坐此病。顧頡剛在廣東中大建設甚多，然頡剛一去即行停頓，皆未嘗養之以漸。故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220-221頁）
再次南歸？
1927年6月，容庚在燕大工作將滿一年。此月15日，“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來電雲，務請來任文字學教授。覆函雲，欲為購置參考書籍，下年歸任教授。由祖弟轉去。”（133頁）這是廣東第二次聘請容庚，條件大概與上次相似。容庚似乎又起了南歸之心，於是回信要求中大購買相關參考書籍，以為容庚教學研究之用。容庚的要求，看起來有些過分，實則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的金石和甲骨文研究，是當時的新興領域，資料和研究層出不窮，而研究中心仍在北京，如果要去中大任教，則中大應當為他配置相關的圖書文獻資料。
6月23日，容庚接到弟弟容肇祖的來信，信中勸他南歸。容庚似乎下定了決心，當日“餘乃向校長辭職，往見吳副校長，未遇”（134頁）；次日，“國文系開會。向吳副校長辭職。吳勸餘考慮數日，俟校長自西山回來再商。餘允之。”（134頁）
吳副校長即吳雷川，他勸容庚再考慮幾天，同時等待司徒雷登從西山回來，大家再商量商量。與此同時，燕大也出動同事勸說容庚打消辭職的念頭。6月27日，“黃子通來，勸餘勿辭。” (134頁) 黃子通時任燕大哲學系教授和文學院院長。經過黃子通的挽留，容庚似乎開始猶豫。6月29日，“吳雷川先生來商挽留餘辭職事，允學校即有變故，餘仍可支滿全年薪金”； 看到燕京的誠意，“餘遂決意不南歸”，燕大也馬上行動，“校長送聘書來。”（134頁） 7月1日，容庚“接中山大學朱家驊來電雲，購書四千可即辦，仍盼即來。”（134頁）可知容庚上次向中山大學提出了4000（元）的購書費用（《容庚傳》言為4000冊書，45頁），朱家驊雖然爽快地同意了，可是容庚這邊主意已經改變， 已經打消了南歸的念頭。
需要指出的是，燕大為了挽留容庚，不僅在情感上心理上勸說容庚，而且也破格給與容庚極高的待遇。那就是，在容庚擔任燕京大學襄教授才一年的情況下，再次破格提拔他為教授（《容庚傳》，45-46頁），月薪自然相應增長，不可謂不優裕。容庚在這次和燕大的博弈中，可謂名利雙收。反過來，我們也不得不佩服燕大對人才的尊重，提拔人才的氣魄和見識。從此，容庚除了在中研院、清華大學等兼職外，一直服務於燕京大學，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止。
燕京大學對容庚的重視及其優厚的待遇，容庚自然能夠體會，所以他也準備長期服務燕大。1931年3月24日“購珍珠梅等花八株，植於園中，價三元”（233頁）；1932年3月25日種梨樹二，葡萄一架，棗樹十，垂楊二，洋槐四，珍珠梅四（257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容庚這是準備在燕大和北京長居了。
容庚作為中學畢業生破格研讀研究生，而後破格被燕大聘為襄教授，一年後又破格提升為教授，和自己當年在北大的老師馬衡、沈兼士以及國內最著名的學者平起平坐，心中頗為自豪。1932年2月18日，“早九時往學校，與洪煨蓮談研究所事。餘所編之《殷契卜辭》印費三千元，已由美出版委員會核准，《善齋彝器圖錄》緩議。核准者尚有顧頡剛《古史研究》六千元，分三年付;《宋會要》補助北平圖書館印費一萬元；《碑傳集補》請款一千元，付半數。未核准者，《俞曲園日記》、錢穆某書。” （251-252頁）日記簡潔扼要，用的是白描手法，可也抑制不住容庚的自豪。
1940年5月6日，北京的《實報》發表了侯少君關於容庚的《訪問記》，這是侯未見容之前寫的，所以容庚說“不無少誤”（615頁）。不過，容庚還是把這篇文章特地剪下來，貼在日記裡，這也表明他看到此文的高興。侯的文章說：“你絕不會生疏燕京大學的哈佛研究社吧?所以你應該知道那裡的一位著名金石文字學家容庚先生的。他是個沒有什麼資格的大學者，他不曾受過完美的大學教育，但他現在是任著大學的教授。他不曾出過國，但在他所研究的金石圖錄中是包括了中國流傳國外的古器的考證。” （615頁）這段話，大概說中了容庚足以自傲的資歷，尤其是燕京大學以及哈佛燕京學社的頭銜。他未曾上過大學，也未曾出過國，可是卻和留學歸國博士平起平坐，而且在待遇和名望最高的大學和學社任職，這不是普通學者所能做到的。1941年3月27日和28日，《實報》分兩次再次刊登侯少君的文章，題目改為《人物誌：容希白》。這篇文章，大概是經過了容庚的核對，所以和前文略有差別。容庚再次剪報貼在日記上，不再提文章有差錯。（647-49頁）大概他對於這篇報道是滿意的，再次從側面說明容庚對於任職燕大和哈佛燕京學社的自豪。
學英文，買古物，編學報
容庚在燕大的十幾年，教書研究以及指導學生是主項，特別是講授古文字學，學生有鄭德坤、楊明照、週一良、陳夢家以及王世襄等當時的青年俊傑。他同時還參與了燕大其它管理事務，如蒐集古物、購書、接待外賓等等，而其主編《燕京學報》特別值得一書。
在燕大，容庚和許多國外學者同事，不僅有公務上的往來，也有頻繁的宴請和遊玩。通過燕大，他也有幸結識了熟諳新舊文化兼通中西學術的歸國學者如洪業等，他們的學術和行事都給容庚以很大的啟發；同時，燕大也提供了容庚和許多前輩以及同齡中的俊傑如顧頡剛等人的深交乃至相知。這一切，都極大地增加了他的閱歷，擴大了他的視野，昇華了他的鑑識。
此前，容庚接觸的外國學人主要是金石學者和甲骨文研究收藏家；在燕大接觸的外國學者教授涵括了文學神學心理學以及各種自然科學，這都是容庚過去的教育和經歷所缺乏的，同時有助於他的金石研究。比如，他曾經請燕大的同事用先進儀器和方法測量分析青銅器。1929年1月18日，容庚“交一斗一升鼎與謝玉銘博士，試驗容量”（164頁）。謝玉銘，1926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土學位，時任燕京大學物理系教授、系主任。1934年12月17日，“早往訪曹敬盤，商試驗銅器事。”（393頁）曹當時為燕京大學化學系教授。12月27日，容庚吸收了科學分析的結果，“作‘銅器之起原’和‘成分’二段”（394頁）。
為了能夠和外國同事順利交往，1928年12月17日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容庚請燕大歷史系學生李書春教授英文，這是他學習英文的開端（152頁）。1929年1月他尤其勤奮，幾乎天天學英文。大概是事務太多，精力不濟，到了2月12日，容庚“決停習英文，李書春來，告之。” （172頁）容庚過去為了研讀日本學者的論文，曾經一度學習日文，後來放棄；這次學了一個多月的英文，又決定放棄。以容庚之聰穎和他對語言文字之敏感，在三十多歲時學英文依然覺得困難而放棄，可見外文之不易！
容庚在燕大的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為燕京大學蒐集古物。1929年1月12日，容庚建議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考古研究室，蒐集古物。當日，國學研究所開會，“餘提議設立考古學研究室，撥款二三千元為購買古物之用。陳援廣謂考慮俟下次開會再議”（163頁）。陳垣雖然不同意，不過，似乎多數人都贊同容庚的建議。1月19日，“國學研究所議決撥補助博物館費二千圓，為購買古物之用。” （165頁）
購買古物這個事情非容庚莫屬。這既是他的興趣，又是他的專長。為燕大購買古物，公私兩顧，何樂而不為？次日 （1月20日），容庚便為燕大購買了第一件古物，可見他的興奮。“早與黃子通進城，往琉璃廠看古玩字畫。為研究所購得一漢永光五年鼎，價一百二十元 。” （165頁）此後容庚為國學研究所購物連連。不妨擷取日記數則。
容庚書法
1929年2月8日，“為學校購商爵一於古光閣” （169頁）；3月2日，“結算代學校購買古物賬。凡四百九十五元，除來三百五十元尚欠一百四十五元。此數由國學研究所預定《彝器圖錄》款挪用” （174頁）；4月6日，“餘為學校購一紹興至德壇銅爐”（178頁）；5月5日 “在尊古宅為學校購鍾二”；5月6日， “在英古齋為學校購神人鏡一”；5月7日，在琉璃廠德寶齋“為學校購漢保子宜孫洗一。在大古山房購周劍一”（182頁）；1935年3月11日，“至學校。送父己簋至哈燕社，”價四百五十元（408頁）。
需要指出的是，容庚為燕大購買青銅器等古物，看起來當然是為燕大服務，其實也是對燕大的回報。1928年4月前，容庚雖然有購買書籍碑拓等古物的習慣，對青銅器以及甲骨也很感興趣，可是因為囊中羞澀，只能望洋興嘆。1928年4月28日，他開始購買青銅器。這天的日記記載：“餘向不入古玩鋪之門，以囊中著澀，愛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今辰會計主任範天祥約往古玩鋪買古錢，先到琉璃廠訪古奇，為購漢鏡及古刀布十數枚，價二十元，因事他去，餘與明義士到尊古齋，購得一易兒鼎，價五十元。又一三羊鏡、一得志小璽，價八元”；“易兒鼎，《西清古鑑》箸錄，餘第一次購古器，乃廉價得此，殊自幸也。鼎蓋後配，尚合式，《古鑑》無之。三羊鏡銘:‘三羊作竟大毋傷兮。’文字花紋、色澤均佳。”（151—152頁）這篇日記，把容庚收藏青銅器的原委以及第一次收穫的欣喜，都寫得清清楚楚。而其此時出手收藏青銅器的關鍵在於燕大待遇豐厚，使得容庚有財力支撐這項愛好。
查他1925年、1926年和1927年的收支情況可知他入職燕大前後經濟狀況的改變。1925年容庚全年收入1121.5元，支出1123元；1926年上半年未入職燕大，半年收入不過649.8元，支出639.8元； 下半年入職燕大後收入為1567.7元，支出為1417.7元 （128頁）；1927年全年總收入3464.3 元，支出3192.3 元，結餘272元 （149頁）。1927年結餘雖然不多，但收入大大增加，因而水漲船高，開支也隨之增加。這說明，到燕大任教後容庚生活逐漸寬裕，逐漸興趣不可壓制，從1928年春容庚進入了庶幾古董自由的十幾年時間，開始了他的青銅器收藏，奠定了他青銅器收藏大家的基礎。這也是拜燕大之賜。
1927年3月，容庚擔任《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會主任，開始主編《燕京學報》（《容庚傳》，47頁），這是他學術事業高峰的一個象徵。日記中最早提到《燕京學報》反而比較晚，是在此年11月7日，“下午四時半開《學報》編輯委員會，到者:吳雷川、馮友蘭、許地山、黃子通、洪煨蓮，連我六人”（135頁）。《燕京學報》由哈佛燕京學社在北平設立的編輯部負責，前後出版40期，其中容庚主編了23期，顧頡剛主編6期，齊思和主編了11期 （《容庚傳》，48-49頁），可見容庚的突出貢獻。日記中容庚參加學報編輯委員會開會，閱讀、校對《燕京學報》以及學報其它事務達百則以上，不再贅引。
哈佛燕京學社
容庚還積極參與了哈佛燕京學社的活動。筆者也曾是哈佛燕京學社社員，故不憚其煩，將容庚之有關日記一則則摘錄餘下。
1934年6月13日，“至學校，閱請求哈佛燕京獎學金之學生”（374頁）。1936年 7月6日，“四時開哈佛燕京獎學金會”（466頁）。
1937年 3月16日，參與接待“燕大駐美託事諾爾思參觀哈燕學社”（494頁）；6月15日，哈佛燕京學社首任社長葉理綏( Serge Elisseeff，1889-1975)來訪，司徒雷登在其住宅開茶會歡迎；次日晚七時，“校長請葉理綏於北海公園董事會”，容庚也參加了，直到晚上十點才回家 （503—504頁）；6月15日，“葉理綏約晤談” （504頁）；6月23 日，“二時至學校，哈燕社開會，給予研究生獎學金。”（505頁）
1938年4月5日，“到哈佛燕京社演講‘古銅器之時代及其真偽’”（529頁）；6月19日，“歸哈燕社”（538頁）；6月27日，“下午三時至學校，開燕哈獎金會”（539頁）；9月28日，“下午圖書館、哈佛燕京社、歷史學會開會。一日而三開會，可知其忙也”（549頁）。1939年6月28日，“八時往學校開哈燕獎學金審查會”（579頁）。
1940年1月26日，“九時半哈佛燕京顧問委員會開會”（603頁）；2月20日，“三時哈燕開會”（605頁）；3月28日；“哈佛燕京社茶會” （609頁）；6月28日，“開燕哈獎金審查會”（620頁）。1941年7月7日，“九時至哈燕社開獎金會”（659頁）。
上述日記可以知道，容庚的一個重要工作是參與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的選拔。選拔和資助優秀的中國學生留美是當時哈佛燕京學社的一個核心項目，週一良、陳夢家等人就是申請獲得了這個獎學金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的，而容庚當時就是他們的老師，直接參與了面試和選拔工作。
第二，根據容庚日記，可見，哈佛燕京學社當時就有“哈燕社”或“哈燕”的簡稱，則今日“哈燕社”此簡稱乃當年之流傳可知；不過，日記中容庚有時也簡稱“燕哈社”或“燕哈”（539頁；620頁），突出了燕京大學的地位，則當日燕京大學之自豪自信亦可稍知。
被迫終止
1941年11月20日，“晚八時到博晨光家開會” （672頁）；28日，“早授課。四時半歷史研究會在鄧之誠家開會”。（673）這是容庚日記中最後幾次提到他在燕京大學的工作。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封閉了燕京大學，司徒雷登入獄。這就結束了容庚在燕京大學的生活。
不過，抗戰勝利後，司徒雷登從日本監獄中出來，容庚即去拜訪校長以及洪業等人。根據日記，1945年8月19日，“九時與饒引之訪司徒雷登。歸訪吳熙曾” （774頁）；8月30日，“訪洪業未遇” （775頁）；10月16日，“早至燕京，訪洪煨蓮、陸志韋諸人，晚乃歸” （780頁）；11月17日，“早至燕大，取回所補薪金，五個月計美金三百元，聯鈔十九萬千四百元” （783頁）；12月28日，“燕大補發五月薪金，除取三十餘元美金外，尚有支票三百元，換得現美金二百七十二，合法幣每元一千二百元，共得法幣三十ニ萬六千四百元” （787頁）； 12月29日，“寄陸志韋信” （787頁）；1946年1月5日，“陸志韋覆信說可將美金仍存燕大” （788頁）；1月6日，“早訪齊思和，託其將支票退回燕大” （788頁）； 2月12日，“早訪顧頡剛於花園飯店。下午顧來。訪朱鼎榮，交燕大支票百四十二元，屬代取現款”（792—793頁）。容庚日記止於此年2月26日，2月12日這則是容庚日記中最後一次提到燕大。
從容庚在抗戰勝利後頻繁拜訪燕大的上司、同事和朋友可以看出，當時他非常希望能夠回到燕大任教。可惜，由於局勢的變化，他被迫離開北京，不能延續燕大的工作，這實在是燕大的遺憾，也是容庚的遺憾！
1940年12月25日，容庚對當時的甲骨和金石名家作了評價。他說：
“校《通考》稿並世諸金石家，戲為評騭：
目光銳利，能見其大，吾不如郭沫若。
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蘭。
咬文嚼字，細針密縷，吾不如於省吾。
甲骨篆籀，無體不工，吾不如商承祚。
操筆疾書，文不加點，吾不如吳其昌。
若鍥而不捨，所得獨多，則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 (638頁)
容庚對郭沫若、唐蘭、商承祚、於省吾、吳其昌以及自我評價，可謂妥帖，而其所得獨多，豈非北京及燕大之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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