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和死都無藥可醫，只有享受兩者之間的那段。
- 喬治桑塔亞那
動物只要身體健康、有足夠的食物，就會幸福，”伯特蘭·羅素在他的《論幸福》裡寫道，“人類，曾經也是如此，但在現代社會就不是這樣了，起碼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這樣。”人們只有在感到“部分生命之流”的時候才會覺得幸福，他觀察到，“沒有哪個實體能像撞球樣不和其他任何實體發生關係(除了碰撞以外)。”換句話說，人們需要他人。如果我們想要幸福，我們不該去鏡子裡尋找，而是需要看向窗外。
不幸的是，太多人就像羅素所說的撞球那樣——退縮，不和人打交道，以自我為中心，像身處孤島，盯著鏡子而不是看向窗外。最終，通過極端的個人主義，他們給自己建造了一個實實在在的監獄，給自己編織了一個不幸的牢籠。他們陷人神經質的想法，不僅讓自己痛苦而且讓別人痛苦。而且，他們不知道如何釋放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對別人好。
幸福是個難以定義的話題。悲傷的情感要比所謂的積極情感容易處理得多，因為悲傷的情感要明確得多、具體得多。儘管固執的商人們可能覺得很遺憾，但是幸福是不能在股票交易所開價的。它不是能和某種具體的價值聯繫在一起的東西。它非常縹緲，非常難以捉摸。幸福來得突然，溜得也快，往往是完全意外的禮物。儘管幸福稍縱即逝，但是追求幸福是人類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
人類對幸福的追求並沒有隨著古希臘時期的結束而終止，而是持續了數世紀。我們甚至能在美國的《獨立宣言》—一個正式的政治文件—中找到這樣的語句：人類“不可剝奪的權利”之一就是“追求幸福”。諷刺的是，托馬斯·傑弗遜(文件的主要起草人)是個非常憂鬱的人，對追求幸福瞭解甚少。(而且—當然，我們都知道——追求幸福和達到幸福是十分不同的。)
很多心理學家用自我實現(self- actualization)、高峰體驗( peak experience)、個體化( individuation)、成熟( maturity)、流動感( senseof flow)、主觀安適感( subjective well-being)等字眼來闡釋幸福，試圖讓幸福的含義更加具體。對大多數研究這些課題的學生而言，這些標籤意味著，生活總體上是好的、令人滿意的，而且是有意義的。不幸的是，幸福—不管我們給它什麼標籤—似乎只是一個理想。很多情況，比如疾病、受傷、缺乏教育、想要從事的職業市場需求不足、政府政策不允許，都可能阻止我們從事最適合於自己的職業。儘管困難重重，但是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追求幸福是存在的終極目標。它給予我們希望以及活著的理由，讓我們即使生活艱辛也能繼續活下去。
那麼為什麼，儘管幾乎所有人都推崇幸福，但它還是一個神秘的概念？為什麼我們如此熱衷於描寫幸福卻又發現無從描寫？是因為我們還不知道答案還是因為沒有答案？有些寫過幸福的人甚至認為這是個不該探索的主題。例如，英國作家吉爾伯特·切斯特頓寫道：“幸福猶如宗教，是一種神秘的東西，永遠不要對它加以理性的闡釋。”他寧願不再深入探索，因為他覺得沒有答案。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說：“幸福就像一隻蝴蝶，你越是追逐，它飛得越遠；然而當你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的時候，它又會飛回來，輕輕地落在你的肩上。”
但是，不管幸福是不是個謎，還是有人時不時地試圖解構一下。例如，有些人認為幸福不是一種地方，也不是一種狀況，而是一種心境，是某樣發自內心的東西—是虛構出來的，如果你願意的話。(幸福是內心世界的產物這一觀點廣為人們接受，這也許是幸福之所以帶有神秘色彩的一個原因吧。)另一方面，人們知道，心理治療師將幸福和童年早期的“失樂園”相提並論。童年早期的“失樂園”,指的是模糊記憶中與母親之間一種“海洋般的感覺”( oceanic feeling),也就是與母親完全融合，彼此沒有界限。(在嬰兒與母親的交流中，在嬰兒依偎著母親時眼睛裡流露出的福佑感和陶醉感中，他們發現了這方面的證據。)我的很多病人都說，他們想找回記憶中那種自己曾經熟悉的、神秘的一體感——這種記憶只能停留很短一段時間，稍縱即逝。《聖經》里人類從天堂墜落的故事將這一觀念制度化。亞當與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不僅給世界帶來罪孽，而且讓追求幸福成為必然。
但是，有些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學家，對幸福的看法更為玩世不恭。他們認為幸福不過是一種生理反應，是身體化學的產物，是神經遞質激發的結果。這種觀點引起了一場辯論，主題是由百憂解等藥物引起的幸福感是否是真的。如果兩種情緒感覺起來是一樣的，而且有著同樣的化學源頭，那麼這兩種情緒就真的是一樣的嗎？幸福就是這個？我們該拋棄這個看法嗎？
大多數研究幸福的人，不管支持哪種取向，都認為幸福不是常客，只會偶爾眷顧我們。然而有不少人，如果被問到他們是否幸福，他們會說自己基本上是幸福的——幸福感時強時弱。或許，我們應該把幸福比做多雲天的太陽，儘管它只能偶爾露個臉，但是我們知道它一直在那裡。而且，如果我們去追逐太陽，它就會遠離我們。儘管這可能很挫敗，但是它讓我們有了奮鬥目標。
諷刺的是，偶爾出現、不是常態，正好是幸福的一個優點。一直處於幸福狀態，往好了說是單調，往壞了說是噩夢(就像一直處於髙潮狀態一樣)。實際上，聲稱自己一直很幸福的人可能會被精神病學家、心理治療師或精神分析學家診斷為輕度躁狂，或者遭到他們的駁斥。換句話說，他們幸福過度了。有起有伏才能讓我們的體驗顯得真實可信，有黑暗才能襯托光明。正如但丁在《地獄篇》所說的那樣：“沒有什麼比痛苦時懷念幸福更悲傷了。”我們很多人發現，沒有痛苦就沒有快樂，就像沒有悲傷就沒有欣喜一樣。卡爾·榮格也有同感他說：“即使幸福的生活也不能沒有陰暗的筆觸，沒有‘悲哀’提供平衡，‘幸福’一詞就會失去意義。耐心鎮靜地接受世事變遷，是最好的處世之道。”沒有地獄的天堂是不可想象的。我們需要兩極，我們需要對比。但丁在地獄逗留了那麼久，而很快穿過天堂，是有充分理由的。論證了幸福的無形和短暫之外，我們還能說些其他的嗎？幸福的組成成分是什麼？我們不能明確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幸福對不同的人而言意味著不同的東西。
幸福是種非常主觀的體驗；幸福是什麼(或者應該是什麼),我們都有各自的一套想法。有些人用“幸福”標籤描述他們不再遭受慾望折磨的狀態(儘管不是每個願望都實現了)。另外一些人說到“幸福”時，指的是和記憶裡某個特殊時刻聯繫在一起的感受，這個特殊時刻，可以是慈愛的父母衝他微笑，可以是在學校獲得好成績，可以是初戀，可以是有了第一個孩子，可以是家庭團圓，可以是朋友聚會……有著科學取向的人，把“幸福”描述成總體上對生活滿意，沒有消極情緒，沒有心理煩惱，生活有目的，覺得自己在成長然而，所有這些定義，都有一個關鍵的成分，那就是積極的心態心理學甚至有一個年輕的分支，專門研究促進個體和群體成功的動力和特質，就是積極心理學，或者說是有關幸福的科學。
積極心理學運動的一個領軍人物是馬丁·塞利格曼。1998年，賽利格曼當選為美國心理協會主席，他在就職演說中說，心理學家應該改變焦點，不再關注那些負面經驗，而要研究那些一切進展順利的人。
我們可以把積極心理學看成追求人類最佳功能狀態( optimal humanfunctioning)的科學，它的目的是探索個體如何獲得積極的安適感、歸屬感、意義感，以及個體如何找到生活的目標。它認為心理學家不該關注過去極端錯誤的生活，而是應該關注未來一切進展順利的生活。
這門學科的信徒認為，心理學家對抑鬱的瞭解巳經很透徹了，但是幾乎沒有花時間探索幸福生活的秘訣。
積極的情緒(欣喜、得意、滿足、自豪、依戀、幸福)應該和消極的情緒(內疚、羞恥、悲傷、焦慮、恐懼、輕蔑、憤怒、壓力、抑鬱以及嫉妒)一樣，得到很多關注。他們認為焦點應該從心理疾病轉為心理健康。這樣，精神分析師曾經允諾將人類的極端痛苦轉化成平常的苦惱，而積極心理學家則允諾將人類的輕度快樂轉化成強烈的安適感。而且，根據積極心理學的倡導者的說法，研究人們的安逸狀態也為預防疾病、促進健康開了一扇門。
他們認為人類身上有很多力量可以作為抵禦和減輕心理疾病的緩衝器，包括勇氣、樂觀主義、人際交往技能、職業道德、希望、智慧、創造力、誠信，以及快速復原力。
就像凝思消極事件會導致抑鬱一樣，凝思積極事件有助於振作你如何看待一件事情，比事情的真相更重要。按照積極心理學家的說法，要想真正的幸福，我們要將目光放在有意義的、高品質的生活上。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明確自己的簽名優勢( signaturestrengths)——我們真正擅長的事情—這個簽名優勢可以是任何東西，比如堅韌，比如領導力，比如喜歡學習。
然而，有些批評家認為，積極心理學具有文化特異性，尤其適合強調獨立自主、張揚個性的美國文化。另外一些人則批評說，積極心理學不是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早期積極思考運動的變身罷了。另外，還有人指控積極心理學家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抑鬱的人，甚至是僅僅不開心的人，確實有實際的問題需要處理。甚至有人認為，積極心理學像一門宗教，沒有多少科學研究支持其主張。
不管積極心理學激起了什麼樣的批評，有關人類最佳功能狀態的研究還是值得看一看的，創建一個專門的領域關注人類的優勢和美德還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應該多關注一下：自主( autonomy)和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有什麼作用，樂觀主義和希望對健康有什麼影響，怎樣激發創造力等等，讓自己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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