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前面說到，技術的發展給全球秩序和戰爭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當然，在這種所謂的大顛覆時代中，出現了各種矛盾、衝突和不確定性。但是，技術說到底還仍然只是工具而已，如何運用工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目標。而我們也知道，人類行動時設定的目標，在最底層上，主要還是以文明或者宗教為基礎的。所以這便會形成我們下文所說的
“文明衝突”。
塞繆爾·亨廷頓
要說明這一點，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文明衝突”這個說法最初是來自美國當代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他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曾經出版過一本名叫《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大作，他在書中提出：在冷戰結束之後，曾經被東西方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衝突壓制的很多矛盾，很有可能會重新浮現出來。最根本的問題會是各種宗教、文明層面上的衝突，人類的秩序有可能在冷戰時期會陷入到更大的不確定性之中。
亨廷頓的這本書剛問世的時候便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但是當進入到21世紀之後，他在書中所提到的很多觀點，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因為此時人們發現，當下越來越多的衝突並不是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而是發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間。比如伊斯蘭文明，因為對於現代國家理念有某些地方不認同，便引發了較為複雜的衝突。在伊斯蘭教看來，真正的主權只能屬於真主安拉，因為真主才是一切正當性的標準所在，所以在這裡我們會發現，人民並不是因為他們人多，就擁有了正當性。 而現代國家理論的一個基礎就是人民主權，所以這就帶來了伊斯蘭教和現代國家非常根本的衝突。
當然了，雖然伊斯蘭教對正當性的理解可能跟我們不同，但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就認為伊斯蘭文明對國家的理解就有問題。也許你是把國家主權當成是理所應當的存在，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後，“主權國家”這個理念才在西方率先出現，直到今天不過只有四個世紀的時間，這似乎看上去很長，但是這跟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
塞繆爾·亨廷頓
我們今天之所以把國家視作是理所當然的存在，這也只不過是因為我們剛好生活在這四百年裡面而已。要知道，在此之前，包括西方在內的各大文明都長期地認為主權應當歸屬於上帝，伊斯蘭文明的那種理解實際上可以說是非常古典的。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理所應當，既不代表人類歷史進程一向如此，也不能肯定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大勢所趨。所以，我們需要把自己從當下習以為常的觀念秩序中抽離出來，來看待各種初看上去覺得特別彆扭的觀念，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恰當的理解它。此外我們還要注意的一點是，既然伊斯蘭文明並不認可主權國家觀念的正當性，那麼由此引發的衝突就是一種有價值層面的衝突，而這種所謂的“價值衝突”則往往會發展為無限衝突。
而無限衝突在未來的演化則會出現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一方徹底消滅另一方，比如我們前面所說到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和保皇派，或者是在二戰時期的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同盟；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雙方誰都無法徹底消滅掉對方，但彼此也都認為衝突並沒有結束，於是衝突的無限性就不表現為徹底消滅另一方，而表現為衝突的無限延續。
法國大革命時代
除此之外，實際上文明的衝突還有一個特徵，那就是衝突的單位一方面是大於國家的，而另外一方面又是小於國家的。所謂“大於國家”，主要是因為一個文明內部可能會有很多個國家，比如基督教文明內部和伊斯蘭文明內部就有幾十個國家存在。而所謂“小於國家”，則是因為衝突不僅表現在兩大文明地區的國家之間，同時也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文明群體之間，比如一個國家內部的基督教群體和伊斯蘭教群體之間的衝突等等。
我們在前面也說到過，大顛覆時代中的戰爭，在國際層面上的戰爭行為開始“警察化”，在國內層面上警察行為開始戰爭話。但如果我麼聚焦的文明衝突，會發現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國際層面上的戰爭行為的警察化，是否真的能成為可能？警察行為的特徵是大家對於規則有共識，並在這個前提下對破壞規則的人進行制裁。可是，不同宗教或文明地區對於正當性的規則可能會沒有共識。因為一個規則體系的最底層根基是它的道德正當性，而道德正當性的最底層根基便是宗教。
於是，在文明衝突的背景之下，國家上根本沒有達成共識的規則，戰爭行為還能不能警察化，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但是，如果我們再換個視角來看待的話，又會發現其實也沒有那麼悲觀。今天只要一提起文明的衝突，人們常常想到的是伊斯蘭文明與和其他文明的衝突。然而亨廷頓在他的著作裡總共提到了八大文明，分別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這些文明就算有衝突，彼此之間的衝突類型也是十分不一樣的。那麼它們之間都存在怎樣的差別呢？篇幅有限，我們下文再說！
參考文獻：
- 施展-《樞紐》
- 《國際政治學》
-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閱讀更多 方圓文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