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1 19:59:43 紫瞳科技

说到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史，相信有一个人始终绕不开大家的视野，他在1976年就凭卖瓜子赚取上百万元，也是因为冲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他曾经三次获罪入狱，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多次对他点名保护。

他就是“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年广久曾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这刚好是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尽管如此，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多次离婚、老年丧子，还与亲人对簿公堂。可以说，年广久命运的起承转合被认为暗合着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进程。原芜湖市市委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久评价道：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

01 实践中摸索出“傻子”经济学

1937年出生的年广久自幼丧父，和母亲摆小摊养家糊口，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卖鱼维生的年广久于1963年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出狱后，为了谋生，年广久开始卖板栗。不久，他又因此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监狱。出来之后，隔壁一家卖瓜子的老师傅找到了他，让他帮忙炒瓜子。这是年广久踏足“瓜子行业”的开始。

年广久卖瓜子得了一个“傻子”头衔：人家买一包，他会另抓一把给人家，人家不要，他会硬往人家身上塞。但这是他生意兴隆的源头之一。于此，年广久在他的“傻子”瓜子事业上一做就是十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大地回春。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市场需求越来越旺，他想扩张自己的生意。但他的扩张计划遭到了妻子耿秀云的激烈反对：“你坐牢还没有坐够么？！”妻子甚至提出离婚。最终，争吵之中，年广久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妻子。自己带着笸箩等几件用来炒瓜子的工具离开了家。

离家后，年广久一路辗转来到扬州。一年后，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又回到芜湖。这时，他的大儿子年金宝找到他说：“我有两个钱但不会做生意，你给我指路吧。”年广久说：“指路不行，前面有黄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后头，学！”

当时，芜湖有不少其他商家看到年广久瓜子卖得好，也开始卖瓜子。“傻子”瓜子的销量因此受到影响。年广久决定降价，价格一下子每斤降了六七毛。年金宝急了：“你这不折本吗？”年广久回应道：“我说，你不懂经济学呢？你跟我试试看，炒出来，就晓得了。”

年广久的经济学是这样的：降价之后生意好了，可以让炉子炒个不停，这样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节约下来。相比之下，“如果十天八天不炒，这个煤就浪费了，我其实就是赚的这个钱……还带动了工人的积极性。

他在我这里天天有活干，一个月工资18块、20块……这是真理，但这是我用实践悟出来的。我天天炒赚多少，不炒赚多少，我不知道吗？这是你在书上看不到，想不到的”。

02 邓小平点名保护“傻子”

“傻子”瓜子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来买瓜子的人大大增加，有时买瓜子的人队伍排出五十多米。

年广久还不断推出新的促销策略：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可以不排队、外地人到芜湖用车票来买两斤瓜子不排队、结婚的买10斤瓜子不用排队、军人不排队……这些促销策略找准了购买瓜子的特定群体。

年广久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佣的工人从10个人到100个人，从100个人到140个人，他每天炒出的瓜子从一万斤到10万斤，从10万斤到20万斤。尽管利润每斤只有一角多钱，但是每天20万斤的销量总利润也高达每天两万多元。

他说：“那时候最大的钱就是5块、10块，我已经有100多万(元)，都用大麻袋装着。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我就拿出来晒，我就是晒给别人看。天经常下雨，钱也发霉，我就把那些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

1981年9月4日，年广久正在炒瓜子时，家里来了4个人，芜湖市副市长，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年广久当时很紧张，他以为麻烦又来了。

副市长吃了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就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道。

1982年12月，《光明日报》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消息的标题是《个体经营的“傻子瓜子”价廉物美信誉高，国营企业的“迎春瓜子”面临挑战赶上去》，另一条消息是《“傻子”年广久向阜阳灾区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傻子瓜子”由此传遍全国。

这期间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出现许多对“傻子瓜子”的不满意见。1983年年底，在一次国家举办的工商会议上，有人提出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

当时国家关于雇佣员工的规定是，私营企业雇工超过7个人以上就构成“剥削”。

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的说法传到安徽省委。安徽省委派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到中央。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视这件事，将此事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其实，这不是邓小平第一次听说“傻子瓜子”。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曾经看过安徽省委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调查报告，当时就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一些人就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这一次，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再度表态支持。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有了邓小平的点名保护，年广久“逃过一劫”。他回忆道：“这些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是市委来我家报喜嘛！他们说：‘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03 遭遇事业逆境

1986年，“傻子瓜子”的有奖销售活动惨遇挫败，这成为“傻瓜瓜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厂里的瓜子卖不掉，看到很多人搞有奖销售，我就想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还可以压倒竞争对手。”年广久在与厂里的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决定印刷奖券150万张。一等奖为价值2.6万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为价值2600元的幸福牌摩托车一辆，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

年广久从1月5日开始筹备，并设法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他同时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10多万元的广告费在全国30多家媒体做广告。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一角。这场活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全国一切有奖销售活动黯然失色。

年广久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他盘算了一下，每斤加1角，三个月至少卖到1000万斤，多赚的100万元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销售1000万斤，毛利有500万元，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170万元，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100万元。

1986年2月5日，年广久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有奖销售前后17天，销售额达700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

然而年广久没想到的是，3月6日，几位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一份《禁止借有奖销售为名推销残次商品》文件放到他面前，通知他：“国务院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年广久一听就傻了，欲哭无泪。他对他们申辩说：“上面不是说公司有自主经营权吗？谁来保护我的自主经营权呢？”

年广久意识到有奖销售一旦终止，大祸就会临头。果然如此，不出几天汹涌而来的退货大潮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这最终导致公司亏损63万元。

年广久回忆说：“由于我不大懂法，接下来的一场官司火上浇油，让我再次损失90多万元。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

随后，年广久被起诉犯有贪污罪。他自己心里明白：“厂子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哪里是贪污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

最终，因证据不足贪污罪没法成立，年广久被以流氓罪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年广久虽然没有服刑，却一直被羁押了近三年之久。

1992年，邓小平南巡再次谈到了年广久。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谈话之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对年广久的案件进行了重审。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宣告无罪释放。年广久回忆道：“出狱之后，市委书记领着一帮人在市委大礼堂集体接见我，握着我的手说，老年，你吃苦了！我知道邓小平为我讲了话，我和儿子联名给邓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邮去几包瓜子，不晓得他老人家收到没有。”

年广久入狱之后，“傻子瓜子”的销售和经营情况受到了巨大影响。在他被羁押的那段时间，他所有的家当被查封。年广久在狱中把“傻子瓜子”的商标授权给第二任妻子彭晓红。但彭晓红后来和他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