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在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人能比宋教仁的惨案更让国民震惊和悲痛，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死引起举国强烈的震撼，也没有任何一个谋杀案像宋案一样，对历史产生如此重大影响。面对最具威胁力的政敌，袁世凯开始打算收为己用，在被拒绝之后就打算除之而后快。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即刻赴京。
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不测，但宋教仁坦言：“无妨，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当全力赴之。”
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陪同下来到上海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了……
在孙中山将全力交给袁世凯前，为保革命成果一改初衷，实行内阁制。袁世凯为笼络宋教仁，送他名贵西服，并且尺寸拿捏得十分准确。后袁世凯送宋教仁一张交通银行50万元支票，但宋教仁让赵秉钧还给了袁世凯。
由于宋教仁一再拒绝，让受到宋教仁政治上威胁的袁世凯动了杀机。1913年，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胜。宋教仁一路上发表演讲，批评袁世凯政府，并在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于是掀起一场民主政治的风波，矛头直指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枪击，22日逝世。
遇刺后的宋教仁。
案发后，袁世凯假令“穷究主名”、“按法严办”。
23日，上海英法租界扑房抓获凶手武士英及同谋应夔丞，并从应宅搜出多件确凿证据，证明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袁世凯，直接策划人是其爪牙赵秉钧和洪述祖。
真相大白后，全国激愤。据当时报纸所载，宋教仁被刺，整个上海为之震骇，人们一批批赶到医院问讯。两天后噩耗传出，吊唁者络绎不绝。
北京新闻界召开哀悼大会，其中还有日本、法国人。陈家鼎、程家柽、日本和法国的来宾都发表了演说，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宋教仁遇刺的噩耗，宋案的各种情况和举国上下的哀悼。
不同政见的人异口同声，一致称宋教仁为大政治家，对他的被刺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慨。
上海法院曾给国务总理赵秉钧发传票，传他到庭作证。黄兴、陈其美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果拿获正凶，他们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
与此同时，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各自发出悬赏，抓住凶手赏洋一万元，通风报信拿获的，赏洋五千元。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都发出了悬赏。
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逃到青岛躲避风声。国民党讨袁战争失败后，应桂馨认为到了出头的机会，公开发出“平反冤狱”通电，公然从青岛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给他“勋二位”和巨额现金。
袁世凯本想赏他一笔钱叫他离开北京，他坚持所提两大条件，少一条都不成。
有人提醒应桂馨不要惹怒袁世凯，他狂傲地反问，袁世凯敢拿他怎样。袁世凯当然不是好惹的，等这些话传到耳朵里，袁世凯打算处理这场“事端”。
应桂馨得到消息，打算火速逃离，但袁世凯下手更急，还是在车站，应桂馨被军政执法处的郝占一和王双喜杀死。
一直避居青岛的洪述祖，民国六年化名回到上海，因债务关系被德国商人扭送到巡捕房。后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送到上海法院，处以极刑。他在狱中作词以自挽，挽联是：“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赵秉钧因宋案引嫌辞职，调任为直隶都督。应桂馨被杀时，他正在直督任上，当然有兔死狐悲的感慨。
因此，当他一获应桂馨死讯时，不请示袁世凯就发出缉捕凶手的命令，并在长途电话中向袁世凯发出哀鸣：“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呢！”
袁世凯听了极为厌憎，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承认缉凶。
不到一个月，赵秉钧作为袁世凯的第一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清末民初政坛的怪角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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