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部知識分子電影，我的意思當然不是指電影類型，而是強調觀影前提。知識分子電影，不只是關於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生活的，而且要強調知識與觀念在我們生活中的作用。但是大部分關於知識分子的電影，比如說作家的傳記影片，無論是《卡波特》還是《海明威》，都側重知識分子的生活，最常見的是從知識分子的私生活入手，多少有些獵奇的意味，也失之於媚俗。
但是《漢娜·阿倫特》的側重點偏向於後者，它把影片的重心擱置在了觀念對我們周圍生活的影響上面，也正是如此，讓這部影片多少陷入了一種純粹知識的討論之中。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帶入影片會有些生澀。如果不是對漢娜·阿倫特的整體思想和經歷有所瞭解的人，很難進入這部影片設置的架構。影片截取的主要是1960年代，阿倫特參與耶路撒冷對納粹戰服艾希曼的審判事件，以及由此引發出來的“極端的惡”和“平庸的惡”之間的爭議。
影片對她早期的經歷著墨不多，偶爾閃回中會提到她與海德格爾交往的片段——這種審慎地關注是明智的。之前我最為擔心的就是導演會不會從這一二十世紀的重要哲學傢俬生活中窺探她思想成型的緣由，幸好影片只提及了海德格爾對她影響的片段：從思想上去理解，而不是去同情，更不會去刻意製造他們的羅曼史以奪人眼球。這同樣也是她面對艾希曼這個納粹戰犯時所表達的一種觀點。
電影場景：漢娜與海德格爾
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電影都是關於知識分子生活的——知識分子代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彷彿他們的生活給普羅大眾提供了一個觀看的對象或者異化的場景。但是在《漢娜·阿倫特》中，導演刻意選取的這個片段，很明顯是想用一種不同的方式改變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他們的哲學思考與我們的現實息息相關，他們用一種抽象的方式思考，並不代表他們的生活就是抽象的。我們不關心知識分子的私生活，同樣也能感受到他們生活的激情，以及這種激情引發的觀念對生活的碰撞。
當然，關於知識分子的那種矯揉而浮誇的生活方式，影片也提出了含蓄的批判，尤其是對阿倫特在美國生活的朋友圈子中的那些鼎鼎大名的知識分子，開篇提到的瑪麗·麥卡錫就是最為著名的一位。在影片中，阿倫特家中沙龍上，一旦涉及到那些猶太知識分子的爭論，瑪麗就躲得遠遠的，表面上說是她不懂德文，但是更深層的緣由在於，這是美國知識分子與歐洲知識分子之間的衝突。
很有意思，影片就是從瑪麗與阿倫特的一段爭議開始。這對好朋友在一起談論的問題不是哲學，不是文學，而是私生活——瑪麗正在為離婚的事情而煩惱。而在影片的下一場爭論中，一群流亡到美國的猶太知識分子、阿倫特的朋友們正在為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劫持的方式，以及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是否合法而爭論不休，瑪麗卻與另外一位朋友悠閒地喝著雞尾酒，樂得躲開德國朋友的爭論。還有一個場景中，當阿倫特向《紐約客》雜誌編輯威廉·肖主動請纓，想作為雜誌的特約撰稿人前去耶路撒冷的審判現場時，肖顯得十分開心，而另外一位女編輯顯然對這位歐洲流亡的哲學家頗有微詞：“哲學家根本不懂得什麼是截稿日。”——此話在阿倫特發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時倒是應驗了。
阿倫特為何要去耶路撒冷呢？作為一位德國的流亡者，她受業於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以情人的方式，但卻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哲學的背叛；她經歷了幾個月集中營生活，幸運地得以逃脫死亡的陰影；她看到了她精神上的同類的死亡——本雅明在流亡途中的自殺，對她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她從一個年輕時候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變成了更為審慎的理性主義者。這些人生經歷對她現在的生活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她想從這位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得到什麼樣的解答呢？對猶太人的屠殺需要什麼樣的審判懲罰呢？這些都困擾著阿倫特。
電影場景：艾希曼受審
她在美國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她思考問題的方式，她把自己看作美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一個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而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是一個普通的人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以色列與她的老朋友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見面時，他們的分歧就已經存在了。在庫爾特看來，一個猶太人怎麼會對以色列沒有感情呢？怎麼會不熱愛她的同胞呢？阿倫特說：“我從來沒有愛過任何民眾，為何要愛猶太人？我只愛我的朋友，那是我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在這方面，阿倫特從一個抽象的族群回到了富有感情的個體。對她而言，猶太人與其他任何民族並無不同，有高尚者，同樣有卑劣者。不能因為這個族群遭受到了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災難就可以成為一個高尚的集體概念。所以她在文章中絲毫沒有掩飾對自己同胞負有責任的猶太委員會在大屠殺中對同胞所犯下的罪責。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所以引起巨大的爭議，雖然是因為阿倫特把艾希曼看作了一個唯唯諾諾的普通官僚，認為他是一個平庸的人，一個根本沒有自我意識，只知道執行上級命令的軍官，但從更深層的原因分析這次審判，她意識到他的思考已經超越了這次審判，她覺得這樣的罪行深入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換句話說，當她的朋友和同胞期盼她描述一個大魔頭時，她卻走得更遠。艾希曼無疑有罪，當他被捕接受審判時，判決結果已然是註定的，而且因為紐倫堡的審判提供的先例，對艾希曼的審判幾乎不會有任何異議。但是對哲學思考而言，這次審判的意義已經超越了法律的範圍。這才是阿倫特的文章引發的爭議所在。
我們會說阿倫特的文章不合時宜，因為當公眾想看到一場正義的審判時，她卻把艾希曼看作了一個平庸的人，一個根本不具備執行力的官僚；當公眾預設了對倖存者的同情時，她偏偏豪不掩飾猶太人的罪責；當她的朋友期待她對自己同胞深沉的愛時，她偏偏選擇不愛。她所有的一切都過於理智、冷靜、冷酷。她唯一的錯就是她用哲學家的方式思考，而不是用媒體記者的方式寫作。
影片的最後，阿倫特為了那些批評他的人，做了一場演講。她憤怒地回應那些惡毒的批評：“我不是為艾希曼辯護，但是我的確是想把這個平庸的人與他所做的恐怖行為聯繫起來。嘗試去理解並不是要寬恕。我有這個責任去理解。那些敢把這個話題在媒體上公開討論的人都有責任去理解。” 理解並非要去寬恕，寬恕也喚不回死去的幽靈，為了倖存者，我們更應該去理解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這些犯下非人類罪行的恰恰是人類自己，人成為了自己的悖論存在。如果能理解這種存在的悖論，也許人世間的罪惡就能少一些。
轉自二十一世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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