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難題：是絕望的呼喊還是對“人的精神”的信念？》，[匈]埃麗卡·戈特利布著，陳毓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453頁，78.00元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奧威爾難題”中全面地介紹了該書針對各種批評意見所設置的議題與自己的論證思路及主要觀點。她首先討論的問題是“即使奧威爾的確對人生抱持悲觀態度，我們憑什麼就此推斷這會損害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圖景之正確性、重要性、強烈度或可信性？”明確表示反對“有缺陷的傑作”這一觀點。（14頁）然後繼續討論的問題是“奧威爾的絕筆之作是否的確傳達了對人類本性和人類未來的絕望、悲觀主義或恐懼？”從三個方面論證了奧威爾非常精準地診斷和分析了極權主義的實際動態、帶來恐怖的精神狀態，並得到了同時代的西方政治觀察家以及德國和蘇聯的恐怖統治中的倖存者的肯定；奧威爾那些最重要的關於極權主義的判斷也被後來的漢娜·阿倫特、弗里德里希、布熱津斯基、沙皮羅、托馬斯·曼、加繆等研究者所證實；在寫作《一九八四》的時候，他有充分的理由為日益高漲的極權主義和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命運擔憂。（16—17頁）因此她充分地論證了“《一九八四》所描繪的圖景完全不是由個人的妄想所激發的”。奧威爾通過小說希望傳達的是，“一旦極權主義得以傳播，它甚至會傳遍全球；而一旦它征服了世界，就會變為永恆，不容更改”。那麼問題就來了：他屈服於絕望與恐懼了嗎？戈特利布認為作為政治評論家的奧威爾看到了極權主義的興起、傳播與充滿危險的範本，那麼作為諷刺作家的奧威爾必然會通過戲劇性的誇張賦予這種危險以全球維度和永恆性，這是一種誇張的諷刺策略，“使目前令人擔憂的趨勢看起來更為突出、更為危險”。（19頁）通過論證，她堅信奧威爾是對“人類精神”懷抱信心的世俗人道主義者，他的立場顯得清晰明確、始終如一。小說中的溫斯頓被迫公開認錯，放棄了對“人類精神”的信仰，這只是諷刺小說的敘事策略，完全不能用來證明奧威爾的信仰有所動搖。實際上，奧威爾希望以溫斯頓最終的轉變、屈服和被奴役警示讀者：珍惜無論多麼有限的自由，珍惜最後的抵抗機會。如果用《一九八四》中關於“自由”的那句著名警言來說，那就是在還“可以承認二加二等於四”的時候，珍惜它、運用它。奧威爾把反烏托邦諷刺作品的政治寓言和心理現實主義這兩種不同的文類結合起來，表達了他的深刻發現：極權主義體系中的心理層面與政治層面存在不可分割的關聯。（33頁）最後結論是：“奧威爾完全不否認人類為自由奮鬥的價值，完全不認為我們應該屈服於絕望，他顯示出對個人的信念的堅持，對‘人類精神’的信念的堅持。”同時，作為讀者我們更應該知道的是，“奧威爾尊重讀者的識別能力，對他們致力於與非理性所具有的惡魔般的非人化力量進行鬥爭抱有信心。”（36頁）
戈特利布在第一章中對大半個世紀以來的奧威爾的接受史與批評史的介紹及相關分析雖然比較簡略，但是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正是相對薄弱的閱讀經驗，因而很有參考價值。第一章開篇就首先提出“奧威爾是文學天才嗎？”（3頁）和“《一九八四》算不算得上20世紀具有代表性的小說？”（5頁）這兩個問題，因為一方面批評家們高度關注這部小說，而且全世界公眾對這部小說經久不衰的興趣令其空前暢銷，而另一方面則是大多數學術研究者認為，這是部有缺陷的作品——姑且視作一部“有瑕疵的傑作”(flawed masterpiece)。這種論斷集中反映在1984年歐美國家召開的一系列向奧威爾致敬的座談會、研討會上，那麼“問題在於，如果奧威爾不是天才，《一九八四》不是傑作，那我們要如何解釋這部小說持久的影響力、對其核心概念的認可，以及奧威爾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6頁）從這一如何解釋的問題中就引申出“奧威爾難題”的核心起點：“這種分歧和‘有瑕疵的傑作’理論的源頭，是一個被廣為接受的假定，即奧威爾的最後一部小說傳達了一種絕望的圖景。”（8頁）這種假定以波蘭思想家伊薩克·多伊徹的《一九八四》是“發自絕望深淵的呼喊”的嚴重誤讀為代表，作者在書中圍繞這個問題層層深入地作出批駁與論述。
在關於奧威爾的批評與接受史中，更重要的或許還不是文學批評家們關於《一九八四》及奧威爾的文學才華的各種評論，而是在“是黑暗的預言還是有力的諷刺？奧威爾批評中的政治波動”標題之下的那一節所論述的內容：從幾十年政治的不斷波動中，關於奧威爾的諷刺目標究竟是什麼的不同意見及爭論。有點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者說“這種意見不一使得小說的諷刺維度逐漸不被強調，以至於‘政治諷刺作品’這個詞幾乎從批評詞彙中消失了。”（20頁）在這裡的註釋中提到了在八十年代晚期發表的幾位學者的論文、專著“由於未看到小說的諷刺維度”，“都把《一九八四》解讀為一部反映奧威爾最終喪失希望甚至陷入病態絕望的作品”。（41頁）從我們自己的閱讀經驗中看，這種變化與意見當然是相當奇怪的，戈特利布在該書中的核心觀點就是對這種觀點的反駁，而這種反駁在我們看來也更像是強化了我們原來就有的認識。在《一九八四》出版之後，文學批評家們普遍視其為諷刺作品，蘇聯是首要的諷刺目標。但是在五十年代早期美國出現了變化，尤其是左翼批評家擔心強調這種看法可能會加劇麥卡錫時期（McCarthy era) 給人扣上“赤色分子”帽子從而遭到政治迫害的瘋狂局勢，於是他們轉而強調奧威爾的目標具有普遍性，針對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極權主義。戈特利布認為這種看法當然也無可厚非，但不能忘卻奧威爾所針對的兩種體系，“他利用諷刺的雙刃劍清晰地表明，雖然是根本不同的兩種意識形態，但這兩個體系都把恐怖用作治理方式，對於這一點，自由主義左翼批評家也感到有些不自在”。（21頁）在六七十年代奧威爾受到了來自左翼的正面攻擊，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情況又有了變化，以伯納德·克里克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批評家強調奧威爾的目標是西方世界，對蘇聯的暗示是次要的；而且《一九八四》電影版也遵循了這種對西方的強調。反諷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批評家把對斯大林的描述從《一九八四》中抹除的傾向正好與1984年蘇聯出版社（reclamation of Orwell by Soviet press）事件同時發生。在無視這部小說的存在將近四十年之後（而且禁止其在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流通)，蘇聯出版社又在1984年這一年出來歡迎這部小說，聲稱它是“對資本主義整體的尖銳諷刺，尤其是對美國。”（22頁）戈特利布指出所有這些都是對小說的嚴重誤解。
戈特利布這部著作出版於1992年，在這以後關於奧威爾的研究又有新的發展。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在1999年舉辦了一場紀念奧威爾的《一九八四》發表五十週年的研討會，這次研討會及其論文集顯然不是文學史或文學批評性質的，會議主辦者沒有邀請奧威爾研究的專家學者，也沒有設置什麼文學解讀的議題。會議邀請的是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領域的學者，請他們表達對於這部小說的看法，中心議題是這部小說究竟對我們的今天和未來還有什麼影響。與會學者提出的問題有：虛構文學作品應該在政治上扮演什麼角色？真相、客觀性與宣傳及政治自由的關係是什麼？在當代生活中以技術手段維持暴政的可能性與程度？在未來，技術發展本身是否可以消除奧威爾提出的擔憂和恐懼？當酷刑和思想控制雙管齊下的時候，人性是如何被心理手段擊潰的？對歷史客觀性的捍衛是如何與對普通事物的堅守聯繫在一起？性愛激情是如何與政治反抗緊密相連？政治中的性愛隱喻可以給我們怎樣的啟發？……這些問題既超越了冷戰思維，同時也延續了奧威爾所關注孤立的個人如何絕望地與扭曲人際關係、無情剝奪個人自由和否定個人意志的國家權力作鬥爭的政治批判思想。在這次會議上，對於奧威爾的文獻及政治思想的評價仍然存在著尖銳的對立。理查德·A·愛潑斯坦認為奧威爾的小說沒能揭露太多他所鞭撻的國家機構的真實情況，認為《一九八四》“對人生的陰暗描寫離我們十分遙遠。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它不能再激起當代人的恐懼感”。（見2005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論文集《〈一九八四〉與我們的未來》，75頁，阿博特·格里森等編，董曉潔、侯瑋萍譯，法律出版社2013年）而大衛·布林的看法則是針鋒相對，認為《一九八四》“揭示了大洋國那些驕奢殘暴卻號令天下的寡頭政治首腦們怎樣榨乾了一個國家的所有財富，只剩下貧窮的皮囊。這些人的政治花樣不斷翻新，實施極權統治的藉口卻基本上代代相傳，一成不變。縱觀各國曆史，權力階層的政治花樣包括愚民，轉嫁仇恨，控制言論；其最終目標無非是消滅批評聲音，在短期內保持統治地位……”（236-237頁）阿博特·格里森則從歷史客觀性和真相的角度切入，認為“如果極權統治者大量篡改歷史，那麼歷史客觀性和真相就變得非常重要”；“要反抗極權，就必須先探尋真相”。（83、85頁）不加思考地輕信謊言與懷疑一切地拒絕探尋真相，正是極權統治者所希望於大眾的。詹姆斯·科南特更為深刻地分析了探尋真相的自由與思考的自由和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的緊密關係，指出奧威爾是為了告訴我們“自由、社會、真相三者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115頁）由於會議論文集在2005年才出版，因而編者在“引言”談到在後冷戰時代、尤其在9·11之後，“緊急狀態”的出現使“我們再次看到了奧威爾的影子，……一切曾被質疑的手段都在緊急狀態的旗幟下被合法化了。在這個早已不復當年模樣的世界裡，奧威爾的思想仍然適用，並且引人深思”。（3頁）這又可以回到戈特利布在書中反覆強調的問題：奧威爾諷刺與批判的靶子是多層的同心圓，從作為首要目標的極權主義統治和無視這種統治的背叛性質的左翼知識分子，到極權主義的心理與普通人的普遍人性。這就是“奧威爾的影子”。
從“奧威爾難題”這個說法會想到諾姆·喬姆斯基在奧威爾的啟發下提出的“奧威爾問題”（Orwellian Problem），這個問題表述為“為什麼事實證據如此豐富而我們有關世界的知識卻那麼少?”看上去屬於認識論的範疇。據說喬姆斯基有一位也是語言學家的弟子把它轉換成“罪行證據比比皆是，我們為什麼視而不見？”這樣的政治學問題。從喬姆斯基對政治的高度關注和大量言說而言，這種轉換也是很自然的，是喬姆斯基向奧威爾致敬的思想方式。的確，奧威爾當年向那些盲目的或者懷有私心的西方知識分子發出的警告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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