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蒲安臣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人。1868年，因为天津条约修约之期即将到来，清廷是必须要面对的，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大清也是被打怕了，决定到欧美去访问，试探西方对修约的态度。但是，大清官员谈夷色变，都不愿意前往，清廷便只好委托美国卸任驻华公使率领众国代表团前往欧美访问。
在蒲安臣使团出使西方的活动中，有一个让清廷大跌眼镜的情况是，蒲安臣打破了一直被视为禁忌的礼仪之争。
本文根据《晚清官场的洋大人》改写
1868年6月初，蒲安臣使团途经巴拿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按照当时国际惯例，外交使团要亲递国书，并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与约翰逊的会见该采取什么样的礼节呢？陪同的清廷官员为此绞尽脑汁，想象着种种接见时的礼仪场景。
6月6日，蒲安臣率领大清外交使团来到了白宫。在这里，蒲安臣一行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并亲递了国书。这次接见活动，蒲安臣这位拓荒者的后裔，习惯自由、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家，主动地向约翰逊介绍了中国使团的成员们，换取了美国总统友善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这个使得出使的清廷官员们大费周折、绞尽脑汁思考的礼仪问题，居然被简单而象征着平等自由的握手礼仪所取代了。
西方世界的“握手”礼仪，陪同蒲安臣的清廷官员虽然不能认同，但递交国书之后美国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宴请中国使团，丰盛、隆重的宴会使得出使的大清官员再一次感到了体面和满足。
蒲安臣这次出使活动，不经意间的简单握手礼对中国传统礼制造成的冲击是无可避免的。这反映了中国礼仪走向现代化的开端，虽然这个过程有些漫长而艰难，但这个第一次，毕竟使朝廷在五年后改变了视为“尊严”的礼制态度。
晚清官场的洋大人
后来的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外交使团来到中国也希望中国皇帝一句西方外交惯例亲自接见使者，这个要求使大清朝廷感到中西方之间根本存在的“礼仪”问题实在是难以回避。西方使节想打破大清的跪拜礼，怎么办呢？他们采用联合照会的办法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典礼之时，同治皇帝不亲自接见外国使节、不亲自接受国书，仍然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那既是外国使节的失职，也是对西方的侮辱。按照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该国最高领导人不亲自接见外国使节并接受国书，显然就是不友好的意思表示。西方各国使节还发出威胁说：“盖品级崇重使臣赍有国书，进入他国，系两邦各睦之证；他国不见，系和睦不极之据。”[1]各国使节还专门提到《万国公法》：“兹在泰西各国，向为例准，应有优待之处。觐见之礼，最为崇巨。准否施行，有汉译之《万国公法》一书可稽。” [2]而“现在各国因条约中尚有未尽守之处，中国形似格据远人”。当然，各国公使也表示知道中国的困难，但要排除疑虑“见使之举……要在迅速”，觐见大清皇帝，“自不能无改行之议，各国使节，一视中国，并无必讨有异外国之心”[3]。
1873年同治帝在中南海紫光阁首次接见外国使臣，颠覆了中国的跪拜礼制
西方使节的要求，大清国总理衙门仍然坚持天朝礼制不可破，提出如要觐见皇帝，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争论的结果，西方各国和日本使节的要求终于得逞。1873年6月29日，在中南海紫光阁，这个经常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同治皇帝接见了西方和日本的使节。接见过程中，使节们未行跪拜礼，而以五鞠躬的方式代替，总共进行了约半个小时。需要提及的是，一向推崇中国文化的日本，此时对中国礼制也采取了坚决的抵制。这次觐见中，骄横的日本使节只行了三鞠躬之礼。
这次接见，一改跪拜为鞠躬礼，这种礼仪的变化标志着“天朝”礼制的崩溃。这个转变，在传统礼制延续了几千年，“君君臣臣”视为“纲常”的中国，许多人还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它还是发生了。
蒲安臣使团在尼亚加拉瀑布
说到这里，我们仍回到蒲安臣在美国的举动。蒲安臣在美国按照西方礼节拜见了美国总统，并递交了国书。恭亲王得知后，也知道山高皇帝远，且蒲安臣又是外国人，行为上难免“出格”，因而只好摇头作罢。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受命蒲安臣领队中国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尽然他的言行与中国传统观念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影响他此次的出访行程和安排。随行的清廷官员也清楚，蒲安臣天马行空的演说，不过是一种手段，希望借此去迎合美国民众的要求和欲望，博得美国社会各界的好感与认同，从而最终影响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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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九册，卷八十九，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605页。
[2]汪林茂：《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突破和转折：1873年外使向清帝面递国书交涉事件简论》，2008年第3期。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九册，卷八十九，第3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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