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自秦开“五尺道”后，便和中原王朝联系紧密，两汉时期设置郡县对这一地区进行管辖，此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南朝萧梁时期，到隋至唐初，中央多在边关设立经略西南之据点对西南地区进行武统，此后，蒙舍诏崛起，以雷霆之势统一西南，建立南诏归顺于唐，唐朝设立云南安抚司并延续到唐末。但“

天宝以后，值中原多故，力不暇及。五季扰乱，而郑赵杨氏亦复攘据。宋兴，介于辽、夏，未遑远略，故蒙、段二姓与唐、宋相始终。”而到了蒙元时期，云南被作为攻打中南半岛的战略前沿，中央建立云南行省并派遣亲王带兵镇守。

明朝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整个地区将来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朱元璋对云南地区的谋取

击杀梁王

元灭南宋，采用远征大理，迂回包抄的“斡腹计划”，让南宋无法从西南而逃，将其逼到海上，断其供给，一举拿下。元顺帝败走之后，朱元璋定是不会让西南地区被蒙古人所掌握，并且驻扎在云南的梁王势力不小，大有联系本部的可能，这样一来，根基尚浅的明朝将会面临灭国的危局，所以云南地区必须拿下。

梁王作为元顺帝败走北逃后，元朝两股存于内地的军事力量之一，自然是有一定的势力，因此朱元璋一开始对收复云南地区定下的基调是和平谈判，奈何梁王七次招降不应，且杀死明朝使者，朱元璋这才决心武统，以“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余孽巴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派遣大将征讨云南。

公元1282年，蓝玉、沐英率军抵达昆明，双方交战，梁王军队一触即败，见事不妙之下，梁王带领家属亲信逃至晋宁，面对后方追兵，自知走投无路的梁王感到深深绝望，面对前方滇池一跃而下。占领昆明之后，明军接连收服东川、芒部诸蛮，

“于是东川、芒部诸蛮皆降，英等也降各路。”此后明朝在云南设立机构，负责云南诸项事宜，并在各要塞屯兵戍守，为接下来进军大理做准备。

驱逐段氏

段氏自两宋到蒙元以来，一直雄踞大理，在蒙元统治期间与驻扎在省治的梁王分庭抗礼，所以甚是倨傲，再加上元末大理总管段功帮助梁王击退起义军之后反被恩将仇报，段氏与梁王成为世仇，所以在明朝攻打昆明的时候段氏袖手旁观，并没有出兵支援。

在明军围攻昆明之前，朱元璋曾招降段氏，并许诺“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王。”但段氏不以为然，自认无人能撼动其在大理的地位，等到明军进军威楚，准备攻打昆明之时，段氏来信“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此时明军形势一片大好，对段氏这无理的请求自然置之不理，于是段氏再上书，语气傲慢，直接惹恼了朱元璋，关于段氏上书所言，古有记载：

“云南僻在遐方，历代所不能有者，以其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亦异，得其民不可使故也。恭惟今朝无凌弱暴寡之心，有除残救民之政，故我段氏先纳款，意在封王入贡。是以不与曲靖之迎敌，不应中庆之求援，抚品甸、三营之地，辑金齿、雕题之夷，谨守信也，恭候上命。岂意麾下复生猜忌，竟犹不决哉？”

朱元璋随即下令：

“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讨平之。今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当即进讨。……夷性顽犷，诡诈多端，阻山扼险是其长计。攻战之策，诸将军必筹之熟矣。若顿师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胜，乘机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

大将傅友德领命，于公元1382年进军大理，一举将段氏拿下，段氏家主段明被擒，结束了段氏雄踞大理四百多年的局面，段氏被迁出云南。自此，明朝将云南完全拿下，此后虽然有个别小部族起兵叛乱，但基本上都是很快被平定，翻不出什么浪花。

二、​明朝对云南地区的开发与治理

政治

明朝平定云南之后，为了确保自身西南边疆不会发生动乱，初期在云南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同时也设立行政机构对该地区进行管辖，朱元璋先是希望将云南制度变与内地制度一体化，于是设立了大量的管辖机构，约为52 府、63州和54县，但不久，朱元璋再次发现云南广大土著和内地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蹴而就反而会适得其反，于是将行政机构缩减为为“府十九，御夷府二，州四十，御夷州三，县三十，宣慰司八，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三十三，御夷长官司二。”自此，云南的行政统治机构基本确立，此后虽有改变，但变化幅度并不明显。

行政统治机构的确立，其根本目的还是明朝为治理云南当地庞大的土司群体做准备，那么云南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土司呢？这其实和明朝在争夺天下时设立的制度有关，为了获得充足的战争物资，得到各地豪强的支持，明朝初期在内地任用了大量的归顺土官，到了边疆战争，自然沿袭这一制度，任用大量土司。这些土官土司在当地长期经营，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所以任用他们并准许他们承袭之前的官职爵位是明初的必然选择。

也正是因为云南土司在当地有着巨大的能力和声望，等到云南平定之后，明朝朝廷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治理，总的来说，明朝对云南当地土司的治理方法有三点：

其一、设置汉官辅佐、任命流官制衡，这是明朝治理云南当地土官的主要方式，这一行动很有效的制止了当地土官独断专横的局面。

其二、重新制定土司袭替规则，规范世袭制度，同时对某些世袭方式下禁令。

其三、给予土司子弟良好的文化教育，此种方法的高明之处在于，给予土司子弟教育方面的特殊照顾，既可以笼络土司，又可以让土司子弟受到内地先进文化的熏陶，等到其回到边疆继承土司之位的时候，能够采用更加先进文明的方式对当地进行治理，有利于明朝边疆的稳定。

经济

云南地区在明代经济的发展与移民密不可分，换句话说，是大量内地人员移居云南带动了云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其中大部分移民都可以归类于军人移民，商人移民或者罪犯移民之中，他们作为移民队伍的主体，为云南经济发展做的贡献各不相同。

云南大体平定之后，大批的军人及其家属进入云南，据相关记载，在明朝大规模的三次军人移民中，光卫军就有25万，算上家属更是达到了85万之巨，大规模的移民给云南带来的是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这直接推动了云南地区农业的发展，伴随着军屯制度的施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将云南农业推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明会典》记载，光云南都司见就屯田 110 万余亩, 粮 38 万余石。

除了军人移民，在明初商人移民也屡见不鲜，“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 商人在前往云南之后，招揽大量内地的农民前往云南开垦种植粮食，然后将收取的粮食交给当地官府，换取官方允许贩卖盐的额度，这样久而久之，大量商人和其招募的内地农民就再云南定居下来。

《滇略》记载：“高皇帝定滇中，尽迁江左家闾左以实之，及有罪戍者，咸尽室以行”。罪犯移民在当时的移民大潮之中也占据着重要一席，官府组织这一类型的移民为主要劳动力，发展出一种新的屯田方式，称之为民屯。

伴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云南地区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汉族成为了云南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当然大量汉人的涌入也带来了内地众多先进技术，在这些技术的推动下，云南地区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教育

在元朝统治以前，云南地区的文化偏向地方色彩，等到元朝建立云南行省并任命赛典赤为云南第一位省长之后，赛典赤在云南地区开始发展儒学教育，所以在此要说明的是，对云南地区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始于明朝，明朝在云南实施的教育行为是对元朝儒学教育的继承与发扬。

元末战争中，很多在元朝建立的学校都毁于战火，明朝接管云南之后，第一时间重建这些学校，大理府等主要地区的儒学教育并没有太长时间被中断，此后，除了重建毁于战火的学校之外，明朝积极向周边地区推行儒学教育，由腹地向周边不断深化，渐渐发展到了前朝教育并没有涉及到的地区。

当然，云南地区儒学传播不止兴建学校这么一条途径，诸位名流在云南地区进行儒学传播也大力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据记载，天启年间在云南登记在册的名流就有45人，其中33人立身之根本就是授业解惑，为当地人民传播内地文化。

三、结语

明朝对云南地区开发与治理相对于前朝来说更加深入，通过各种手段解决土司在当地独断专横的局面，致使边疆趋于稳定，同时伴随着汉人移民，改变云南人口结构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云南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后，大量的汉人带来的不仅有先进技术，还有内地文化，再加上明朝在云南对儒学的推行，使得云南教育广泛发展，缩小了与内地之间的差距，明朝对云南治理的不断尝试，为云南将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其与内地交融，不再呈分割状态。

《历代名臣奏议》《滇史》《明太祖实录》《明会典》《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