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普魯士在國王威廉二世和宰相俾斯麥的帶領下，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了德意志，德國由此迅速崛起，成為歐洲局勢舉足輕重的勢力。面對新生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出任為德國宰相的俾斯麥對對德國的安全環境採取了比較初步的措施。一個是保守主義，強調意識形態的團結，就是和俄國和奧地利強調君主國關係；第二個就是放低姿態，做出一種相當於韜光養晦式的表示。但是這些措施對於消除德國崛起的時候面臨的外部威脅和壓力，用處並不是很大。

在一開始的幾年裡，他這些做法好像還是奏效的，但是等到遭遇危機的時候，就顯得不行了。今天講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國成立之初的“戰爭在望”危機，這場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俾斯麥的政策，使德國的崛起走向了另外一個方向。

危機前的歐洲外交格局

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戰爭以普魯士贏得勝利而告終，戰後雙方簽署了對法國頗為苛刻的《法蘭克福和約》。法國的戰敗和德意志的統一促使整個歐洲政治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由於南德諸多邦國被兼併，法、俄等國從此失去了插手德意志地區事務的抓手，法國的大國優勢地位不復存在。缺少了緩衝和制衡因素的歐洲秩序，其彈性急劇減小、從而導致幾個歐洲大國之間通過一系列外交行動，重新衡量彼此實力、並逐漸形成新的平衡。

由於位於歐洲中部的德意志勢力急劇膨脹，對歐洲邊緣地區強國形成強大的地緣擠壓，引發了各國普遍擔憂，紛紛採取新的外交措施，試圖為本國獲取一種新的安全保障。同樣，位於四戰之地的德國，地理環境易攻難守，加上與法國結下了血仇，外部地緣環境同樣脆弱無比。這些促使德國宰相俾斯麥意識到，一旦德國尋求繼續擴張，必定會引發周邊列國的強勢反彈。所以他公開明確的宣佈德意志統一後，不再尋求更多的領土要求。

為了孤立法國，俾斯麥可謂煞費苦心，他利用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促成德國和沙俄、奧匈這兩個君主制國家建立“三皇同盟”。三皇同盟的確立主要是為了孤立共和制的法國，在加強歐洲君主制王朝團結的旗幟下，由德國掌握奧匈、沙俄的外交脈搏。要知道，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對於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丟失耿耿於懷，並於1873年秋天就已經開始重整軍備了。甚至為了趕走德國佔領軍（俾斯麥為保證戰爭賠款的落實而指定的補充條款），法國提前一年支付了50億法郎的戰爭賠款。

俾斯麥很清楚法國的圖謀，他一方面告誡德國官員不要對法德和平保持幻想，另一方面則積極鞏固三皇同盟。當時奧匈帝國採取了與德國積極合作的態度，以此來改善自身的地緣劣勢，並在德國的支持下與沙俄就近東問題達成暫時妥協。德國在三皇同盟中的主宰作用讓沙俄很不甘心，曾經的“歐洲憲兵”（拿破崙戰爭後，沙皇通過籌建神聖同盟和四國同盟影響歐洲事務）不僅失去了對德意志的支配能力，還需要在其倡導下行事。不過由於沙俄和德國深厚的傳統友誼、宗親血緣關係和戰略需要，雙方依然保持友好關係。對俄關係是德國在歐洲外交事務中的關鍵，拉住了沙俄就意味著法國面對德國時將會孤立無援，畢竟當時的英國一向對偶走事務抱以孤立的態度。

“戰爭在望”危機

原本，不論是三皇同盟還是英國，都對法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在歐洲均勢未被某一國家危及的時候，英國這隻歐洲的“離岸平衡手”是不會有所舉措的。但是到了1875年，事情發生了變化，法德局勢驟然緊張。兩個方面的因素，引爆了法德之間的局勢，分別是法國備戰動向和德國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鬥爭”。

德國自誇的漫畫反映出它的地緣困境

由於德國始終擔心法國會對其進行復仇，故而當法國國民議會於1875年3月批准了新的軍隊編制法（即新幹部法）時，德國人緊張起來了。法軍原先執行的是三三制軍隊編制，即一個師下面三個團、一個團下面三個營、一個營下面三個連，但新編制法出臺之後，法國在營級和連級均增設一個編制，雖然沒有補充兵力，卻擁有正常的戰鬥序列和軍官結構。德國方面曾做過計算，一旦戰爭爆發，新編制下的法軍將會多擴充至少十四萬人，這會導致德軍的人數優勢不復存在。同時，關於法國官方收購一萬匹馬的消息也迅速傳出，引發德國對法國擴充騎兵的擔心。

出於對自身國家安全的考慮，德國方面很快出臺政策，禁止將馬匹售賣給外國人，並於同年4月8日在具有官方背景的柏林《郵報》上刊登了《戰爭在望？》一文。文章的標題雖然是用問號結尾的，但卻以一種對法國正在重新武裝的篤定語氣闡述法德戰爭爆發的危險性。俾斯麥或許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引發歐洲其他國家對法國軍事動向的注意，但英俄等國並不相信法國敢於挑釁德國，反而將這篇文章視作德軍備戰的信號。

當時普魯士總參謀部（代行德軍總參謀部職責）認為必須要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先發制人。但這種觀點被俾斯麥否決，不過他同樣認為軍方的關切是合理的，這才有了《戰爭在望？》一文的出爐和後來的一系列輿論攻勢，而軍方為了增加軍費等經濟利益的考慮，也非常願意在德國內外誇大對法國的戰爭威脅，而這恰恰被法國外交家所利用了。同樣被法國利用的還有德國的內政鬥爭，即當時正在進行的“文化鬥爭”。

原來德國雖然是一個以新教（主要是路德宗）為主的國家，但國內存在一股人數佔據少數，但影響力較高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是需要聽從羅馬教廷指示的。1864年羅馬教皇發佈了一份名為《謬誤》的大綱，列出了80條所謂的“謬誤”，對理性主義、溫和派、天主教與時俱進說等進行了駁斥。在《謬誤》中，教皇的核心含義是認為政教分離是錯誤的，政教應當重新統一起來，並由羅馬教廷所把持。

文化鬥爭：俾斯麥和教皇之間的博弈

教皇的這套說辭推出以後，德國天主教徒就發生了分裂，少數人認為教皇是錯誤的，不應當予以執行，但大部分人卻堅持聽從教皇的，並對少數派進行了迫害。天主教徒少數派不得已，選擇向國家尋求庇護，這讓俾斯麥以為是鞏固德國統一的大好時機。於是德國從國家層面對天主教發動了一場“文化鬥爭”，但僅僅幾年之後俾斯麥就顯露出敗像。俾斯麥懷疑國際上存在一股反德的天主教陰謀，並認定法國就是主謀。他之所以這麼認為是有依據的，當時法國的許多大主教公開宣揚為阿爾薩斯和洛林迴歸法國而祈禱，並鼓動德國天主教徒起來反抗。

然而，文化鬥爭激起了天主教國家對德國的憤恨，奧匈和沙俄也拒絕追隨俾斯麥的反天主教政策，這導致三皇聯盟出現了裂痕。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當時德國的諸多外交官對發佈戰爭威脅口不擇言，被法國所利用。當時的法國外交大臣德卡茲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外交官，他利用德國對法國的恐嚇來激怒其他歐洲大國，尤其是英國和沙俄，想要營造出德國意圖先發制人、破壞歐洲先行秩序的形象。為此，他充分利用英俄等國的擔憂，極力渲染德國想要將所有德語國家合併，建立一個大德意志帝國的企圖，然而不論是英國還是沙俄，起初都沒有上當。

三皇同盟簽字儀式

不過隨著德國國內輿論對“戰爭在望”的渲染，英國首先改變了自己的判斷，對德態度也日漸強硬起來。相較而言，沙俄依舊不為所動，反而專注於安撫法國。但是德卡茲和法國此時已經決心和德國對抗到底，為了說服俄國頻繁運作，並與俄國宰相哥爾查科夫進行密談，最終促成了沙俄對法國方面做出安全保證。最終英、俄漸漸改變立場，開始向德國直接施加外交壓力。

“三皇同盟”的裂痕

在歐洲五大強國中，英、俄、法最終均站在了德國的對立面，最後一個大國奧匈帝國卻態度曖昧。它即沒有響應英國對德施壓的建議，同時又表達了自己與俄國一樣擁有對和平的願望。之所以如此曖昧，是因為德國並不願意德國繼續削弱法國，同時還希望通過討好德國牽制沙俄。當沙俄和德國在“戰爭在望”危機中關係僵化之後，同樣和沙俄存在利益紛爭的奧匈是很高興的。

三皇同盟是依靠保守主義君主制作為紐帶的，但在現實利益下卻顯得如此脆弱。從反天主教政策到孤立法國，三皇同盟都沒有實現俾斯麥搭建該同盟的最初目的。另外，在“戰爭在望”危機的最後階段，當沙俄宰相哥爾查科夫抵達柏林以後，全然不顧當初與俾斯麥的舊友關係，以整個歐洲代表自居向俾斯麥提出質疑，強硬的要求德國澄清戰爭威脅。對此，俾斯麥將危機推卸給法國和報紙媒體的錯誤宣傳，戰爭陰雲由此消散。但哥爾查科夫卻在發往俄國派駐歐洲各國的使館電文中強調和平已經有了保障，給輿論造成和平景象是沙俄干預後的結果。

此次危機之後，德國與沙俄之間的矛盾日漸公開化，雙方自拿破崙時代建立起來的傳統“友誼”和君主制聯繫面臨支離破碎的境地。德國面臨在歐陸與沙俄的支配權競爭、與大英帝國的世界霸主競爭（具體表現在海軍競賽）、與法國的宗教和領土爭端等。曾被俾斯麥所擔心的反德同盟雛形，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展現出來了。

綜上所述，德意志的統一經歷了三次王朝戰爭，在普丹戰爭和普奧戰爭時期，俾斯麥帶領的普魯士政治精英選擇了相對寬容的態度對待戰敗者。然而到了普法戰爭時期，迫切需要收割戰爭紅利的北德同盟強烈要求對法簽署嚴苛的《法蘭克福和約》，造成德法之間難以解開的血仇。為此，德國始終擔心法國方面的復仇，並在法國做出軍隊編制改革、馬匹收購和影響德國“文化鬥爭”時，發出了“戰爭在望”的恐嚇。

德國希望通過戰爭恐嚇吸引其他國家對法國動向的注意，卻未料到在一番外交博弈之外，英、俄等國選擇對德國“勸架”。統一後的德國早已不是普魯士的體量，這足以引發其他歐洲大國的忌憚，甚至就連同屬“三皇同盟”的奧匈和沙俄也是如此。“三皇同盟”在此次危機中的表現，暴露了他們之間的裂痕，反德同盟雛形已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