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素来是有着独特思想及性格的一群。可是到了近现代社会以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人生观撞入了他们的视野，这些外来文化以及新奇特意给了这些知识分子以刺激，造成了他们心灵的震荡。
到了近现代社会以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中国社会的传统封建政治也走到了前所未有的崩溃边缘。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直较稳固的知识分子群产生了分化，针对不同文化的选择，左右政治的倾向，这些分子都做出了遵循自己个性特征的选择。鲁迅，这名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最典型代表，以奇特深邃目光注视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的分化、聚合，同时，又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这些人给予以辨识甄别。鲁迅是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好恶感情的人，在鲁迅的诗歌中，出现了诸多知识分子的形象，鲁迅也给予他们以或轻或重的否定与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品行的影响与承诺
中国传统的文人，在追求着道家的达观精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入世为官的理想能畅通无阻，中国文人便雄心勃勃，激情盎然；当求取功名的愿望受挫时，他们有自我收缩，寻求初始的隐逸生活的平淡之乐，在思想上与实际生活中，就形成了帮闲派与隐逸派两大截然不同的文人派群。
鲁迅的诗歌中，对这两类人于己了揭露。鲁迅有过这样的论述：“中国的开国的熊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忠臣，后者却不叫他献诗，但到文雅的庸主时，帮忙和帮闲的可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柔媚的陈词”，他还总结说道：“必须有帮闲之至，又有帮忙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
当然、鲁迅在这里绝不仅仅是针对古人。鲁迅的《吊卢骚》是对梁实秋的一个反击与批驳。“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在一篇文章中，鲁迅指出当时的反动政府滥杀成性，时长有人被砍头，“头被挂来挂去”，而梁实秋等文人却一味掩饰事实，把希望寄托于专制政府的良心发现和旧派人物的幡然悔悟，还天真地幻想依靠道德的完善来维持社会的正常发展，这种行为在鲁迅的眼里就是一种反动政府的谄媚，其最终结果也只是充当个“臣奴”。
鲁迅也揭露出许多文人性格中的一个致命弱点：懦弱。而这种懦弱又恰恰是他们在权势前卑躬屈膝的一个直接心理动因。鲁迅在《教授杂咏四首》中，第一首便讽刺了钱玄同的这种消极法。鲁迅此诗一方面是批判钱玄同有过人过四十都应该枪毙那样青年时代的激进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是讽刺他的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荒谬誓言。
在鲁迅看来，文人生于残暴的时代而不发文人之声，其实是死掉了，这些人的结局必将是“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鲁迅的周围仍然有人沉迷于这样讲究声色感官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不得不引起了鲁迅的反感，于是他又拿起了讨伐与批判的笔“世界有文学，少女多丰臀。鸡汤代猪肉，北伐遂掩门。”《教授杂咏四首》这是在批评章依萍。鲁迅这首嘲讽中带有辛辣的诗歌揭露出其只不过是上海滩上一文氓的真实地位。此外，鲁迅还针对年代处，徐志摩等人爱写些思想消极悲观、情调低沉的所谓“失恋诗”极大的影响青年积极向上的心灵的现象，作了一首拟古的新打油诗。诗中提到的“猫头鹰”，“发汗毛”，“赤练蛇”等这些具有震慑力量的事物，一方面是为了唤醒那些沉睡于赶上情绪的文人，同时也意在想提醒作家必须高扬起自己的人格意志，时刻不忘。
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新气象
在鲁迅认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郁达夫与丁玲算是才华横溢的激进者。两个都是有着浓郁的诗人气质的人。在鲁迅看来，郁达夫虽然表面上有些放荡不羁，为人却率直认真，始终没有忘记年轻时救亡图存的誓言。
鲁迅对于于玲的评价是一贯的。丁玲对文学所投入的革命激情，正实现了鲁迅说的那句话：”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向异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着，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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