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马桂花 刘茜
一直有业务往来的酒业公司销售员送来的酒居然是假酒，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川口镇川垣新区一家商铺老板白某接受了行政部门的处罚后，觉得自己是哑巴吃黄连，但7万元的损失不是小数目，思来想去，她觉得自己不该为假酒负责，于是将送货的销售员与其所在公司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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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起缘由 正常交易却出现假酒
白某在民和县川口镇川垣新区一小区内经营一家商铺，主要销售酒类，她与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一直由销售员王某负责。2017年10月23日，王某像往常一样将一批白酒送到白某的店里，包括12瓶五粮春白酒和24瓶五粮液白酒，白某支付两万余元的酒款，王某向白某提供了酒类流通附随单。
三个月后，民和县市场监管部门接到群众投诉，联合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保护与售后服务授权人当场鉴定，经鉴定，白某商铺的由王某派送的五粮液白酒24瓶、五粮春白酒6瓶（后经核实，另外6瓶白某已自用）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随即民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白某作出了没收所有假酒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缴纳罚款后的白某心有不甘，她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凭什么要无辜接受处罚。于是将王某和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
对簿公堂
销售假酒谁之责
2018年8月2日，民和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该案。
法庭上，白某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请求：“我并不知道王某给我提供的那一批五粮液和五粮春是假酒，因此王某应该对假酒负责，我要求王某和其所属公司赔偿我所有损失共计71108元。”
被告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辩称：“王某确为我公司职工；我公司未经营过五粮液白酒及五粮春白酒；2016年11月，为方便销售，我公司曾向原告白某提供过一本盖有公司销售部公章的空白随附单；王某在给原告白某配送白酒时，私下达成五粮液白酒及五粮春白酒协议，酒款未打到公司账中，假酒之事与公司无关。”
被告王某辩称：“我是被告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2017年1月，原告白某希望我能为她提供五粮春白酒及五粮液白酒的供货商，之后我将振豪商行推荐给她，该商行随即开始向原告白某提供涉案酒类，后经举报后审查，该商行没有不合格酒类。而原告白某将涉案酒类栽赃给我，并将被监管部门作出的罚款推脱给我和公司，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我们不应当承担责任。”
民和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王某作为被告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员，明知对涉案白酒没有代理权或超越代理权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私下与原告白某达成口头协议，销售涉案白酒给原告，并且被告王某作为多年的销售员知道或应当知道销售给原告白某的涉案白酒系假冒商品，其行为导致向原告白某交付的五粮液和五粮春白酒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假冒产品，依法构成违约。被告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对职员的行为约束不严，对酒类流通随附单发票管理不善，致使被告王某上述行为的发生。因此，被告王某与公司应该赔偿原告白某的所有损失。据此，依照相关法律判处被告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王某赔偿原告白某损失71108元。
今年6月11日，王某不服判决上诉至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7月8日，海东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王某诉称：“自2016年11月兰州某酒业有限公司与白某建立合作关系后，公司向其供应泸州老窖和五粮精酿系列白酒，我们的交易习惯是应她的要求出具空白随附单，本案所涉兰州某酒业公司的随附单并非我所写。一审时白某提交法庭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供货商的酒类流通随附单，一个是振豪商行的，一个是兰州某酒业公司的，这两份随附单上记载的涉案白酒的名称、生产批号、批次、日期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法院采信了兰州某酒业公司的证据，而对振豪商行的随附单没有评判也没有采信。由白某提供的随附单和行政处罚行为与我没有直接关联，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采信。”
白某辩称：“我一审中提交的随附单是为了证明王某是兰州某酒业公司员工及其与该公司存在白酒经营往来的事实。一审时王某承认随附单的内容为其本人亲笔填写，我出示的振豪商行的随附单与向民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兰州某酒业公司的随附单的白酒生产批号完全相同，且该随附单笔迹与王某以前填写的随附单笔迹完全相同，证明案涉白酒系王某向我供应。所以，王某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法槌落定
销售员与其所属公司担责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于上诉人王某提出的随附单并非本人所写，一审时经法院释明，上诉人王某表示不进行司法鉴定。因此，王某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上诉人王某在一审庭审中，向法庭所提供的证据微信转账记录能够证实白某向王某支付案涉白酒款及王某转付给振豪商行的事实。据此，足以认定案涉白酒系王某向白某供应的事实。至于王某联系由振豪商行供货是其与振豪商行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因此，对于王某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依照诉讼法相关规定，二审驳回了王某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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