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司馬光曾在《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中記錄了這樣一句話：

“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意思就是說，那些潛伏在暗中的奸臣在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如果朝堂內部出了問題的話，所產生的後果甚至比“外敵侵擾”還要可怕。所以，公元965年，宋太祖專門設立了一個直屬於皇帝管轄的“武德司”情報機構，專司蒐集情報，藉以達到預防“軍隊叛亂”事件發生的目的。

先說說“武德司”是如何建立的？

眾所周知，如若不是公元959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裡應外合，讓他們打開京師大門的話，宋太祖恐怕還真沒那麼容易就能攻破京師，繼而達到讓後周周恭帝“柴宗訓”禪位的目的。

也正是這個原因，讓宋太祖深知，五代時期那政權割據，朝堂內亂頻發的局勢，對於一個政權是否穩固所造成的影響無疑是非常巨大的。加之宋朝又是剛剛實現政權的統一，一部分文武百官以及諸國貴族勢必不會全心全意的歸順宋朝。

所以，在宋太祖趙匡胤於公元960年登基稱帝，建立“宋朝”政權之後，當即就開始了對“文武百官”的整頓工作，把穩固政權統一的重點放在了對“文武百官”的防範上。

據《邵氏見聞錄》中的記載：“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家，不可測之舉。”

也就是說，宋太祖剛剛登基稱帝的時候，時而就跑出宮去微服私訪，說是要體察民情，但是卻時不時的會經過那些戰功赫赫的功臣家門口，很多人都對宋太祖這樣的舉動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所為何故。

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要是我們來看的話，宋太祖這樣的舉動，無非就是對這些“功臣”不放心罷了，只有他自己親自確認了，才可以暫時放下心裡的石頭。

但畢竟宋太祖也就只有一個人，本身在京城之中微服私訪就已經夠勉強了，勢必時有不便之處，對於駐守邊疆的那些官兵自然就更是鞭長莫及，無法真正的做到事事瞭然於心。

所以只能是想方設法建立一個直屬於自己的“情報機構”。

據宋朝“陳師道”所著的《後山集·卷十九》中的記載：“蜀平，以參知政事呂餘慶知益州，餘用選人以輕其權，而置武德司刺守貪廉”

意思就是公元965年，在宋朝平定“後蜀”之後，宋太祖派遣“呂餘慶”任知成都府，讓他去治理“新佔區”，但是當時的成都府士兵仗著功勞橫行鄉里，時常敲詐商戶，大將“王全斌”等人又收斂不住部下，致使呂餘慶的管理進程十分緩慢。

可是呢，宋太祖又不願意給“呂餘慶”下放太大的軍事權力，如果給的話那豈不是就違背了他將“軍事大權”收歸中央的初衷了嗎。

所以宋太祖就趁著這個機會，一併設立了一個專門刺探“官員將領”是否貪汙腐敗的情報機構“武德司”，之後再從武德司中抽人陪同“呂餘慶”去一同治理“成都府”。

一方面達到削弱“呂餘慶”權力，於“呂餘慶”協同管轄“成都府”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宋太祖通過蒐集情報信息，時時刻刻都能瞭解到軍營動向的訴求。

再來聊聊宋朝是如何利用“武德司”來預防“軍隊叛亂”的？

之後，宋太祖又陸續將大批的精銳兵馬紛紛劃入“武德司”，讓“武德司”逐漸演變成了一個完全獨立於“殿前軍”以及“侍衛軍”的獨立機構。說白了也就是成了一個類似於明朝“東廠”那樣，是直屬於皇帝一個人管轄的“特務機構”。

除此以外，宋太祖還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雖京師有警，皇城內已有精兵數萬。”

赫然已經把“武德司”的規模擴充到了數萬人的地步，足以見得宋太祖遏制“軍隊叛亂”的決心是有多大。

其實，宋太祖這樣大肆擴充“武德司”的做法也不難理解，畢竟“前車之鑑”實在是太多了，更何況宋朝統一的還是“五代十國”這樣一個政權林立的亂世，出現“兵變”的幾率也就更高，更別提各朝各代因為“內患”而導致的政權覆滅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但宋太祖的做法，也就直接導致了宋朝在“武德司”機構的使用頻率上，莫名的有點“用力過度”。

據《劉敞傳》中的記載：“營卒桑達等醉鬥，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

意思就是說，就連軍營中的一些兵卒喝醉了酒打架，當朝統治者都要下旨派遣皇城使把這些參與的人抓回來審訊。

一方面說明了宋朝“武德司”的耳目是真的多，另一方面又證明了宋朝在“武德司”機構設立實施後，對軍營中各級將士的管理，已經達到了一種精確到個人的程度。

繼而也就從側面間接的實現對“三衙宿衛諸將”的牽制和震懾，讓“宿衛諸將”打心底裡就不敢升起“起兵叛變”的念頭。

另外，據宋文瑩在《玉壺清話》卷六中的記載：“太祖採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

意思就是到了後期，宋太祖對“武德司”的應用，已經達到了一種無論邊疆的統兵大將，還是邊疆的小兵小將，但凡事務不論大小，他都必須要知道的地步。

當然，到了這裡還不是結束，畢竟一個政權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並不是單單管理好一個“軍事體系”就可以的，還有著其它諸如“財政”、“行政”等各方面因素都要加以考量和協調。

只有等多方面因素全都協調同步，也就是讓“國家機器”的各個部件都磨合好，繼而才能真正的讓一個“國家機器”開始正常的運轉並保持下去。

更別提宋太祖還為“武德司”擴充了那麼多人馬，如果不全部讓他們運轉起來的話，豈不是全都白費了。

故而，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中的記載：“自江南平，歲漕米數百萬石給京師......上尤恐吏概量不足，遣皇城卒變服覘邏。”

意思就是說，自宋朝平定江南地區以後，每年都會有數百萬石的鹽和糧食被送往京城，但是存放入庫就得統計，宋太祖又擔心下面的官吏在計量上動手腳，趁機中飽私囊，故而就派遣了大量的“武德司”特務著“便衣”偵查。

換言之，在宋朝統治者的心裡，只是單純的強化軍隊管理，實現中央集權還不夠，在財政稅收上，宋朝也誓要實現徹底的管控，至於其它的京師行政官員自是不用多說，定然也是逃不掉的。

可是，“武德司”固然對宋朝預防“軍隊叛亂”、維護政權統一，加強“中央集權”進程等諸多方面帶來了不少的好處，但與此同時，卻也帶來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即“偏信外戚”這一說。

“武德司”的弊端

據《宋史·卷第二百二十二·戚上》中的記載：“知信以戚里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為舊故。”

意思就是說，宋太祖對“武德使”的任命並不是有才者居之，而是皆選擇自己的心腹親信或者“外戚”來擔任，諸如曾任“武德使”的“劉知信”，就是宋太祖的姨表弟，乃是一個正兒八經的“外戚”。

所以到後期難免就會發生一些統治者偏聽一面之詞，冤枉了一部分官員，或者是“武德司”徇私枉法貪汙腐敗的事件，繼而也就導致了“官僚階層”和“外戚貴族”之間的利益衝突不斷加劇，甚至是矛盾激化，自然也就會遭到很多官員的抵制和不滿。

就好比《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中的記載：“帝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

意思就是到了宋太宗執政時期，宋太宗派遣到汀州查探事務的“武德卒”，非但被“王嗣宗”給扣住了不說，還打了一頓，之後更是親自將“武德卒”綁送回京請罪，對宋太宗上疏：“陛下派人微服私訪沒有錯，但是如果所派非人，甚至還偏聽偏信的話，那麼最終的效果可能就和陛下的初衷截然相反了。”

也就是說，等到了宋太宗執政時期，“朝廷官員”與“武德司”之間的矛盾已經處於一種“爆發邊緣”的狀態，如若再繼續下去的話，只會讓矛盾更加激化，甚至達到一種不可調和的地步。

所以這才有了公元981年，為了安撫朝堂中的“文武百官”，宋太宗趙光義對宋太祖所設立的“武德司”進行改革的事件發生，又重新設立了一個“皇城司”機構來取代“武德司”。

但你說宋太宗真的會因為“文武百官”的抵制就放棄“情報蒐集”嗎？

自然是不會的，只不過是把“武德司”這樣一個放在明面上的情報機構取消，轉而由“皇城司”在暗中繼續蒐集情報罷了，本質上還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結束語

總的來說，“武德司”對於封建時期那個推崇“家天下”統治手段的時期而言，大體上還是利大於弊的。

單從宋太宗換湯不換藥，換了個馬甲就繼續推行宋太祖所設立的“武德司”的情況來看，“武德司”機構的設立，對宋朝預防“軍隊叛變”，加強中央集權確實是有所幫助的。

否則也就不會繼續實施了不是嗎。

更別提在宋太祖執政期間，“武德司”對於宋朝加強“中央集權”進程的方方面面確實是帶來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好處，對宋朝的發展和興盛屬實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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