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教育界，有無數個圓，或者說，有無數個界。一個界就是一個封閉的世界。互不打擾，自我滿足，僵化模式，不可撼動。”
1998年，在被譽為“決定語文生死分”的最後一部分作文考試中，中國的大部分學生都被教成了一種樣子：先寫物，再抒情，最後立志；考生最會寫的題材是“歌頌老師”，因為這樣能博得批卷老師的喜愛，獲得高分。
一批資深文學泰斗也深困其中。
鄒靜之，編劇界泰斗，《康熙微服私訪記》即出自他手。女兒從小會寫“圓珠筆在紙上跳舞”這樣的句子，但語文老師在句子上打了叉，意思是：狗屁不通。鄒靜之看著試卷上的叉，說不出話。
李其綱，一級作家。兒子正在唸小學，和鄒靜之的女兒一樣，也會寫很多美麗的句子。但無一例外得到的也是語文老師的叉，老師要求，不要瞎寫，按考試大綱即可。李其綱痛苦地表示，我輔導不了兒子的作文。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在批閱完這一年的高考作文後，寫了一篇文章，叫《我感到生命窒息》。千篇一律的套路，嚴重僵化的思維，讓他感到“中國語文後繼無人”。
橫空出世
千里之外，上海，一家名為《萌芽》的雜誌社也備受煎熬。
《萌芽》，中國青年文學刊物泰斗。1956年創刊，封面刊名採用魯迅先生手跡；創刊號祝詞由巴金親自題寫：任何參天大樹都是萌芽長成的。
1998年，《萌芽》活得很艱難。1982年，《萌芽》銷量30萬；1998年，銷量1萬。窮窮的《萌芽》編委搞起了副業，在上海弄堂裡擺攤賣起了童裝。
備受煎熬的還有《萌芽》雜誌主編趙長天。他搞了個讀者摸底投票，結果顯示，那一年還在看《萌芽》的一萬人裡，大部分是中年人。這把趙長天搞蒙了，《萌芽》明明是本青少年雜誌，怎麼都是中年人在看了呢。兩個問題縈繞在他心裡：雜誌怎麼辦，中國語文怎麼辦。
趙長天喜歡一個人，英國人赫德，清朝海關的總稅務司。帶領一個團隊勤勤懇懇工作，做出本色，做出好看。有理想，有事功。這是趙長天嚮往的境界。
“辦一屆新概念作文試試！”
一錘定音。
趙長天的目的，決不是“搞個比賽博知名度”，他是真正在為中國語文考慮。趙長天排除一切阻力，重注下押：
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直升清華北大等中國一流名校！令人震驚的是，包括清華、北大、廈大、華師大等中國第一梯隊的高等學府在內，一致表示同意！天下苦應試作文久矣。
消息一出，全國譁然。
“一篇作文改變人生”的故事，就此登場。
萬人空巷
1999年，首屆新概念作文複賽，上海松江二中的韓寒家住郊區，沒接到複賽通知書。複賽評委葉兆言和陳思和摒棄陳舊的規矩之風，大開先例，表示“如果這人初賽文章真是他自己寫的，不來試試複賽就太可惜了”，再次打電話確認。收到通知的韓寒果然來了。
考官李其綱為韓寒單獨設了個考場，拿來一個玻璃杯，把一張紙揉成一團，丟進水裡，說，寫吧，就這個題目。一小時後，紙團沉到杯底，一篇《杯中窺人》浮出水面——
“《雜文報》、《文匯報》上諸多揭惡的雜文，讀之甚爽，以為作者真是嫉惡如仇。其實不然，要細讀，細讀以後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鬱憤——老子怎麼就不是個官。官位搶手，輪不到這些罵官又想當官的人，所以，他們只好越來越罵官。”
交稿後，韓寒站上了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的領獎臺。
比起韓寒出身上海郊區，來自四川自貢的郭敬明可以說是真正的“第一次進城”了。趙長天回憶郭敬明，他特別小，不愛說話，想不起他的參賽作品了。趙長天沒有想到，他想不起的“憂傷、明媚、四十五度角”郭式體，即將席捲全國青少年群體。
同樣得到一等獎的，還有上海高中生劉嘉俊，一篇《物理班》，在全國中學生範圍內掀起了學物理的風潮。華東師範大學遞來橄欖枝，保送直升。
（左一，韓寒）
“沒想到作文還能這麼寫！”
深水炸彈投下，攪動全國語文市場。新概念作文寫青春、寫愛情、寫人生、寫叛逆，世界之大，無一不可寫。它甚至帶動了“郵筒現象”：數十萬投稿人表示，在往郵筒裡寄稿件的那幾秒鐘裡會非常緊張，投出去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什麼？不僅是參賽作文，還有憧憬的大紅大紫的人生。
它創下的奇蹟，至今無人可破——
- 截至第15年，超過65萬人參賽，28名優勝者保送名校，300多名獲獎者高考加分；
- 從新概念作文中走出去的選手出版的圖書累積銷量超過1800萬冊，間接經濟效益達到數百億元；
- 《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作品選》成為無數中學生作文寫作的紅寶書，累計銷售超過400萬套，直接經濟效益達數億元。
年輕和初心
（第一排左二，郭敬明）
初嘗“金錢”滋味的還有各位得獎高中生。
得獎後，郭敬明出版《幻城》，稿費幾十萬。郭敬明表示，“我都嚇傻了”。 郭家在自貢，家庭年收入只有兩千元左右，幾十萬對一家人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甚至勸他謹慎，看看這錢究竟合不合法、能不能拿。
“我從來沒有想過寫作可以賺錢，我連大學都沒有念文學系。”郭敬明說。
同樣賺得風生水起的還有韓寒。金牌出版人袁敏慧眼識珠，下重注在韓寒的一本新書上——一本內容不過審、被雜誌社壓了九個月沒下文的書。袁敏克服重重阻力，將該書問世，上市即狂賣190萬冊，上百萬的版稅收入讓人們記住了這本書和它的作者：韓寒，《三重門》。
三年後，張悅然作為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被推向公眾面前。不同於以往的男同學，張悅然被打造了一個全新的頭銜，“美女作家”。
“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張悅然說。
這是一群還很年輕的學生，熱愛寫作，不好意思談錢，一旦事關利益、排名等世俗糾紛，甚至連文學都可以罵。“文壇是個屁，誰都別裝逼！”韓寒直戳痛點，語驚四座。
然而，一心振興中國語文及文學未來的新概念作文大賽組、《萌芽》、各位獲獎年輕人，都沒有想到：你不好意思賺的錢，還有很多人，好意思要賺。
兇猛的網絡文學
在很多年裡，網絡文學都不登大雅之堂。
10年前，新概念作文大賽正是黃金期，剛起步的網絡文學卻步履維艱。網絡作家依靠千字幾分錢的分成度日，“為愛發電”，這是網絡作家堅持的唯一理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網絡作家都和“窮、猝死、底層沒前途”等標籤劃上等號。甚至人們在提起它時，都不好意思說“我在看書”，而用“我在看‘那個’呢”代替，其隱晦性正揭露了當時網絡文學的地位：毫無地位。
轉機出現在2012年。
網絡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紅柿、天蠶土豆分別以3300萬元、2100萬元、1800萬元的收入，榮登“網絡作家富豪榜”前三甲。這一收入不僅令大眾震驚，更令無數傳統文人震驚。正是2012年，網絡付費閱讀機制成型，影視版權風潮掀起，兩廂疊加，令網絡文學一夜之間成為“暴富窪地”。
吃夠苦的網絡文學平臺編輯們，不同於傳統文學編輯，
他們大多任職於平臺互聯網公司，有一個無可避免的指標：KPI考核。換言之，這一群體有強烈的利益驅動。另一邊，網絡作家也是。和新概念作文大賽的評委評審機制不同，網絡作家的評審機制是“全民評審”，這就使傳統的“討好評委”成功法毫無用處，網絡文學要討好全民。更難的是，這是一個沒有門檻的行業，人人能當作家。換言之，能在千萬人裡活下來的網絡作家們，窮苦多年，其體力、精神、毅力，都非比尋常。
編輯和作者，兩者一拍即合，殺向共同的目標：成名獲利。
據業內人士表示，網絡平臺編輯會直截了當地指導手下作者：寫什麼題材、如何寫、寫到哪種尺度，可以最迅速地成為熱文。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影視劇改編題材總是一窩蜂的同類型：因為該類型賺錢，所有人都會衝去寫一個題材。
晉江文學城副總裁劉旭東更是公開在微博上放話：以女性為主的網絡作者如果不賺錢，就是紡織女工！ 此言一出，一片譁然。但在某種程度上，真實揭示了這一行業的逐利性。
在互聯網上，中國文學界重新洗牌，排名分王。大熱的網絡作家成為意見領袖，主導作家富豪榜、影視劇、話語權，而韓寒、張悅然等等名字，更像是“上世紀的古董”。
唯一不同的只有郭敬明。郭母第一次到上海，衣著樸素，行動拘謹，坐地鐵時刷票卡住了，被後面一位時髦的本地中年人罵了一句，“冊那，鄉下人”。郭敬明後來寫道：我恨。這個小個子男生從此投身商海，金錢為王。
渾濁的中年
步入中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裡面有些人，也坐不住了。
孫宇晨的開掛人生，始於一篇作文。他曾連續三年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均失敗。第四次，他把投過的三篇文章再次寄去投稿，竟然就入圍了。複賽時，孫宇晨琢磨出一條道理，寫好文章不如會投其所好，專門研究了評委的喜好，果然複賽拿到了一等獎，得到了高考加分，去了北大。
和一群“熱愛文學”的新概念參賽的稚嫩學生不同，孫宇晨從不隱瞞對“錢”的渴望。他曾公開宣稱：我衡量一個人的標準，就是看他賺了多少錢。
2019年，孫宇晨以3142萬天價拍下巴菲特午餐，隨後爽約。他創業、炒幣、熱衷宣傳，搜狗CEO王小川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個詐騙犯”。
“致力於培養中國文學未來”的新概念作文大賽組評委，看到這一幕，不知會有何感想。
同樣深陷金錢追逐旋渦的還有張曉晗。
張曉晗，從新概念、《萌芽》走出來的知名作者。2019年8月，張曉晗發佈了一條微博：颱風天，家裡馬桶堵了，她受不了這樣的生活要崩潰了。
怎樣的生活呢？
“住著上海小兩千萬的房子，做著所謂人類精英的工作，過著所謂TOP5的生活，聞得出別人身上的地鐵站味道，和那些暴雨中奔波的人不一樣了。 我拿起電話打給物業，不管多大雨，如果十分鐘後不讓人來幫我通馬桶，我現在就報警，報警解決不了，週一就找人揍樓管，然後我們找律師，我一定傾家蕩產告死你們。”
是的，就為了一個馬桶，這位從新概念和《萌芽》走出來的作者，帶火了“TOP5”和“小兩千萬”的兩個概念。新概念作文和《萌芽》，捧出了這樣一位作者，不知是意外，還是無奈？
如果說，得獎選手的逐利性令人感慨，那麼，新概念作文大賽知名評委也同樣深陷此類新聞，就更令人唏噓了。
曹文軒，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新概念作文大賽資深評委。2019年4月，曹文軒以2700萬元版權高居2018中國童書作家榜第三位；隔日，知名童話作家鄭淵潔公開炮轟曹文軒三重罪！
- 第一重罪：“曹教授的2700萬元收入，有多少是打著講課的幌子去學校非法兜售的？請曬出你的納稅稅單。”
- 第二重罪：“童書的批發價僅是定價的4-5折，一本定價十元的書籍，書店以4-5折拿到圖書，又打著作家進校園的旗號進行售書， 這中間的差價進了誰的腰包？”
- 第三重罪：“曹文軒的此類行為，會不會腐蝕我們的優秀教師隊伍？”
試想一下，當圖書作者、書店、學校、出版社勾結起來，進入學校，向學生兜售童書，學校通過此類行為吃回扣。學生不買書，就可能被孤立、變相懲罰，若有證據表明此種行為成立，那麼，構不構成違法？
媒體壓力下，曹文軒沒有給出任何實質性回應，只說：讓大家去判斷吧。
曾經被視為“文學導師”的新概念作文大賽評委，如今給公眾留下的，只有一聲嘆息。
名利陰影
網絡上，一個話題居高不下：曾獲得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的那些人，如今過得怎麼樣？
- “我最喜歡的寫出《物理班》的那個優秀青年，獨居家中，十天後被發現，突發心臟病去世了。”
- “人人都罵郭敬明抄襲，然而郭敬明卻獲得了‘中國最會賣書’的當當網創始人李國慶的力挺。對了，小郭手中15家公司，10餘處房產，身家數十億。你有他活得好？”
- “韓寒不罵人也不罵文學了，現在是個溫和的胖子。”
- “第七屆的一個一等獎獲得者，不搞文學下海去賣螺螄粉了，年銷售額上千萬。”
- “我們公司一個同事，第十三屆的第一名，整個人散發著濃濃的屌絲氣息。老闆調侃，一看就有一種落魄書生的感覺。”
22年過去，走到中年的新概念，讓人們不禁反思一個從未想過的問題：當初標榜培育只以文學人才為目標的“新概念獲獎，就不用高考”模式，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逐利行為？
2019年，上海鉅鹿路的一處老房子裡，《萌芽》的編輯們日以夜繼，埋頭審稿，成堆的參賽信件22年如一日地堆在辦公室裡，他們要從這堆信件裡選出今年參加複賽的年輕人。這本古老的雜誌仍懷初心：堅持手寫、堅持寄信投稿、堅持遠離網絡，為中國文學未來找一條出路。
只是，也許，形式仍在，事實上，未來再無“新概念”。
閱讀更多 財經早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