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界，有无数个圆，或者说，有无数个界。一个界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互不打扰，自我满足，僵化模式，不可撼动。”
1998年，在被誉为“决定语文生死分”的最后一部分作文考试中，中国的大部分学生都被教成了一种样子：先写物，再抒情，最后立志；考生最会写的题材是“歌颂老师”，因为这样能博得批卷老师的喜爱，获得高分。
一批资深文学泰斗也深困其中。
邹静之，编剧界泰斗，《康熙微服私访记》即出自他手。女儿从小会写“圆珠笔在纸上跳舞”这样的句子，但语文老师在句子上打了叉，意思是：狗屁不通。邹静之看着试卷上的叉，说不出话。
李其纲，一级作家。儿子正在念小学，和邹静之的女儿一样，也会写很多美丽的句子。但无一例外得到的也是语文老师的叉，老师要求，不要瞎写，按考试大纲即可。李其纲痛苦地表示，我辅导不了儿子的作文。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批阅完这一年的高考作文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感到生命窒息》。千篇一律的套路，严重僵化的思维，让他感到“中国语文后继无人”。
横空出世
千里之外，上海，一家名为《萌芽》的杂志社也备受煎熬。
《萌芽》，中国青年文学刊物泰斗。1956年创刊，封面刊名采用鲁迅先生手迹；创刊号祝词由巴金亲自题写：任何参天大树都是萌芽长成的。
1998年，《萌芽》活得很艰难。1982年，《萌芽》销量30万；1998年，销量1万。穷穷的《萌芽》编委搞起了副业，在上海弄堂里摆摊卖起了童装。
备受煎熬的还有《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他搞了个读者摸底投票，结果显示，那一年还在看《萌芽》的一万人里，大部分是中年人。这把赵长天搞蒙了，《萌芽》明明是本青少年杂志，怎么都是中年人在看了呢。两个问题萦绕在他心里：杂志怎么办，中国语文怎么办。
赵长天喜欢一个人，英国人赫德，清朝海关的总税务司。带领一个团队勤勤恳恳工作，做出本色，做出好看。有理想，有事功。这是赵长天向往的境界。
“办一届新概念作文试试！”
一锤定音。
赵长天的目的，决不是“搞个比赛博知名度”，他是真正在为中国语文考虑。赵长天排除一切阻力，重注下押：
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直升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名校！令人震惊的是，包括清华、北大、厦大、华师大等中国第一梯队的高等学府在内，一致表示同意！天下苦应试作文久矣。
消息一出，全国哗然。
“一篇作文改变人生”的故事，就此登场。
万人空巷
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复赛，上海松江二中的韩寒家住郊区，没接到复赛通知书。复赛评委叶兆言和陈思和摒弃陈旧的规矩之风，大开先例，表示“如果这人初赛文章真是他自己写的，不来试试复赛就太可惜了”，再次打电话确认。收到通知的韩寒果然来了。
考官李其纲为韩寒单独设了个考场，拿来一个玻璃杯，把一张纸揉成一团，丢进水里，说，写吧，就这个题目。一小时后，纸团沉到杯底，一篇《杯中窥人》浮出水面——
“《杂文报》、《文汇报》上诸多揭恶的杂文，读之甚爽，以为作者真是嫉恶如仇。其实不然，要细读，细读以后可以品出作者自身的郁愤——老子怎么就不是个官。官位抢手，轮不到这些骂官又想当官的人，所以，他们只好越来越骂官。”
交稿后，韩寒站上了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领奖台。
比起韩寒出身上海郊区，来自四川自贡的郭敬明可以说是真正的“第一次进城”了。赵长天回忆郭敬明，他特别小，不爱说话，想不起他的参赛作品了。赵长天没有想到，他想不起的“忧伤、明媚、四十五度角”郭式体，即将席卷全国青少年群体。
同样得到一等奖的，还有上海高中生刘嘉俊，一篇《物理班》，在全国中学生范围内掀起了学物理的风潮。华东师范大学递来橄榄枝，保送直升。
（左一，韩寒）
“没想到作文还能这么写！”
深水炸弹投下，搅动全国语文市场。新概念作文写青春、写爱情、写人生、写叛逆，世界之大，无一不可写。它甚至带动了“邮筒现象”：数十万投稿人表示，在往邮筒里寄稿件的那几秒钟里会非常紧张，投出去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什么？不仅是参赛作文，还有憧憬的大红大紫的人生。
它创下的奇迹，至今无人可破——
- 截至第15年，超过65万人参赛，28名优胜者保送名校，300多名获奖者高考加分；
- 从新概念作文中走出去的选手出版的图书累积销量超过1800万册，间接经济效益达到数百亿元；
- 《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选》成为无数中学生作文写作的红宝书，累计销售超过400万套，直接经济效益达数亿元。
年轻和初心
（第一排左二，郭敬明）
初尝“金钱”滋味的还有各位得奖高中生。
得奖后，郭敬明出版《幻城》，稿费几十万。郭敬明表示，“我都吓傻了”。 郭家在自贡，家庭年收入只有两千元左右，几十万对一家人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甚至劝他谨慎，看看这钱究竟合不合法、能不能拿。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作可以赚钱，我连大学都没有念文学系。”郭敬明说。
同样赚得风生水起的还有韩寒。金牌出版人袁敏慧眼识珠，下重注在韩寒的一本新书上——一本内容不过审、被杂志社压了九个月没下文的书。袁敏克服重重阻力，将该书问世，上市即狂卖190万册，上百万的版税收入让人们记住了这本书和它的作者：韩寒，《三重门》。
三年后，张悦然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被推向公众面前。不同于以往的男同学，张悦然被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头衔，“美女作家”。
“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张悦然说。
这是一群还很年轻的学生，热爱写作，不好意思谈钱，一旦事关利益、排名等世俗纠纷，甚至连文学都可以骂。“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韩寒直戳痛点，语惊四座。
然而，一心振兴中国语文及文学未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组、《萌芽》、各位获奖年轻人，都没有想到：你不好意思赚的钱，还有很多人，好意思要赚。
凶猛的网络文学
在很多年里，网络文学都不登大雅之堂。
10年前，新概念作文大赛正是黄金期，刚起步的网络文学却步履维艰。网络作家依靠千字几分钱的分成度日，“为爱发电”，这是网络作家坚持的唯一理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作家都和“穷、猝死、底层没前途”等标签划上等号。甚至人们在提起它时，都不好意思说“我在看书”，而用“我在看‘那个’呢”代替，其隐晦性正揭露了当时网络文学的地位：毫无地位。
转机出现在2012年。
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元、2100万元、1800万元的收入，荣登“网络作家富豪榜”前三甲。这一收入不仅令大众震惊，更令无数传统文人震惊。正是2012年，网络付费阅读机制成型，影视版权风潮掀起，两厢叠加，令网络文学一夜之间成为“暴富洼地”。
吃够苦的网络文学平台编辑们，不同于传统文学编辑，
他们大多任职于平台互联网公司，有一个无可避免的指标：KPI考核。换言之，这一群体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另一边，网络作家也是。和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评审机制不同，网络作家的评审机制是“全民评审”，这就使传统的“讨好评委”成功法毫无用处，网络文学要讨好全民。更难的是，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人人能当作家。换言之，能在千万人里活下来的网络作家们，穷苦多年，其体力、精神、毅力，都非比寻常。
编辑和作者，两者一拍即合，杀向共同的目标：成名获利。
据业内人士表示，网络平台编辑会直截了当地指导手下作者：写什么题材、如何写、写到哪种尺度，可以最迅速地成为热文。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影视剧改编题材总是一窝蜂的同类型：因为该类型赚钱，所有人都会冲去写一个题材。
晋江文学城副总裁刘旭东更是公开在微博上放话：以女性为主的网络作者如果不赚钱，就是纺织女工！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但在某种程度上，真实揭示了这一行业的逐利性。
在互联网上，中国文学界重新洗牌，排名分王。大热的网络作家成为意见领袖，主导作家富豪榜、影视剧、话语权，而韩寒、张悦然等等名字，更像是“上世纪的古董”。
唯一不同的只有郭敬明。郭母第一次到上海，衣着朴素，行动拘谨，坐地铁时刷票卡住了，被后面一位时髦的本地中年人骂了一句，“册那，乡下人”。郭敬明后来写道：我恨。这个小个子男生从此投身商海，金钱为王。
浑浊的中年
步入中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里面有些人，也坐不住了。
孙宇晨的开挂人生，始于一篇作文。他曾连续三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均失败。第四次，他把投过的三篇文章再次寄去投稿，竟然就入围了。复赛时，孙宇晨琢磨出一条道理，写好文章不如会投其所好，专门研究了评委的喜好，果然复赛拿到了一等奖，得到了高考加分，去了北大。
和一群“热爱文学”的新概念参赛的稚嫩学生不同，孙宇晨从不隐瞒对“钱”的渴望。他曾公开宣称：我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赚了多少钱。
2019年，孙宇晨以3142万天价拍下巴菲特午餐，随后爽约。他创业、炒币、热衷宣传，搜狗CEO王小川看他的眼神就像“看一个诈骗犯”。
“致力于培养中国文学未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组评委，看到这一幕，不知会有何感想。
同样深陷金钱追逐旋涡的还有张晓晗。
张晓晗，从新概念、《萌芽》走出来的知名作者。2019年8月，张晓晗发布了一条微博：台风天，家里马桶堵了，她受不了这样的生活要崩溃了。
怎样的生活呢？
“住着上海小两千万的房子，做着所谓人类精英的工作，过着所谓TOP5的生活，闻得出别人身上的地铁站味道，和那些暴雨中奔波的人不一样了。 我拿起电话打给物业，不管多大雨，如果十分钟后不让人来帮我通马桶，我现在就报警，报警解决不了，周一就找人揍楼管，然后我们找律师，我一定倾家荡产告死你们。”
是的，就为了一个马桶，这位从新概念和《萌芽》走出来的作者，带火了“TOP5”和“小两千万”的两个概念。新概念作文和《萌芽》，捧出了这样一位作者，不知是意外，还是无奈？
如果说，得奖选手的逐利性令人感慨，那么，新概念作文大赛知名评委也同样深陷此类新闻，就更令人唏嘘了。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概念作文大赛资深评委。2019年4月，曹文轩以2700万元版权高居2018中国童书作家榜第三位；隔日，知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公开炮轰曹文轩三重罪！
- 第一重罪：“曹教授的2700万元收入，有多少是打着讲课的幌子去学校非法兜售的？请晒出你的纳税税单。”
- 第二重罪：“童书的批发价仅是定价的4-5折，一本定价十元的书籍，书店以4-5折拿到图书，又打着作家进校园的旗号进行售书， 这中间的差价进了谁的腰包？”
- 第三重罪：“曹文轩的此类行为，会不会腐蚀我们的优秀教师队伍？”
试想一下，当图书作者、书店、学校、出版社勾结起来，进入学校，向学生兜售童书，学校通过此类行为吃回扣。学生不买书，就可能被孤立、变相惩罚，若有证据表明此种行为成立，那么，构不构成违法？
媒体压力下，曹文轩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回应，只说：让大家去判断吧。
曾经被视为“文学导师”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如今给公众留下的，只有一声叹息。
名利阴影
网络上，一个话题居高不下：曾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那些人，如今过得怎么样？
- “我最喜欢的写出《物理班》的那个优秀青年，独居家中，十天后被发现，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 “人人都骂郭敬明抄袭，然而郭敬明却获得了‘中国最会卖书’的当当网创始人李国庆的力挺。对了，小郭手中15家公司，10余处房产，身家数十亿。你有他活得好？”
- “韩寒不骂人也不骂文学了，现在是个温和的胖子。”
- “第七届的一个一等奖获得者，不搞文学下海去卖螺蛳粉了，年销售额上千万。”
- “我们公司一个同事，第十三届的第一名，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屌丝气息。老板调侃，一看就有一种落魄书生的感觉。”
22年过去，走到中年的新概念，让人们不禁反思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当初标榜培育只以文学人才为目标的“新概念获奖，就不用高考”模式，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逐利行为？
2019年，上海巨鹿路的一处老房子里，《萌芽》的编辑们日以夜继，埋头审稿，成堆的参赛信件22年如一日地堆在办公室里，他们要从这堆信件里选出今年参加复赛的年轻人。这本古老的杂志仍怀初心：坚持手写、坚持寄信投稿、坚持远离网络，为中国文学未来找一条出路。
只是，也许，形式仍在，事实上，未来再无“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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