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gie潘

事情大致经过：1898年9月21日 (戊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戊戌变法遭到顽固派的极端仇恨，自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推行变法起，顽固派即开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9月21日，慈禧幽禁光绪帝于中的瀛台，并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旋又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上世纪80年代，著名近代史学者汤志钧访问日本，在该国外务省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新史料《诡谋直纪》。作者是著名维新志士毕永年，此人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目击者和参与者。毕永年详细记载了1898年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为等维新派成员对于政变的讨论和谋划，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根据原文，毕永年于9月13日抵京。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晚上9点，康有为将毕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厅，说道：“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不久，便与母后慈禧因政见不合而激发剧烈冲突，康有为派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府邸，希望劝说他带领自己的新军包围颐和园，将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直接杀掉。

康有为显然已经意识到慈禧已然对光绪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为强，效仿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废黜武则天之故事，将政权从慈禧手中夺过来。

对于康有为的谋划，毕永年连连摆手，他认为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人。当年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从朝鲜逃回国内，没什么胆量。然而康有为却胸有成竹，坚持己见：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已经被他“拉拢”了。不久前，康有为曾派徐仁禄施展反间计。徐仁禄对袁世凯说，荣禄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责他“跋扈”，同时还说他是汉人，因此不能让袁世凯掌握兵权。结果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难怪当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给我增兵，荣禄却从中作梗，真奸贼也！”袁世凯的这番客套之辞，竟轻易地将康有为骗倒，误以为袁世凯深恨“深恨太后与荣禄”，是可用之人。此后，康有为又奏请皇帝接见袁世凯，“抚以温言，又当面请他吃点心喝茶”。在康有为看来，这份“大恩”，一定会让袁世凯心生感激，为皇帝做事。

康有为这人虽有才，却是个重理想轻实干之人，凡事好妄想，总将政治斗争想得非常简单，以为仅仅凭借三言两语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拢袁世凯，然袁却是老谋深算。

对于康有为拉拢袁世凯的想法，不仅毕永年不以为然，谭嗣同也不认同。第二天，毕永年会见谭嗣同，谭说：“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我为之奈何？”

按照《诡谋直纪》的说法，康有为本想让毕永年去说服袁世凯，然而毕却瞻前顾后，认为此事不妥，迟迟不肯出行。最终，康有为将刚烈勇猛的谭嗣同推进了火坑，派他去说服袁世凯。9月18日，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处，而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许诺：“只要皇帝支持，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谁知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便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而这个告密，也成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第二天，毕永年找到谭嗣同，问其与袁世凯商量的情况。当时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奈何。”显然，谭嗣同至始至终都不信任袁世凯，早就料到会失败。然而谭嗣同毕竟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终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听了谭嗣同的话，毕永年惊恐道：“事今败矣，事今败矣”。于是毕永年力劝谭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然而谭嗣同却慨然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毕永年见谭嗣同英勇异常，于是不在强求。9月21日早上七点，毕永年出逃国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随着出逃。至于谭嗣同，他留在了国内，以鲜血祭奠变法，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效仿的楷模。

可以说，康有为的妄想害惨了谭嗣同，致使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变得不可回旋，最终导致维新变法的全面失败。

鸡蛋凿历史

先请诸位读者看一首晚清时期的诗作：

人声汹汹当清晨，废书出门看捉人。

南海馆中驻缇骑，百年以来此事新。

赤棒如雨不得近，金吾将军来躬亲。

但云奉旨拏官犯，行路已知姓名真。

风雷一夜起殿上，老佛升座大怒嗔。

亟将曩时诛乱策，亲授平日被恩臣。

将军典兵兼廷尉，捕治有罪威得伸。

囚车缚致共四辈，云皆罪属非罪身。

罪人已骑欵段去，昨日受诏方逡循。

室中文书穷搜索，一纸连累百搢绅。

材官守门不得息，自辰直至日加申。

道旁酒舍雠数倍，远近奔赴争惊询。

我闻有命不敢告，祸发颇已识其因。

古来变故何足喻，机括一触牵风轮。

试观白日变冥晦，从此大地多氛尘。

——陈懋鼎《前缇骑行》

公元1898年9月22日（阴历八月初七），清廷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下令废除已行使百日的维新变法，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关闭京城所有城门，出动3000名锦衣卫即清王朝的大内侍卫，全城逮捕变法维新人士，其中就包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人。

百日维新的主要策划者康有为因为听闻慈禧要动手的消息，头两天逃出京城，从而躲过了这场劫难。

时任户部郎中的陈懋鼎耳闻目睹了此番景象，悲愤之中写下了这首诗篇。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封建王朝统治者主导的变法改革以失败告终，近代中国最后一次实现国家自强、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宣告失败，中华文明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

当代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示。

事实上，读史者以自己所处时代的具体背景和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

是什么注定了“戊戌变法”必然失败呢？

“戊戌政变”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戊戌变法”，从而以客观视角解释“戊戌政变”的真相。

首先，今天的史学界和大众一致公认，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

这些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同治年间的自强运动即所谓“洋务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

这一点，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早在1896 年 2 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

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最近二十年，中国大地上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

可以明确的是：开始于1978年的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一百年前的晚清时代完全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

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一波接着一波。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8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 “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

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

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

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 “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但是中华民族何其有幸，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成熟强大而又与亿万黎民百姓休戚与共的的领导阶级，正在带领中华民族进行一场三千年来未曾有过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光明的，而“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 “戊戌政变”那样的恶果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

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 “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笔者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

公元1898 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

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

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

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宝薇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最终在两年后招来了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用传统中国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以今天史学界的流行语言表达，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

若转换为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的专政”。

这不只是名词之争，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是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

笔者以明、清两朝为例加以说明。

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

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

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

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

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称之为“族天下”。

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满清王朝的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

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

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 “上三旗”，即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人员组成的。

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

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

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

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 “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大清王朝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

主要是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决定了“戊戌变法”的成败，已注定了“戊戌政变”发生的根源。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

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

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已趋于幻灭。

明代儒家学者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

明代儒家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

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

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章太炎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

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

但康梁等人似乎对满清王朝“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满清王朝“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

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

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 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慈禧才25岁，但已在咸丰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

慈禧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

紧接着慈禧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

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

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 “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

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

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

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的发生有重大的关系。

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

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年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随时可以“垂帘听政”。

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

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慈禧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

“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

在慈禧的绝对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

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

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

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

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龢，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梁启超关于此节叙事大体可信，略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重大意义。

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龢、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

光绪承认自己无权，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

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

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变法，以丰厚的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

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

现在康有为却以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事件作为凭据，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

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

满洲正黄旗人、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

现在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

光绪是咸丰的亲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

入宫以后，光绪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

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内侄女那拉氏，即隆裕，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

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

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

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

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明清史学大家孟森在《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合以上几条记载，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

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

并不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

一个血气方刚，年方二十七岁的青年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

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光绪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

何况光绪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

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最高统治者。

据光绪在戊戌年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

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

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悲剧。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

……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

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

……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文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

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有时候所谓人心向背、舆论导向实际上完全不可相信，完全不可依赖。

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

故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慨叹道：

“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

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后人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

因此国学大师陈寅恪无限感慨地说：

“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当代历史学大师吕思勉说过：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

接下来再说说，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夜，袁世凯是否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荣华富贵，曾经出卖过维新党人？

1898年9月，光绪皇帝刚刚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不久，光绪便与慈禧因政见不合而激发剧烈冲突，政变一触即发。

为了摆脱危局，康有为派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府邸，希望劝说他带领自己的新军包围颐和园，将守旧派首领慈禧太后直接杀掉。

康有为到底为何会寻求袁世凯作为自己的帮手？出发点是什么？

在戊戌政变前，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到底是如何谋划的？

由于史料的缺失，以及后世史学界和民间大众刻意或无意的增删篡改，今天的人们对那段历史很难了解得十分清楚。

据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中发现一份新史料——《诡谋直纪》，作者乃是著名维新志士毕永年，此人一直是维新派的活跃分子，是戊戌政变的直接目击者和参与者。

在《诡谋直纪》中，毕永年详细记载了1898年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为等维新派成员对于政变的讨论和谋划，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根据《诡谋直纪》原文，毕永年于1898年9月13日抵京。两天后， 9月15日晚上9点，康有为将毕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厅，说：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此时，康有为已经意识到慈禧已然对光绪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为强，效仿唐朝武则天晚年的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革命”，废黜武则天之故事，将政权从慈禧手中夺过来。

对于康有为的谋划，毕永年连连摆手，他认为袁世凯是慈禧太后的人，肯定不能胜任“神龙革命”中禁军统领李多祚的角色。

然而康有为却胸有成竹，坚持己见：

“袁前两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远处行反间之计，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后与荣禄矣。且吾已奏知皇上，于袁召见时，隆以礼貌，抚以温言，又当面赏茶食，则袁必愈生感激而图报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已经被他“拉拢”了。在不久前，康有为曾派徐仁禄施展反间计。徐仁禄对袁世凯说，荣禄曾多次在皇帝面前指责他“跋扈”，同时还说他是汉人，因此不能让袁世凯掌握兵权。

结果袁世凯佯装恍然大悟：“难怪当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给我增兵，荣禄却从中作梗，真奸贼也！”

袁世凯的这番客套之辞，竟轻易地将康有为骗倒，误以为袁世凯深恨“深恨太后与荣禄”，是可用之人。

此后，康有为又奏请皇帝接见袁世凯，“抚以温言，又当面请他吃点心喝茶”。

在康有为看来，这份“大恩”，一定会让袁世凯心生感激，为皇帝做事。

康有为这人虽有文学上的才能，却是个重理想轻实干之人，自身并无半点政治斗争的经验，凡事好妄想，总将政治斗争想得非常简单，以为仅仅凭借三言两语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拢手握重兵的身居满清王朝高级将领之位的袁世凯。

对于康有为拉拢袁世凯的想法，不仅毕永年不以为然，谭嗣同也不认同。

第二天，毕永年会见谭嗣同，谭嗣同说：

“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我为之奈何？”

按照《诡谋直纪》的说法，康有为本想让毕永年去说服袁世凯，然而毕永年却瞻前顾后，认为此事不妥，迟迟不肯出行。

最终，康有为将刚烈勇猛的谭嗣同推进了火坑，派他去说服袁世凯。

9月18日，谭嗣同前往袁世凯处，而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许诺：“只要皇帝支持，杀荣禄就像宰条狗一样容易！”

谁知谭嗣同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便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而这个告密，也成了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

第二天，毕永年找到谭嗣同，问其与袁世凯商量的情况。

当时谭嗣同正在梳头，有气无力地说：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奈何。”

很显然，谭嗣同至始至终都不信任袁世凯，早就料到会失败。

然而谭嗣同毕竟是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终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听了谭嗣同的话，毕永年惊恐道：“事今败矣，事今败矣”。

于是毕永年力劝谭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

然而谭嗣同却慨然说道：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毕永年见谭嗣同英勇异常，于是不在强求。

公元1898年9月21日早上七点，毕永年出逃国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随着出逃。至于谭嗣同，他留在了国内，以鲜血祭奠变法，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效仿的楷模。

康有为在政治上的幼稚，在观察人物上的无知妄想，害惨了谭嗣同，致使光绪和慈禧的矛盾变得不可回旋，最终导致维新变法的全面失败。

作为一个先进理论的传播者，康有为是优秀的、合格的；但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书生意气的康有为显然是极不够格的。

至于说袁世凯是否真的向慈禧告密，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换做谁当新军的统领，都不可能不审时度势，分清利弊，绝不可能愚蠢到头脑发热，依靠一位毫无实权的“虚君”光绪，及一群只会空谈国政的无知书生，去对抗满清王朝强大的国家机器和装备精良的军队。

这也是诸如袁世凯这些晚清务实的汉人大臣们，做出的最有利于国家和自己利益的选择，其实后世学者和大众不必过分苛责，因为有没有袁世凯的告密，“戊戌变法”注定不会成功，“戊戌政变”也必然发生！

二憾逝矣如鹰扬，帝城缇骑何太忙。

倾街空巷追所往，七家同日生祸殃。

柴车载出两兵夹，颈足劣免施琅珰。

贤奸此时未及剖，颇欲罪案知其详。

民间讙哗不可听，听之心骨为凄伤。

我昨给事西苑傍，天子夕月出西方。

紫光阁中坐圣母，福华门下宣亲王。

监门谒者狞如鬼，似言佛爷怒未央。

顷者侍臣为我说，夜来宫禁事非常。

急书三返召畿帅，便恐大狱兴苍黄。

七人共作何等事，此去宁复有生望。

就中林卿我所善，奔视弗及心彷徨。

当其奋笔政事堂，际会岂不诚明良。

虎鼠变化出顷刻，年少未作周身防。

汝等草芥何足惜，遗累君父谋非臧。

呜乎！

遗累君父谋不臧，归死司败意差强。

——1898年9月24日·陈懋鼎《后缇骑行》

落日苍茫风才定

“戊戌变法”中最扑朔迷离的事件莫过于袁世凯“告密”之谜。

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清朝的统治即将走向灭亡,为了挽救爱新觉罗家的天下,年轻并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在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最悲惨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变法。

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在政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人最为活跃,他就是袁世凯,他与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以告密的行动把自己的舵转向了慈禧太后,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

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联系的确很密切。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就与维新派核心人物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公开上书以后,当时的袁世凯在 督办军务处当差,他觉得康有为的公开上书切中时弊,也曾向光绪皇帝上书, 提出变法事宜,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十分接近。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 院、工部都不予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

1895年9月,康 有为、梁启超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 力量。袁世凯积极参加强学会,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练 兵,康有为等为袁世凯设酒钱行,认为袁世凯是和他志向相同的人。袁世凯与 维新派建立了联系后,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 升官晋爵。

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慈禧太后政变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维新派的态度,清朝廷内部存在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 盾,1898年8月3日,光绪皇帝的又一个密诏送到康有为手里,密诏中光绪皇 帝以紧迫的语气向康有为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

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着皇帝的密诏,痛哭一场后,决 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他们商议把实行兵变 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夜,谭嗣同秘密赶到袁世凯的驻地法华寺面见袁 世凯,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答应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因 禁或杀掉慈禧太后。此后事情的发展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另一面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守旧派。他用假话支走了谭嗣同。

8月5日,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汇报。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了变法六君子,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

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消极的,是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成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那时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康有为等要劫持她。

传统说法的依据是袁世凯所写的《戊成日记》,在这 些日记中,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 后立即找了荣禄。反对传统说法的人认为,袁世凯在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 时期,他夸大自己告密的主动性,无非是向慈禧太后表示他对大清王朝的一片 忠心。而且日记中明显存在着许多疑点:维新派包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是 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为什么第二天不在 北京告密,而要绕远到天津找荣禄告密呢?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命 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

如果真是袁世 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么慈禧太后的上谕中为什么不指名捕拿谭 嗣同?告谭嗣同企图说服自己兵变囚禁慈禧太后,这可是袁世凯邀功请赏最好的砝码………事情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袁世凯8月5日返回天津,第二天在荣禄处谈事,恰逢一个名叫杨崇伊的人从北京到了荣禄府上,向荣禄禀告了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

在场的袁世凯一听吓坏了,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去法华寺,同其密谋兵变之谋。于是就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攻颐和园、杀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盘托出,并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这是他的保命之计。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态扩大,并不经审讯把六君子给处决了。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全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守旧派宽容,而且受到重用。

申报七十七载

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为中心的一次变法图强活动。其实要说其意义的话，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四个字，变法图强。

其实就本质来说，其实戊戌变法和前面由慈禧太后作为背景的洋务运动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这两次其实都是革新，而且他们服务的主体其实也都是大清国，目的也都是为了大清国可以长治久安。

要说什么区别的话，也就是变法的方向不同，以及指导者不同。但是就结果而言，这次的维新运动是一场比洋务运动更加失败的革新运动。

其实今天许多人认为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是不同种类型的运动。当然，肯定这是说的通的。但是仔细观察，却发现他们殊途同归。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们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时代不同，思想其实也是有着不可忽略的变化。

于是就今天的我们来看，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的目标反而不同。但是其实就思想而言没一件事情都局限在当时的认知之下，所以其实都是一步跨越试的尝试，只是过程一个更加弘大一些，还有稳定一些。

围知历史

我觉得戊戌变法是一群人领导的一场混乱而激烈的、旨在变法但流于形式缺少内涵、旨在强国却不能建立新体系、旨在整顿吏治却只知道杀还有流放而不知妥协与团结、没有真正的力量却在叫嚣还天下一个清静的所谓变法。他们是宪政的先行者，历史时代开创者，以及爱国者，值得敬佩与崇尚。但是戊戌变法过于天真，急切地想要一口气完成西方演化一百年以上的宪政体系，等同于在没有任何实质的政治、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重新创造一个社会结构，而且并不注意社会影响，经常性在公众场合发表针对性很强的言论，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得罪了太多掌权者，连一开始他们的支持者最后也同他们反目成仇。这种做法并非变法，而是革命，但同时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力量，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举个例子，如果晚清的中国像是一潭发臭的死水，那么，戊戌变法的本意是在不改变这个池子原本轮廓的情况下，挖开几个口子，让它同外界的水流相连，慢慢使其流动活跃起来，最后让它演变为汹涌澎湃的江河；但实际上他们急功近利地挖掉了几乎整个潭子周围的堤坝，并同时挖出一条人工河道以限制潭水变为河流——这远远超出了当时中国的承受能力。

真相一、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

许多历史影视剧，把慈禧太后描述为一个自始至终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守旧派”，其实，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对的。

光绪皇帝在变法初期，从发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公开宣布变法，是经过慈禧太后点头的，许多现存的清代内档也非常清楚地显示：慈禧太后在初期，在变法方面，给予了光绪皇帝非常大的支持。

现存清代密档也显示，光绪皇帝变法期间的诸多奏折、批复等重大文件，基本上都抄送给了慈禧太后，换句话说，慈禧太后这段时间虽然人在颐和园“养老”，实际上她对变法，事无巨细，基本上都了如指掌。

光绪皇帝操办维新运动，历时103天，三个多月之久，新政频出，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和默许，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真相二、光绪皇帝拟用外臣，听议合邦，触犯了慈禧的底线

变法开始之后，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向光绪皇帝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伊藤博文、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做大清帝国的国策顾问。

与此同时，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都对维新派提出建议，提议中、英、美、日四个国家，合并成一个，这个提案，叫做“合邦之议”，这个提议，由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向光绪皇帝提出，具体做法，是说从中、日、英、美四个国家中，选出100个能人，共同掌管四个国家的税收、军事、外交等国家大事，大清当时是弱国，此事一成，则大清的国政，确实有失去自主的风险。

但是，这件事还在听议阶段的时候，有个老臣名叫杨崇伊的，这个人政治嗅觉特别敏锐，他觉得大事不妙，于是，他跑到慈禧太后那里，去举报。

杨崇伊对慈禧太后说：伊藤博文、李提摩太，这些人是日本人、英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据说，皇上正在听信小人（指维新派）的话，考虑请这些外国人参与大清的国策，税收、外交、军事，统统都由外国人掌控，一旦事成，以后我们什么事，都要听日本人的、都要听英国人的，这个局面，十分危急，老佛爷您日后断然无法控制，咱大清，就真的是要亡国了啊。

慈禧太后也灵敏地嗅到：一旦境外敌对势力参与了朝政，那么大清的政局，必然失控，而且自己的权力，也将会受到外来势力的侵夺，无日可以安宁。

想到这里，慈禧太后一刻都没有等，立马带人，从颐和园火速赶回紫禁城，对光绪皇帝喊停，软禁了光绪皇帝，并下令逮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这，其实才是慈禧太后叫停变法最直接的原因。

真相三、康有为听信谣言，谋刺慈禧太后

维新派在这段时间之前，曾经听信一个谣言，说秋操（阅兵）的时候，慈禧太后和荣禄将要废掉光绪皇帝，当时康有为一派，听信了这个谣言，认为要先下手为强，杀掉慈禧太后。

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找了袁世凯，谭嗣同的计划是：要求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然后谭嗣同命令湖南豪杰毕永年等，带一百多号人，杀入颐和园，直接杀掉慈禧太后。

袁世凯对谭嗣同的提议，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实质上是拒绝了。

慈禧太后后来从荣禄口中得知这个阴谋，十分震惊，这才决定杀人报复的。

所以，清廷火速逮捕了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不经审判，直接处死。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一案，它的真实缘由，原来是这样的。

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在外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的保护下，成功逃脱。

真相四、慈禧太后对变法喊停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

还有许多历史影视剧，说是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直接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袁世凯见了谭嗣同以后，心里藏了秘密，忐忑不安，他一直在思考，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袁世凯是在赴北京觐见光绪皇帝之后，赶回天津，一路上愈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他最后才决定跑到（天津）荣禄那里去告密。

然而，在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候，慈禧太后已经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已经对戊戌变法喊停，并且已经开始软禁光绪皇帝。

荣禄听到袁世凯的报告之后，回京，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听，这才感到十分震惊，于是才决定扩大对维新派的逮捕范围，并决定大开杀戒的。

换句话说，是慈禧太后对变法喊停在先，袁世凯告密在后，袁世凯的告密行为，与戊戌变法失败，没有因果关系，但袁世凯告密一事，确实与六君子被杀，关系很大。

多亏清代档案的保存，以及诸多历史学者的努力，戊戌变法的真相，今日才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事情相当复杂，远远不是影视剧所说的那样，黑白分明，在本案当中，光绪皇帝商用外臣、听议合邦等行为，是否有错，这是很值得疑问的。康有为听信谣言、谋刺慈禧太后的行为是否正当，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下午世界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干支纪年戊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光绪皇帝接受其变法主张，从6月11日到9月21日颁布许多变法法令。主要内容有：裁减绿营兵；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提倡商办工业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坚决反对，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撤销变法法令，逮捕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梁逃往日本，变法失败。因自颁布维新诏令起到变法失败止，共一百零三天，故又名百日维新。

關鍵字: 戊戌政变 真相 大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