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湖街street
上世紀桂湖街的小北門
1925年4月，由賜進士出身戶部主事，內江縣知縣彭泰士負責總修，朱襄虞、曾慶昌、康樹滋等總纂的重刊《增續內江縣誌》，輯錄內江縣城內的街道名稱，有14條街巷錄入，“桂湖街”錄其中。
桂湖街起源於何時？從相關的史料文字中，可以找到此街建置沿革的一些線索，其在宋代已見雛形，明清已是達宦賢士歸鄉後聚集而形成的繁華街區了。
“桂湖”二字，最早見諸文字，是宋人黃思莊所書於岸側石崖上。宋·邑令蔡逸題有《桂湖澄碧》：
秋滿花縣域，碧澄桂湖水。
日照沙底明，風翻浪花起。
蘋藻翠交加，梟鷗樂棲止。
醉書先達名，屹立煙霞裡。
原沱江支流玉帶溪水，繞流西關外文廟學宮下匯入沱江，在溪水與沱江交匯處，泥沙堆積成為河灘湖澤，後人環植桂樹於湖四周，故稱“桂湖”。“ 桂湖澄碧”與“翠屏春曉”，文廟之“雁塔秋香”，化龍山“龍山挹翠”，聖水寺之“聖水靈湫”，紀念宋人之“書樓晝錦”，東林寺之“東林晚眺”，化龍山之“醮壇曉月”等縣景，同稱宋代“內江八景”。以桂湖為題材作詩的還有明·邑令段民的《桂湖澄碧留句》，明·都憲吳吶題寫的《桂湖澄碧留題》。
明代，是內江科考史上的黃金收穫期，以趙大洲為領軍人物的一大批文士在國家、省市級為官者達100多人，這批人士在業滿後返鄉擇地築宅。“桂湖”臨沱江，為風景勝地，因此被陸續修建起各式高牆深院，這條街也被稱作“貴府街”。旌表牌坊多、府第大院多，是這條街的一個明顯特徵。
趙貞吉，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十八歲時中進士，入翰林院後晉升為編修，因得罪嚴嵩而返鄉，在內江縣城桂湖街講學。他題寫有：《講學桂湖王三湘（來雲館）》
來雲館枕角樓隈， 戶有停雲覆綠苔。
客同團蓋留懸榻， 酒共浮生入夢懷。
花萼岫蒸樵石路， 桂枝湖靄讀書檯。
飲餘彈徹無心調， 遙指際天雙舄回。
據《天啟新修成都府志》卷12載：“王三湘（用康），汶上人，進士。明嘉靖年間任內江縣令。有政績。”王三湘在內江縣城內桂湖街宅地旁的一塊空地（今大西街沿城牆與桂湖街拐角相接的小北門城牆轉彎處）建起了一座接待內江名士及來內嘉賓詠詩賞景之地，名“來雲館”。館中常有朋友相聚，有美酒可品，有書籍可閱，還有花木相伴，可謂其樂融融一景地。趙貞吉（大洲）是此館的常客。趙貞吉還在“來雲館”設堂授課，授課之時，聽者眾多。講課之餘，趙貞吉還在館內與高公韶、劉養直等內江名士唱酬詠賦。
當時，內江名人、明朝著名思想家鄧豁渠亦於此處開辦著一所私塾，趙、鄧二人講課的聲音互相都能聽見。“彼此一間耳，朝夕聲相聞。”由於趙貞吉理學功底深厚，講課時深入淺出，吸引了不少學生前來聽課，而鄧豁渠生源日漸減少。為探其究竟，一次，鄧豁渠旁聽了趙貞吉的講課。聽完頓悟，對趙貞吉的理論深表佩服，於嘉靖十八年（1539年）拜趙大洲為師。師徒倆之後均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明清時，桂湖街豎立有18位進士石質牌坊：丙戍七進士，戊辰六進士，辛丑五進士，可謂名副其實的文化街。
民國，桂湖街更是成了名人學士集聚，彰顯歷史文脈的文化街。名人文化，抗戰文化，糖酒文化等，成了這一時期桂湖街的重要特徵。
辛亥革命志士喻培倫之師魏楚珊、“巴蜀鬼才”現代劇作家魏明倫，曾就讀於桂湖街“建德小學”。張繼學、陳鳴鸞、堯文藻等文化名人，均從桂湖街走出。而內江望族——梅氏家族更是和桂湖街結下深厚緣分。
梅家第四代後人梅曉初，在桂湖街的居室名“晴雪廬”小樓，在抗戰期間，曾一度為書畫界人士匯聚之地，成為“書畫之鄉”內江在這段時期重要的對外交流平臺。
梅曉初，集詩人、報人、畫家、地方文史專家於一身。在編輯《內江日報》副刊“血光”期間，特闢“漢安書畫舫”欄目，介紹抗戰時期內江的書畫家和本土書畫家作品。組織帶動內江書畫家辦義展，捐助前線。為獲取更多的理論，曾賣家產購回《南畫大存》中國名畫集，以研畫源。梅曉初長於詩文、書法、繪畫，在繪畫中尤以繪梅見長，以筆名“川南老梅”蜚聲畫壇。其梅花系列作品或暗香四溢，或鐵骨錚錚而筆底生春。
抗戰期間，京滬等地的重要文化人士遷渝入川，旅內者達幾十人之多。梅曉初除利用辦《內江日報》副刊為旅內文化界人士作介紹外，還大量選輯進步詩文刊出。並在自己的畫室接待外地來的書畫朋友，讓他們感受“書畫之鄉”的氣息，為他們免費提供創作書畫的紙、筆、墨、硯，以供現場作畫。一時間，不少書畫名流，或路過內江的書畫朋友，專程來作畫義賣支援前線，如張聿光、董壽平、豐子愷、吳一峰、閻松父、張采芹、岑學恭、李瓊久等書畫人都曾做客“晴雪廬”。他們在畫室揮毫潑墨，談繪畫心得，以筆作“利器”，為抗戰前線創作義賣作品。以“晴雪廬”小樓為中心的桂湖街，曾熱鬧一時，影響甚廣，成為抗戰時期內江對外交流的一張名片。
清代城池圖中的桂湖池和大洲壩
除了文學書畫外，桂湖街的糖酒文化也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抗戰時期，與成都、重慶並稱四川三大經濟中心的內江，主要是以蔗糖業及酒精工業作支撐。當時內江縣以城區、東興鎮、白馬廟、椑木鎮等地為蔗糖主要加工及集散地。城區內的蔗糖加工又主要集中在大北門城垣到小北門，即桂湖街一帶，為核心區域。桂湖街的漏棚從馬家花園起，有“五道財門”之稱，也就是沿街有五家規模較大的漏棚：胡家、曾家、吳家、梅家、許家，另外還有不少小型糖房、漏棚。
內江市檔案館館藏一份清代《羅乾源絕賣漏棚文契》，時間為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也就是說，至遲在光緒十七年，桂湖街就已有漏棚了，而且漏棚的數量還不止“五道財門”。由於桂湖街緊臨沱江，佔據水運優勢，因當時交通主要是靠水路運輸，這是在城裡開設漏棚的必要條件。
十里八鄉的土糖房將甘蔗熬成原糖後，將半成品原糖再運到城內進行再加工。制白糖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即廢蜜（本地人稱漏水），售予酒精廠提煉酒精，國民政府大批機關、科研單位及大專院校遷川，汽車驟增，汽車所需的動力燃料奇缺，作為大後方的內江，採取土辦法和新式酒精廠制酒精，土洋結合，雙管齊下，解決了國家急需。從這個意義講，包括桂湖街“五道財門”在內的內江糖、酒業主導產品，是對抗日救國做出極大貢獻的。同時，也是內江糖酒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內江老幹部局編《內江風物詠叢》第243頁，第244頁，2006年7月出版。
鄧紅校注《校注》，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內江市市中區文史資料選輯》第36輯，第182頁和第47輯第153頁。
《內江梅氏家族歷代名錄》2000年12月30日修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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