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錢穆遷往香港。創建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書院，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教育宗旨。錢穆預言：“此下世界文化之歸趣，必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宗主。”

錢穆

靠自學 從鄉村教師到進入北大授課

錢穆，原名恩鑅，字賓四，清光緒廿一年（1895年7月30日）生於江蘇無錫的七房橋。他7歲入私塾讀書，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他輟學後自學。18歲後，錢穆當了十年小學教師， 1922年以後，他又當了八年中學教師。

錢穆位於無錫七房橋的故居舊址。

一直自學苦修的錢穆，致力於史學研究，1930年，因《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兩篇著作，使學界人士對其推崇備至。後由顧頡剛推薦，錢穆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

居北平八年，錢穆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名校。

在燕大，錢穆見陳寅恪穿長袍，遂改穿長袍，一直堅持到老。當時北大名師雲集，戴金屬細邊眼鏡的錢穆，被學生評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學生中有“北胡南錢”之說，胡即指胡適，他倆都因以演講的方式授課而聞名。

一次，燕大校長司徒雷登宴請教師，錢穆直言，入燕大校門即見M樓、S樓，既然在中國，就該起中國名字。校務會採納了錢穆的建議，後將M樓改為穆樓，S樓改為適樓，樓貝公改名辦公樓，其它建築也都賦以中國名稱。校有一湖，因一時無名，就根據錢穆的提議取名“未名湖”。

未名湖

抗日戰爭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撤到雲南蒙自，期間他與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往來密切。陳夢家勸錢穆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教科書，後來在陳夢家的啟發下，錢穆一反此前中國通史的西方化敘事傾向，寫出《國史大綱》，它飽含強烈的道德意識與愛國熱情，展現出“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很快風行全國，成為各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

而民族危亡之時，西學東漸，很多青年當時閱讀的多是“左傾進步書籍”，以民族虛無主義為時尚，蔑視和貶低中國傳統文化，稱之為“腐朽沒落”。

錢穆在北平、西南執教期間，是不支持學運的，因為與他的傳統理念相悖。錢穆後來離開了西南聯大，也與當時校園激進的左傾思想有關。

預感在內地難有容身之地

“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論旨”的《國史大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1942年，蔣介石約見錢穆，錢穆拒絕了，次年，蔣介石再度約見錢穆。提倡宋明理學的蔣介石，與錢穆思想非常相合。後來，錢穆再次受蔣介石的邀請，與馮友蘭一起去重慶，給中央訓練團講演。期間，為錢穆安排的每餐飯蔣介石都要親自去看，親口品嚐是否合口。蔣介石還請錢穆負責《宋元明清學案簡編》裡清代部分的編寫。

錢穆多次讚揚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五院制度”，尤其考試製度、監察制度，認為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精神。

1949年8月，發文點名批評胡適、傅斯年和錢穆三人，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錢穆認為自己“單槍匹馬，一介書生”，“足跡不到京、滬、平、津，不在公立學校教書”，“怎麼會找到我頭上”。此文發表之前的四個月，胡適已經去了美國；八個月前，傅斯年去了臺灣。

當時，錢穆正應香港華僑大學之邀，赴廣州任教。10月，錢穆囑託蘇州城防司令隨時照顧家小，然後自己隨華僑大學遷至香港，妻子和五個孩子都留在了內地。

在香港創辦中文大學 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最高宗旨

錢穆在香港見到許多彷徨的流亡青年走投無路，於是有了創辦大學的想法，“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

自認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一邊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一邊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在九龍偉晴街借用華南中學的三間課室，籌辦“亞洲文商學院”，夜間上課，由錢穆任院長。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嶽峰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亞洲文商更名為“新亞書院”，改為日校，錢穆出任院長。

新亞書院農圃道校舍。

學校經費困難，辦公室晚上就是臥室。錢穆自奉節儉，先是棲身在校舍打地鋪，後搬到貧民區，再搬到偏遠鄉村租房。他每天搭巴士、火車上課，立定講壇，舌耕不輟。

學生幾乎全部是來自內地的流亡青年，很多露宿在學校天台、樓梯上。師生不到百人，學費收入僅有20%，每月虧空多達三千多港幣。後來蔣介石一直幫助了四年，數年後，學校獲得美國耶魯、哈佛的援助，蔣介石才開始停止撥款。

1955年，時任新亞學院院長的錢穆。

錢穆公開在校刊上撰文，指出：“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錢穆故居展示的新亞書院校歌歌詞手稿。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為大學，68歲的錢穆親定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在英國屬地香港，有了第一所中文教學的大學。

1966年，內地大中學校一度陷於停頓。據錢穆夫人胡美琦回憶，錢穆日夜在長廊上走來走去，一言不發，持續一兩個月之久。一天，錢穆突然說，他要編一部《人人自修國文讀本》，這樣將來即使教師和課程都沒有了，也可以此為研讀文言文籍的國人開一門徑，挽救傳統文化中斷的危機。

錢穆和胡美琦。

父子異途

錢穆畢生信仰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儒家家庭倫理，尤重父子之情。初到香港時，錢穆曾經看電影，內容是關於親子之情的。想起在內地的兒女，錢穆當時禁不住悄然淚下，而錢穆向來是能夠“以理馭情”的。

1950年，錢穆寫信給留在內地的三個兒子，希望他們到香港讀書。當時受輿論影響，兄弟三人認為父親“逃港”即是不愛國的行為。故錢穆想與子女團聚的願望沒有實現。

錢穆父子異途，父慈子孝各不可得。直到三十一年後的1980年，子女們才與父親重聚，錢穆其時已85歲。而錢行藉助赴港探親的事由，才找機會辦了返城手續。

錢遜讀父親的著作時，已年近五旬，曾經叛逆的錢遜，為自己曾經批判國學而感慚愧；錢行70歲時，以“畢明邇”為名，發表文章替父親辯駁：“中國的幾千年說成都是封建、都是專制，是錢先生所最反對的。”

錢穆死後，胡美琦公開發表文章談到，與子女相見時，錢穆一直等待子女向自己道歉或者做個說明，孩子為什麼用那樣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父親，但錢穆沒有等到，心中耿耿卻難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