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楚漢戰爭時期，漢高祖劉邦曾為了籠絡人心，冊封了七大“異姓諸侯王”，而後西漢政權建立，漢高祖劉邦為防止這些異姓諸侯王勢大，威脅到西漢政權的穩固，故而又分封了一批“劉姓諸侯王”，但劉邦沒想到的是，他為鞏固政權所做的舉措，反而導致在漢文帝與漢景帝執政時期出現了“諸侯王勢大”的不良政治局勢，那麼問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漢文帝和漢景帝又是如何造就的“文景之治”呢？

文景之治示意畫像插圖

筆者曾在一本典籍中看到過這樣一句話，“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雖言語不多，僅寥寥十六字，但是卻清晰的描繪出了“文景之治”時安定富足的太平盛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國庫殷實富足，人口數量亦是與日俱增。——《漢書·刑法志》

可是，按照筆者對西漢歷史的瞭解，自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建立西漢政權以後，他吸取了秦朝驟亡的深刻教訓，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並沒有選擇承襲秦始皇所推崇的“法家思想”，而是順應民意，採用了道家的“黃老思想”，主張“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為西漢經濟水平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漢高祖劉邦在政治上又選擇推行了以分封制、郡縣制為核心，且雙管齊下的“郡國並行制”，繼而又先後在劉氏宗親中分封了九大“劉姓諸侯王”，藉以打壓“楚漢戰爭”期間所分封的七大“異姓諸侯王”，從而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

賈誼畫像插圖

然而，正如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所說的，“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並不是說冊封了有血緣關係的同姓諸侯王，那漢朝的天下就一定可以安定了。——《治安策》

畢竟受“郡國並行制”以及“無為而治思想”的影響，再加上這些劉姓諸侯王又是“劉氏宗親”，各個都與漢高祖劉邦沾親帶故，故而也就導致漢高祖劉邦對這些“劉姓諸侯王”過於信任，使得這些諸侯王各個手握重權。

除“丞相”和“太傅”是由西漢中央朝廷直接任命以外，其他官員的任命權幾乎全在各路“諸侯王”的手上，而且另外還享有一定的軍權、財政權、以及自治權，完全就與一個獨立的“王國”無異。

濟北王“劉興居”造反漫畫插圖

如此一來，隨著各路諸侯王勢力的逐漸強盛，自身的野心也隨之開始膨脹，繼而也就形成了一種“末大必折”的局面，甚至是起兵造反，嚴重威脅到了漢朝廷的統治。

諸如漢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就坐不住了，帶頭起兵發起叛亂，開啟了漢朝諸侯武裝造反的先例，然後一發不可收拾，僅僅又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劉長”又坐不住了，也想要起兵造反。

那麼問題來了，在西漢初期的各路諸侯王如此勢大、且各有圖謀的情況下，漢文帝和漢景帝又是如何造就的“文景之治”呢？今天筆者就從“皇權”、“諸侯王”、以及“百姓”等三個階級層面，來跟大家詳細的聊聊漢文帝和漢景帝造就“文景之治”的前因後果。

皇權

既然說的是“文景之治”，那麼也就代表著漢文帝和漢景帝首先在“皇權”的穩固方面，肯定都是下足了功夫的，並沒有因諸侯勢大的緣故而名存實亡，也就是說，西漢政治事務的實際決策權，並沒有因諸侯的勢大而外流，依舊牢牢的掌控在漢文帝和漢景帝的手上。

那麼這兩位西漢皇帝又是如何保證“皇權”穩固的呢？

漢文帝劉恆畫像插圖

• 先來說說漢文帝劉恆吧

由於漢文帝本身就是“諸侯王”出身，乃是漢高祖劉邦在平定“陳豨”叛亂後親自冊封的“代王”，故而在公元前180年，太尉周勃以及丞相陳平等大臣將“呂氏外戚”殘黨一網打盡，並迎其入京稱帝之時。

深知自己當前的實力與其他的諸侯王相比，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甚至還比不過其他諸侯王，所以自登基伊始，剛剛入主未央宮當晚，就“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任命自己的心腹來守衛京城和皇宮的安全。——《漢書·卷四·文帝紀第四》

沒錯，就是先保證自己的安全，而“軍權”，無疑就是封建政權統治者保證自身安全的最強後援。

畢竟漢文帝本身勢力就要弱於其他的諸侯王勢力，扶持他上位的又均是一些前朝老臣，所以在面對已經爪牙遍佈朝野的諸侯王勢力之時，必然只能是先想方設法的保證自己的安全才行，否則，一旦被別有用心的諸侯王趁機作亂，那其它的也就無從談起了。

而後到了公元前180年十月，當漢文帝劉恆感覺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經有了初步保障之時，“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硃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封典客揭為陽信侯......”，將原本扶持他上位的幾位老臣一一加官進爵，該賞賜的賞賜，該分封的分封，從而使得漢文帝那來之不易的皇權更為穩固。

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在西漢朝廷中重新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統治者高層決策集團”，而且還都是圍繞漢文帝劉恆為核心，自然也就將諸侯王勢力所安排的爪牙紛紛排除在了決策體系之外，有效預防了政治決策權的外流，間接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進程。

漢景帝劉啟畫像插圖

• 再來說說漢景帝劉啟

與漢文帝那曲折的登基之路相比，漢景帝劉啟登基之時就顯得順暢多了，畢竟自公元前180年，漢文帝登基那年，就已經未雨綢繆，將其冊封成了“太子”，開創了漢朝“預立太子”的先例，所以也就順理成章的繼承了漢文帝的事業。

故而在鞏固皇權，促進中央集權的進程上，漢景帝也就只需要在“漢文帝”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和提升就可以了。

值得一提的是，也幸虧漢景帝與漢文帝的治國理念相同，始終都能恪守著漢高祖劉邦所主張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初衷，從而使得漢文帝執政時期所打下的基礎被漢景帝繼承後，在鞏固皇權、以及加強中央集權進程等方面都要更為得心應手。

否則“七國之亂”也就沒有那麼容易被平定了。

諸侯王

大家想啊，自漢文帝登基之時，這些諸侯王勢力就已經略有不安分，又怎麼可能就這麼放任漢文帝以及漢武帝穩坐龍椅呢？

所以也就有了筆者前文曾提到過的那個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起兵造反，開創漢朝諸侯武裝叛亂先河的案例。

但是呢，在面對這些諸侯王勢大的問題上，漢文帝劉恆與漢景帝劉啟卻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處理辦法。

薄姬劇照示意插圖

• 還是先說漢文帝劉恆吧

這裡筆者要著重提一下漢文帝劉恆這個人的性格，由於其母親“薄姬”出身低微，只是項羽麾下諸侯“魏豹”的一個“宮女”，所以在生下劉恆後並沒有被劉邦重視，在劉邦後宮中的地位也一直都沒有升到“夫人”。

也正是這個原因，養成了劉恆自小做事就小心謹慎、寬以待人的性格，故而也就致使漢文帝登基稱帝之後，在面對諸侯王問題之時，並沒有貿貿然的去大張旗鼓的“削藩”，而是採納了賈誼的提議，“眾建諸侯王而少其力”，選擇了以分化諸侯王勢力的“陽謀”來達成中央集權的目的。——《治安策》

即讓漢文帝劉恆在原有諸侯王土地的基礎上，可以分封更多的諸侯，使這些諸侯王的子孫也都能分封到領地，直到領土被分封的不能再分封為止，繼而也就可以實現削弱諸侯王影響力的效果。

如此一來，也就達到了一種將原諸侯王的土地層層瓜分，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不說，還讓這些諸侯王有苦說不出的效果，畢竟再怎麼說也是為諸侯王的子孫後世在著想不是嗎？屬實是一項相當不錯的制度。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還是跟大家打個比方吧，諸如原本的諸侯王可以治理一萬頃的土地，最多能召集十萬大軍，但是在層層瓜分之後，諸侯王卻只能治理一百頃的土地，那自然能著急的士兵也就只能最多一千人罷了。

而且，就算這些諸侯王想聯合作戰，也極有可能會因為人心不齊而導致消息洩露，提前暴露想要造反的計劃，當朝統治者也就可以迅速集結兵力，加以預防。

晁錯向漢景帝提議削藩漫畫插圖

• 再來說說漢景帝劉啟

而漢景帝在面對諸侯王問題的時候，卻赫然與漢文帝截然相反。

在漢景帝重用西漢著名政治家晁錯，並將其遷升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以後，晁錯向漢景帝上奏了一份《削藩策》，提出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赫然是讓漢景帝直接動用武力來解決諸侯問題。——《削藩策》

但如此一來，也就瞬間激化了漢朝廷與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本來諸侯王就因為漢文帝那“溫水煮青蛙”的削藩手段而苦惱不已了，正愁不知道怎麼解決呢，可晁錯卻突然間提出了這樣一個直接動用武力來鎮壓諸侯王的辦法，豈不是火上澆油，給了諸侯王一個造反的機會？

七國之亂示意畫像插圖

“七國之亂”也就因此而爆發，以吳王劉濞、楚王劉戊為首的吳楚七國集結了30餘萬兵馬，於公元前154年，打著“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的旗號，就這麼浩浩蕩蕩的一路向西，直奔西漢未央宮而去。

好在梁王劉武拼死抵抗叛軍，拖住了吳楚聯軍的主力，使得西漢著名將軍“周亞夫”有了多餘的時間去進行一系列的周密部署，繼而一舉擊潰吳楚聯軍，吳王被周亞夫刺死，楚王亦是畏罪自盡，七國之亂就此平定。

值得一提的是，經此一役，西漢諸侯王中除還保留了楚國且另立楚王以外，其餘六國皆被廢棄，漢景帝劉啟也得以將原本諸侯王所享有的一系列行政特權、以及司法特權收歸中央，僅為各路諸侯國保留了最基本的“食租稅”權力，大大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進程。

文景之治時田間耕作的百姓漫畫插圖

百姓

當然，如果想要真正的呈現出如“文景之治”那般盛世局面，單純只是憑藉穩固皇權、以及整頓諸侯這兩項的話，肯定是不夠的，畢竟再怎麼著，皇帝代表著統治階層，諸侯則代表著官僚階層，可你總不能讓諸侯扛著鋤頭去種地吧？

所以，在封建政權的發展過程中，“百姓階層”的作用也是佔據著相當大的比重的，只有百姓有積極性了，國力才會上升的更快，很顯然，漢文帝和漢景帝也同樣看透了這一點。

而且文景二帝對於“百姓”的治理政策也是如出一轍，依舊堅持貫徹漢高祖劉邦所推崇的道家“黃老思想”，主張“無為而治”，提倡“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的治民方針。——《黃帝四經·經法·君正》

儘可能的去減輕百姓的徭役負擔，減免百姓所要承擔的賦稅，從而使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家庭富足，一旦家庭富足了，不也就代表著生產力迅速提高，政權自然也就愈加興旺了嗎？

聽聞賦稅減免後的漢朝百姓動漫插圖

諸如“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即“三十稅一”，而後到了漢景帝執政時期，同樣沿襲了漢文帝的賦稅徵收制度，“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文獻通考·卷一·田賦考一》

如此一來，百姓賦稅繳納的少了，自然也就有了更多的餘糧或者錢財來使生活質量變得更好，在耕種土地之時也會更為具有積極性。

值得一提的是，漢文帝還曾專門針對“工商業”而“弛山澤之禁”，一改以往政權中的山川田澤皆歸朝廷所有的局面，大大的促進了鹽鐵林木等貿易的發展，使得漢朝的“商品經濟”貿易體系也獲得了空前的進步和繁榮。

而以上這些，也恰好符合“黃老思想”中的“無為而治”治世特點，以道德教化為主，一切順其自然，君主不做太多幹預，充分發揮百姓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從而取得更多的成果，反而間接的讓君主更有“所為”。

漢武帝雕塑作品插圖

結束語

綜上所述，正是在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代皇帝總共41年的勵精圖治之下，鞏固了西漢皇權、也整頓了吏治，解決了困擾西漢幾代人的諸侯王問題，同時也使得西漢的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恢復和提升，百姓安居樂業，社會體系空前繁榮。

就像典籍中所記載的，“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顧名思義，文景盛世之時，京師的錢財多到串錢的繩子腐朽了都數不完，糧倉中的粟米也多到都流到了倉外，甚至還有很多粟米因存放時間太久的緣故，已經腐敗的不能再食用了。——《史記·平淮書》

從而也就迎來了華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同時還為漢武帝執政時期南征百越、北破匈奴等等擴張領土的事蹟奠定了堅實的物質經濟基礎。

足以證明“文景之治”時的繁榮盛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