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周年国庆大阅兵展出的系列新装备，最惊艳的当属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17（DF-17）常规导弹，这款被广大军迷亲切地称为“水漂弹”的高超音速导弹，初次登场便以科幻的造型吸引了全球目光。东风-17的弹头进入滑翔阶段后在临近空间飞行，不出大气层，末段机动轨迹就像打水漂游戏中在水面漂飞的石头一样，反复横跳，轨迹神鬼莫测。
水漂弹是军迷对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亲切称呼，就是因为它的轨迹神鬼莫测，在现有装备技术条件下，基本没法拦截，甚至难以预警，据说，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上水漂弹入轨技术的导弹，但是，它真正的称呼应该是钱学森弹道，是由钱学森先生在1940年代提出的。
今天（2019年10月31日），正是钱学森去世10周年的纪念日，作此小文，略表敬意。
一提到钱学森，估计大家就会想到的是，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冲破重重困难，历时5年多，以及国家为此展开的长期、富有智慧的外交努力，并最终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故事。
钱学森的这种爱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实，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的地方。
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很多人记住的多是他在航天和导弹领域的贡献，而忽略了这里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自动化控制，我们在本文的后边会提到，为什么这个领域也非常的重要。
钱学森被他的导师冯·卡门称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天才，并说：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冯·卡门被称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钱伟长和郭永怀两位归国，同样也为国家做出卓绝贡献的科学家，同样也都是冯·卡门的弟子。
由冯·卡门和钱学森共同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的建立，让钱学森在二十八岁时就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出国与归国
钱学森先生1911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
他的父亲钱均夫希望他学习工程专业，希望他学成之后，能够实业救国。
1929年，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本科毕业之后，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的名额，开启了他的赴美留学之路。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他原本的专业是航空工程，在未来的深造方向上，父子之间发生了分歧。
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他父亲则认为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只有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蒋百里知道了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到，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而蒋百里则是钱均夫的好友，也是钱学森未来的岳父。
当钱学森即将登上远行的轮船时，钱均夫抖动着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急促地塞到儿子的手里，说道：“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直到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乃父告之。
1949年的圣诞节前夕，钱学森收到了上海老父亲的来信；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神勇之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夜宿街头。上海的百姓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赞的；父亲在信中还特别告诉他，如今，在上海，已不再有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上海的面貌大大改变，整个中国的面貌也在大大改变。父亲在信的末尾嘱咐他，接到这封信后，应及早回归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
家人与家庭
从上边的细节里，我们就能看出，钱均夫先生的字里行间和点点生活细节之中，其爱国情怀显露无疑。钱均夫先生是吴越国王太祖武肃王钱镠之32代孙，曾在原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多年，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幼年钱均夫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就读于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钱均夫先生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先祖《家训》的影响吧！（指的是钱镠临终前曾向其子孙留下的十条遗嘱）。
很显然钱氏家训和钱均夫身上的精神极大的影响了钱学森。
1935年，钱学森准备留学美国之前，钱均夫提醒儿子，在国外攻读专业之余，要多读一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以及《论语》、《纲鉴易知录》等一类典籍。他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是钱均夫在求是书院（浙大前身）的同窗好友，也是钱学森的岳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蒋百里的第三女。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早年曾被过继给钱家。蒋百里有“五朵金花”，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钱均夫与妻子章兰娟希望有个女儿，见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活泼可爱，恳求蒋百里夫妇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于是钱家办了酒席，过继蒋英，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与蒋英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因为过于思念三女儿，蒋家还是把蒋英接了回去，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没想到，这个原本是钱家的过继女儿的“钱学英”，最后还是嫁到钱家，变成钱家的儿媳。
1955年，蒋英随钱学森回国，长期在中央剧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音域宽广优美。
理想与信念
关于钱学森突破重重阻碍，历时5年多才真正回到祖国的过程，我们在很多地方可能都看到过了，这里就不详细写了。
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个问题，也就是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历史上，真正成大事的人，基本上都会有超乎常人的信念，而这坚定的信念之后，则是他们的理
想。
11岁的王阳明，问他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的时候，他的老师坦然又理所当然的告诉他：惟读书登第耳。也就是读书中状元做大官。
但是，这个答案被王阳明给否定了，他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能算作是第一等事。此时错愕的老师问王阳明认为什么才是第一等事。听到王阳明的志向是立志做圣人的时候，老师先是目瞪口呆，后来哈哈大笑，又摇头不止。
我们现代人对于理想、信念这些词多少有些陌生了，甚至是有些排斥，做大官、赚大钱、住豪宅、开豪车，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共识，成了一种普遍的追求。
而如果你和人谈理想，我想你很可能得到的是像王阳明的老师那样的错愕和嘲笑，而不是鼓励和赞许。
其实，不管是任何时代，理想和信念都是让我们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困境，坚持到底的终极力量。
理想与信念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是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担当。
而人的理想和信念，最初的来源就是家庭教育，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在钱学森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父亲首先向他开启人生与智慧之窗。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恭自守的钱均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就是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其实，他在2009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 。当然，这里的创新的主题肯定就是人才。如果把艺术扩大到人文这个领域，可能更容易理解，也更为全面。
其实，钱老的一生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钱老年轻的时候就对音乐、画画、摄影灯艺术门类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华。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物理学会、航空学会和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艺术与科学协会。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交谈时产生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青年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 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科技与人文犹如鸟之两翼、人之双足、车 之双轮，缺一不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需要 精神动力，同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科学家也有自 己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的综合体，继承了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精神产品，它对于丰富科技人才的精神世界有莫大的好处。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要实现二者的结合首先就要有具有高度人文修养、艺术修养的科技工作者。一个没有人文情怀、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科 技工作者永远只能是一个科技工匠，不会是杰出的科学家。
人文的视野、艺术的视野对于科技工作者并不是可有可无。实践已经证明，那些杰出的科学家都是有着对真、善、美的崇高追求的人，他们有着异常丰富的精神世界。传统文化与科技表面看毫不相干，可是很多顶级的科学家却从中国的文化中受到了重要的启发，比如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从太极图、庄子中得到重要的启发。
钱老曾说：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靠科学技术，未来的21世纪将是智力战的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否会被开除球籍，将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
………..
“中国还有些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他们的书过去我看不懂，现在明白了。比如熊十力，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方面：文化、艺术方面的智慧叫’性智’；科学方面的智慧叫’量智’。过去我说，要发展、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引入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张岱年教授同意我的看法。现在看，这个精华就是人类的‘性智’，即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从整体上来看世界。
一个人光有科学技术不行，常常容易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光有文化素养也不行；既要有‘性智’，又要有‘量智’。”所以，他在1982年就提出建议设立专门的文化学，以对应以研究创造物质财富为目的的经济学。
上边提到，很多人忽略了钱老在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同时他也是工程控制论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说到复杂系统，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不过，我可以用我的专业，也就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些内容略作说明。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就是复杂经济学，而复杂经济学的背后就是复杂系统相关的理论。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于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的时期，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承认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到后来，维尔拉斯将数学引入经济学领域，但是，几百年来，为了更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历来的经济学家们把假设条件预设的越来越理想化，离生活现实越来越远，很多经济学家也把进化论，以及物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试图移植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的预测好像从来没有准确过，对于以往经济现象的解释也很难复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的前沿研究，开始反思这些问题，从而有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经济、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都是复杂系统，很难用简单化思维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去理解、去预测。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各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决定事态的发展；整个过程非常复杂，没有简单的模型可以预言何时市场走向将会反转。例如，价格在经历了长期的逐渐上升之后，泡沫形成，可能反映出将市场推向更快发展轨迹的一系列因素。然后，泡沫清单中列出的所有特点都开始显现，交互作用，彼此加强。资产价格增长本身刺激了经济，促进了范式的改变。同时，借贷的增长反映出资金找到了好的投资机会，进一步刺激资产价格飙升。
应对复杂系统，所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智慧的认知方式，这和传统上我们所说的科学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简单的说，复杂系统理论，更关注系统内各部分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互动，而系统只需要最简洁的规则，让很多事情自动“涌现”，自然生长，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稳定系统。这其实和自然界的发展是一个道理，大自然只是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和规则，并没有通过“规则”来预定人类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其实，这些不同反而可以很好的互补，中国文化里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终极的道的思考，可以和西方文化里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
这也就是上边钱老所提出的量智与性智的问题。
简单点说，真正的创新或者说人才的涌现，很可能就是在人文与科学的交叉处，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做出了很多尝试，但是，更深入的融合和发展，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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