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悦
清末洋务运动时代，因为缺乏与西方人合作的经验和自信，包括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在内的中国政治大佬，主办洋务事业、选择西方合作对象时，往往秉持着两条最基本的行事准则。
首先是选人方面，通常不是首先考虑对的人，而是首先考虑来人是否熟稔，本着熟人比较可靠的基本判断而选用外国洋员。以琅威理为例，也是因为受到了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福建巡抚丁日昌的推荐后，才被李鸿章纳入选择范围。
其次则是用人原则，对于为中国服务的洋员，最重要的原则，也是绝不容许触碰的红线就是“权”。中方所坚持的是权自我操，洋员的作用是为我所用，而不能倒置。
就在长崎事件发生前，琅威理刚刚获得了中国新的聘期合同，月薪增至700两银，中方并授予其对舰队建设和活动的建议权，以及对相关人员的奖惩权，而琅威理在长崎事件中的表现，立即使得双方并不真正牢固的交情产生了裂痕。
1887年，琅威理以提督衔率军赴欧洲接舰，似乎他并不明了中国的“虚衔”和“实职”之间的区别，当在欧洲接收军舰后，甚至于在自己的座舰“靖远”上升起了代表提督在舰的海军提督旗。当经历了辛苦的万里归航，严格督率编队进行了苛刻的训练后，琅威理率领舰队到达厦门海域，与同在厦门海域的由丁汝昌率领的舰队主力相会。此时双方看起来还是一片融洽，但暗流已在涌动。
停泊在朴次茅斯的“靖远”号，装有钢制“穹甲”（水平装甲），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
按照西式海军的通例，各国海军大多有“将旗”这种特殊的旗帜，用于表示不同的军衔级别。在海军舰队活动中，会在舰队的旗舰上升起与在舰最高军官军衔相对应的“将旗”，以示本舰队的级别。当海上舰队相遇时，互相根据对方旗舰上所悬的将旗等级，选择谁先向对方致敬，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礼仪等级。
琅威理率领从英国接收的“靖远”“致远”等4舰到达厦门，与丁汝昌率领的大队会师，全军舰队停泊一处，此时按照海军章程，因为最高指挥官丁汝昌在舰队中，全舰队只应于丁汝昌所在的军舰上升挂代表丁汝昌军衔级别的“将旗”，即提督旗。此时，琅威理所在的“靖远”舰上，就应该把先前悬挂的代表琅威理提督衔身份的提督旗降下，以符合军规，并显示对丁汝昌的尊重。然而意外的是，当时琅威理认为“靖远”“致远”等4舰尚未到达天津大沽正式交付入列，其赴欧接舰编队使命尚未完成，事实上编队仍然存在，由此拒绝降下“靖远”舰桅杆上的提督旗，于是乎出现了北洋水师一支舰队里同时出现了两艘悬挂提督旗的旗舰。
丁汝昌对琅威理的举动似乎是选择了一笑了之，而琅威理没有意识到，五色缤纷的提督旗未来将成为他在中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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