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區一號
珠江穿廣州城而過，中山大學幽靜的校園就坐落在它的南岸。從緊鄰江邊的北校門進入，幾何形狀的草坪規整有序，紅牆綠瓦的建築中西合璧，這片被稱作“康樂園”的校區是近代建築和園林的代表，初建時是美國教會學校嶺南大學的校園。
縱貫南北的中軸線兩側分列著十餘座“紅樓”，內側是最初用作教室、科學館等體量較大的“堂”，次之外圍則是供重要教授居住的“屋”——如今已為辦公、教學使用，供休憩的亭閣則穿插其中。沿軸線向前，國旗杆和望向珠江的孫中山塑像明確地標示出整個校園的核心地帶。孫中山構建教育藍圖時，設立了一所“武學校”即黃埔軍校，還有一所“文學校”即廣東大學，後者在孫中山去世後的1926年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以作紀念至今。站在中山像環顧四周，會發現一棟建築十分特殊——不同於其他的教授住宅，這座二層紅色小樓四周附帶獨立的數千平方米草坪，古木掩映曲徑通幽，自成一體不受外界打擾。即使對校園歷史一無所知的訪客也能夠憑空間的獨特性判斷：只有最重要的人物才有資格住在這裡。這就是東南區一號，陳寅恪生前居住過近20年的地方。
90歲的胡守為教授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故居和我們會面，如今故居仍專門用於紀念陳寅恪，未作他用。1949年時胡守為已在康樂園內就讀，是陳寅恪在廣州的第一批學生。後來胡守為一直留在中山大學，作為歷史系的年輕教員與老師多有接觸。“有一次杜國庠指著我說，你是最貴的一個學生啊！”胡守為說。因為中山大學始終為陳寅恪提供全廣東乃至全國最高的教授工資，且不對其上課和帶學生數量作要求，其課程艱深選修者寥寥，所以當時的廣東省文教廳廳長杜國庠曾有此語。
胡守為指著小樓二層半開放的迴廊說，以前上課就在那裡。這座小樓的一層曾在不同時期供其他教授居住，二層始終供陳寅恪一家使用，房間僅三四間，但每一間開間都很大。因為行動不便，陳寅恪的研究、上課都在家中進行。站在二樓通透的迴廊上，一塊小黑板和十餘個座位就放置在這裡，旁邊高大的棕樹觸手可及，陽光照在眼前開闊的草坪上，景緻十分安寧。陳寅恪的課雖名氣大，但從未過分擁擠，學生一般從幾人到十餘人不等，偶爾有其他教師來旁聽。他從不點名、記考勤。有一次上課只有胡守為一人前來。“我到一層，看到陳先生了，他卻讓我等一下。他特意上樓換好長衫，然後對我這位本科生說：胡先生，咱們上課吧。”胡守為對近70年前這一幕仍記憶猶新，後來他自己也成為了中山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副校長，始終優先保證給學生上課的時間。
小樓旁邊是一條著名的小路，學校為方便視力微弱的陳寅恪散步，在這條路上鋪設特別的白色水泥，胡守為說天氣好的時候能看到陳寅恪在夫人唐篔的陪伴下在這裡散步。
小路建成的1956年，也是陳寅恪在廣州最愉悅的一段時光。學校對這位定居廣東的史學大師提供儘可能好的待遇，《中山大學學報》為陳寅恪等人設立“特級稿費”制度，陳寅恪也處在相對的旺盛創作期，接連刊發了《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論唐代之藩將與府兵》《書魏書蕭衍傳後》五篇作於50年代的論文，校內僅有的兩輛小汽車之一可供他隨時調用，對於極少出門的陳寅恪更多是一種禮遇象徵。
1956年9月份開學，陳寅恪在家中接待了剛考入中大的本科新生們的拜訪，這對今天的大學教授也並不常見。陳寅恪興致勃勃地問大家，有多少人是第一志願報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多少人第一志願報了中山大學歷史系，打趣地說沒去北大也沒關係，因為那裡的教師“是我的學生”。陳寅恪給大家兩點建議；一是學好古文和外文，打下閱讀基礎；二是要鍛鍊好身體，否則會半途而廢。這些溫馨的場景被當年的《中山大學學報》記載。10月16日，在廣東視察的副總理陳毅專程偕夫人張茜來到中山大學，拜會了陳寅恪，廣東省省長陶鑄、廣州市市長朱光等人陪同。這顯然也是一次相當愉快的會面，根據報紙記載，他們主要聊的是《世說新語》和魏晉清談的話題，得知陳毅也是一位詩人，會面後陳寅恪還專門找來他的詩詞閱讀。
不過這並非歷經三朝的老學者脫胎換骨改造一新的簡單故事，陳寅恪與新時代之間仍有著許多“不和諧音”。就在1956年這些和睦場景前不久，發生了著名的“陳寅恪拒絕北上”事件。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其中一項重要決定是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上古、中古、近代三個歷史研究所，由三位最負盛名的學者出任所長：上古史郭沫若、中古史陳寅恪、近代史范文瀾。對陳寅恪的任命因為他要求“不談馬列”而取消。
隨著檔案的披露，此事的內情漸為人所知。當時北京方面派出的是陳寅恪以前的學生汪籛，他捎來時任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勸老師北上，最終“談判”失敗，但他完整記錄了對話過程，並筆錄了陳寅恪親述的《對科學院的答覆》。陳的態度，原文中已顯露得十分明白：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在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注：指毛澤東、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
答覆信中其他部分基本是對以上觀點的具體解釋和對自己身體情況等的說明。這二條要求因為在當時的語境下過於“駭人聽聞”，長久以來很多人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實性。《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作者陸鍵東告訴我，他在中山大學保管的陳寅恪人事檔案中見到了這一文件原件，深受震撼。檔案中的文件是汪籛親筆寫下的，顯然當時抄錄兩份，一份帶回北京，一份留在中山大學存檔。
汪籛將答覆帶回後引發的反應以及後續溝通過程，因檔案未完全開放不得而知。不過陳寅恪與北京方面保持了體面的來往。據時任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的日記，1954年1月30日科學院院務常委會上，僅任命中古史所兩位副所長，所長職位仍虛位以待，而此前兩天科學院在政務院的彙報上，周恩來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分子，如陳寅恪”。郭沫若再度發信後，陳寅恪客氣回信稱自己將繼續從事歷史研究工作，如果以後有需要或自己的研究取得新進展，會函告並求指正。此後，北京方面再未邀請過陳寅恪北上。
0
閱讀更多更全週刊內容請微信掃描二維碼成為中讀VIP，閱讀期期精彩內容！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