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清華髮生了一件對中國影響深遠的事，清華成立國學研究院，旨在用用現代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培養一批以著述為終身事業的國學人才，為此，清華國學研究院特聘四位導師，第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國維，第二位是戊戌變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啟超，第三位是從哈佛大學歸來的，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三位導師雖性格各異，但都大名鼎鼎，第四位導師名叫陳寅恪，是一個年齡才三十多歲，既無學歷有無著作之人。但陳寅恪不僅得到了當時研究院主任吳宓的大力推薦，還稱他是“中國最博學之人”，同為國學院導師的梁啟超也很尊重他，虛心的向人介紹他說，他的學問遠勝於我。
沒有學歷，更無著作，為何能得到這些名人學者的力薦呢？陳寅恪少年時期留學日本，因患腳病，被迫回國，在父親的全力支持下，陳寅恪從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到美國哈佛大學遊學了十多年，他不僅掌握了梵文、印地文、希伯來文等八種語言，也學習了物理，數學，還是最早在德國讀原版《資本論》的第一位中國人，在多種文化的薰陶下，陳寅恪從一個懵懂的青年，逐漸找到了自己的學習方向，那就是當時比較冷門的佛學，史學和比較語言文學，但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讀書不修學分，也不考文憑，對此，陳寅恪的解釋是，考博士不難，但兩三年都被一個專題束縛，就沒有時間學習其他知識了，不求文憑的陳寅恪，完全是一種人文求學的方式與心態。
接到清華國學院聘書時，陳寅恪剛剛年滿35歲，而就是這位年輕的學者，後來竟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最負盛名的集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和詩人於一身的百年難得一見的人物。陳寅恪對教師這個身份也是格外珍惜，他去課堂講課時，佛經禪宗的書一定是用黃包袱皮包著，其它的書則是用藍包袱皮包著，陳寅恪對教書育人也有著宗教般的虔誠和儀式感，他還曾對自己立下了嚴苛的教學信條：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是個說到做到的人，這使他一輩子受累，也使他永遠站在了學術的巔峰，當年陳寅恪在清華教授的是歷史和佛學研究等課程，陳寅恪每次上課時，教室裡都擠滿了學生，聽課的人中，也時常有吳宓，朱自清這樣的文學大家，清華園內，不管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有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會向陳寅恪請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滿意的答覆，因此陳寅恪得到了“活字典”，“教授的教授”等稱譽。
在陳寅恪晚年，歷經顛沛流離、世事滄桑、眼睛失明的他，被人攙扶著回到清華園時，校長梅貽琦曾勸他休養一段時間，陳寅恪則回答，“我是教書匠，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呢？”那麼，陳寅恪為什麼如此看重教書匠這一身份呢？時間回到1890年，這一年是農曆的庚寅年，在7月的湖南巡撫的院內，陳寅恪出生了，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是當時的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家學淵源的陳寅恪從小就受到祖父和父親開明而嚴格的文化訓練，當時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閉塞之地，然而在洋務運動時，卻突然開風氣之先，興學，辦報，建工廠，這些就是得益於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年幼時期的陳寅恪很受祖父陳寶箴的喜愛，常常親自教他讀書，習文，正當陳寅恪沉浸在幸福的童年生活時，一場災難降臨了，1898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推動戊戌變法，但變法卻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抵制與反對，歷時103天后就宣告失敗，陳寶箴和陳三立因為在湖南率先響應戊戌變法而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之後陳寶箴更是被賜死，從此，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顯赫門庭走向了與傳統門庭截然不同的道路，而這樣的變局，也在陳寅恪年幼的心裡烙下了深刻的印記，促使他走上了一生著書立說，不問政治的教書育人之路。
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
陳寅恪在擔任國學研究院導師期間，認為中國文化在世界學術中地位很高，跟當時中國低下的政治地位截然相反，因此他明確主張，中國應該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教學中，陳寅恪非常注重培養學生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因此他為國家培養了許多人才，其中不乏季羨林，蔣天樞這樣的大師，桃李滿天下，對陳寅恪來說，當之無愧。
王國維是中國近現代相交時期一位享有國際聲譽 的著名學者，也曾是末代皇帝溥儀的老師，陳寅恪與王國維交往密切，經常進行學術探討，視彼此為知己，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在頤和園自沉絕世，陳寅恪為其寫下了傳頌至今的碑文，“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937年，北平淪陷後，陳寅恪所在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一起轉移至雲南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1939年，經過多位權威人士推薦和牛津大學嚴苛審查之後，英國牛津大學正式向陳寅恪發出聘書，而且在信中特意寫明，陳寅恪是牛津大學建校三百年來聘請的第一位中國人專職教授，聘書的到來，讓得知這一消息的學者無不為之驕傲。起初陳寅恪不是很想去，但是當時的中國駐英大使和傅斯年都主張他去，考慮到妻子的心臟病治療，於是，他便同意了，1939年9月，在去牛津大學的途中，由於香港到歐洲的輪船全部停航，他只好暫停香港，在港大教書，在港大期間，他的研究方向發生了一些轉變，陳寅恪開始進行魏晉和隋唐的中古史研究，並撰寫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兩部著作，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國際漢學界最具影響的《劍橋中國史》中這樣評價陳寅恪，解釋這一時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偉大的中國史學家陳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關於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觀點，遠比以往發表的任何觀點扎實，嚴謹，令人信服。
陳寅恪一生不問政治，長期致力於著書育人和史學 研究工作，他對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唐代和清代文學以及佛教的典籍尤其深入，被尊為一代史學宗師，他信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為後人的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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