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中封建大一統的輝煌帝國延續有兩千多年，這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成為世界文明史上不斷繼承發展、兼收幷蓄且未層斷絕的“文化奇蹟”。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我們從茹毛飲血的古猿時代到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以及延續到男耕女織的鐵器農耕時代，這種文明進化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星火燎原，從黎明前的黑暗到東方曙光的升起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文明發展，著名歷史學家蘇秉琦所著《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一文試圖搭建起發展的框架，並指出了歷史學中兩個最主流的“怪圈”。

一、歷史學家蘇秉琦指出的歷史學中兩個最主流的“怪圈”

“幾十年來，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兩個怪圈：一個是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一個是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

所謂“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指長期以來我們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歷史列於正史之外，夏商周秦漢像串糖葫蘆一樣被“一脈相承”，其他少數民族及邊緣地區的歷史則被一筆帶過。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尤其是將中國歷史的各個時期與機械的與馬恩提出的社會發展各階段相對應，用考古資料證明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進化框架，使之成為考古學最重要的使命。

二、為什麼會出現兩個最主流的“怪圈”？又帶給我們什麼思考

首先我國出現文明國家夏商周是始於黃河流域，出現了黃河流域中心論，黃河流域的甘肅、陝西、山西、河南、山東作為文化大省，發掘了幾乎一大半影響文明進程的文明遺址，例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都發現於黃河流域，當然這種歷史觀也和漢族中心論有關係，在古代南蠻、北狄、東夷、西戎”居於四方，居中之國是為中國，黃河流域作為漢文化中心地帶，在大一統的封建帝制下自然尊崇文化一統，文明發展一是一元論，但隨著遼西紅山文明、四川三星堆文明、良渚文明的發現，證明了中國文明起源呈滿天星斗之勢，二是各地區在發展過程中除了自己的“裂變”外，相互“撞擊”和“熔合”，並非中心影響周邊。蘇秉琦指出的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並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而是反對機械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考古學的主旨不是僅僅用於證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即“活生生的中國歷史”，也就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過程。

三、破解怪圈後建起的中國古史框架

蘇秉琦提出的中國古史框架是“超百萬年根系，上萬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國，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並指出中國國家起源經歷了“古國、方國、帝國”三個階段。

（一）超百萬年根系

中國三百萬年乃至幾萬年前的主要文化遺址

• 河北泥河灣遺址群(約300萬年)

• 安徽人字洞遺址(約240萬年)

• 重慶巫山人遺址(約204萬年)

• 雲南元謀人遺址(約170萬年)

• 陝西藍田人遺址(約100萬年)

（二）上萬年文明起步：從玉器分析出遼西一代社會分化早於中原。通過對查海遺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研究，認為沒有社會分工和階級分化不會出現如此發展成熟的玉器文化。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紅山文化到仙人洞文化、裴李崗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

，建立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

（三）五千年的古國。蘇秉琦關於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表明紅山文化在古文化聚落層次性分化的基礎上已經達到產生最高層次中心聚落的水平，並以宗教形式將這種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分化固定下來，同時在制度化的前提下又見多種變化，其中不少都是氏族公社原始性的保留。這正是基於公社又高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古國的特徵，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誌之一。古國時代以後是方國時代，在古代中國，從古國發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形態，夏、商、周都是方國。不過，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其主要標誌是大國下的小國群體。

（四）兩千年的中華一統實體。從秦統一中國，統一文字、度量衡，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中國文明開始進入帝國階段，到西漢王朝時期徹底轉型為帝國文明。一直到辛亥革命滿清滅亡，持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得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