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四川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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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军阀在全国都是名气大得很。

大在三个方面，一为多，二为防区制，三为双枪。

多，是军阀多，派系多。有军长资格的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赖心辉，刘存厚。有师长资格的，有李家钰，罗泽洲，陈书农，蓝文彬，王陵基，王缵绪，潘文华，唐式遵，范绍增，郭汝栋等等等等。防区制，是说军阀占了地盘后，就是那里的土皇帝，获取所有财税收入以作军费，掌有对民众的生杀大权。双枪，是说财税收入也养不了那么多军队，便随立名目纳捐，捐不够，就预征，一年收三年五年甚至十年，还不够，又广开财路，尤以种运买鸦片最容易，收益也最大，于是全川都种鸦片，甚至不种鸦片还得交懒捐。四川的鸦片鬼就极多，从军商巨贾，到下力挑夫，都有不少瘾君子，赖心辉，罗泽洲就是著名的“烟灰”。穷困者中比例更高，一次文星场象征性禁烟检查，各烟馆自然要给面子，停业一天。检查人员看见沿途摆着不少装好煤的挑子，怎么没人挑走呢？挑夫没过上烟瘾，挑不动，只有摆在那里等明天。

——刘文辉，刘湘，邓锡侯

还是说回军阀。

防区割据，给商业带来极大困扰。你是军阀的人，能得到照应，自然生意就顺，像刘文彩，在六弟刘文辉的地盘，宜宾，叙府，把生意做得红火，发了大财，成为全川响当当的大地主。

那卢作孚是谁的人呢？

看卢作孚与杨森的关系，他是杨森的人；看刘湘对卢作孚的支持，他是刘湘的人。

其实，卢作孚是做事的人，做实事的人，能说服其他人一起做实事的人。所以他能游走于军阀之间，取得各方军阀的信任。

北碚地处刘湘与邓锡侯势力的交界处，卢作孚获得了双方认可，出任峡防局长，启动了乡村建设实践。

——刘文辉

不要以为四川军阀只是些大字不识的纠纠武夫，其实他们大都是正规军校毕业，有保定军官学校，四川武备学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云南讲武堂等等，王陵基更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能读军校，自然是中学毕业，甚至有王缵绪，曾考取过前清秀才，还一度与齐白石成为莫逆之交。像范绍增这种不读书，由袍哥、土匪而至军阀的，是极少数。以至土匪出身的军官，也自称为“宝鼎”军校毕业，宝鼎，宝鼎寺，是华蓥山的一个地名，当时极出名的土匪窝子。

所以说四川的军阀们，既有搜刮民脂民膏的需要，也有经国救世的理想，既有享乐腐化的行为，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也正缘于此，卢作孚才有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

民生公司整合川江航务，说服了不少军阀让出所经营的轮船，如李家钰的川东轮、川南轮，范绍增的富顺轮，杨森的永年轮，刘湘、潘文华等的永丰轮。而为军阀们运兵，也可收取成本。整合之后，竞争减少，航运有序，军阀的利益并未减少。当然也有例外，刘文彩有三只轮船，垄断经营，卢作孚多番说服，也没效果。甚至刘文辉知道后，电令五哥将轮船无条件交与民生公司，又当面责备：应该交给卢作孚，抽活一个朋友，办成一桩事业。只不过刘文彩始终拒绝，还是二刘争川后，刘文辉战败，轮船被刘湘收缴，才转给卢作孚，还被潘文华截留一只。

总的说来，由于军阀的支持，卢作孚才能够把各项事业惨淡经营起走。但这种支持，更多的得益于卢作孚的清廉自律和能力卓著。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由于摊子铺得开，支出也较大，时为杨森手下的王缵绪，心生疑虑，突击对教育馆封账查账，结果各项开支清晰准确，并无一丝贪腐，并且查出当年春季对成都市小学生普种牛痘，因经费紧张，是卢作孚用自己薪金开支的。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就是这个道理。

卢作孚开办的乡村建设，有不少资金是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军阀募捐而来的，但并不是说卢作孚凭一张嘴，要多少，拿多少。卢作孚搞募捐，都得把名目、意义、数额、用途说清楚，募捐，是用于什么项目，有何意义作用，需要多少；钱到了，如何支用的，记录清楚；最终办得如何，有什么效果，都要向捐款人讲清楚。捐款当然还不只是要别人捐，自己也做表率。卢作孚在自家的事业里，薪水都定得极低，无款可捐，但自己名气大了，一些社会工作，就算发点舆马费，都远高于自己的薪水，卢作孚都是过一道手就捐给北碚的事业了。

凭着卓越的能力和清廉的作风，卢作孚才能周旋于军阀间，才能在困苦的四川山水间，走出一条阳关大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