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的錢玄同

“綱常名教中的完人”

錢家是浙江湖州的大戶,錢玄同的父親錢振常是同治十年 (1871年) 的進士,同一科上榜的還有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伯父錢振倫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 進士,後來做了翁同龢的姐夫。錢振常在北京當了幾年小官,發覺遠不如回鄉教書有味,因為他教出了蔡元培這樣的學生。但他妻子死得早,幾番顛沛,甚是落寞,南歸後便娶了一房側室。不久,便有了錢玄同。

錢玄同出生那年 (1887年),父親62歲。他能夠誕生已屬萬幸,但他也多了兩樣附加品,一是經常生病的身體,二是父親超常的嚴教。細細清理錢玄同的日記,那幾乎是一部與病魔作鬥爭的歷史——失眠、多汗、發寒熱、神經衰弱、視網膜炎、心血管病等等。他不跑,不跳,走路小心翼翼,生怕踩上香蕉皮,四十歲過後就要用手杖。多種疾病在身,使他極易狂躁,容易激動和情緒化。他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但嚴格的家教讓他成長得別具一格,一邊成為摧枯拉朽的文化鬥士,一邊又是恭敬和順的孝悌子弟。

父親把錢玄同管教到12歲,給兒子打下了治學的童子功,旋即撒手人寰。長兄錢恂和長嫂單士釐接過了父親的接力棒。錢恂是晚清能幹的外交人才,他將大量的西文知識介紹到中國來,對金融學、政治學、地理學等現代學科均有較深造詣,他自己最看重的是家傳的音韻學。音韻學後來也成為錢玄同的主要治學方向。長兄如父,何況錢恂比錢玄同年長33歲,各方面亦足可為父。嚴兄慈嫂,使錢玄同成長很快,因此他對兄嫂格外恭順。他辦《新青年》的時候,生怕哥哥看見那本雜誌,總是遮遮掩掩,但還是被錢恂看到。兄長看到了卻沒吭聲,錢玄同才暗暗籲出一口氣。錢玄同痛恨陰曆和跪拜禮,但哥哥在世時,他每年陰曆年底都要攜妻到哥哥家跪拜祖先。他的同學茅盾憶及當年,說玄同見了兄長,比耗子見了貓還害怕。

這句話一點也不過分。錢玄同的婚姻是哥哥安排的,其夫人雖屬名門閨秀,但錢玄同對她毫無戀愛的感覺。他有牴觸情緒,弄得新婚那天“是夜難過,真平生罕受者”。他接受了,而且默默地堅守著。夫人亦多病,跟錢玄同不同的是,她一病就很危險,苦了錢玄同十年如一日辛苦伺候。他們沒有感情基礎,缺乏共鳴,夫妻生活極少,錢玄同在北京師範大學和孔德學校教書時,一般住在學校宿舍裡,很少回家。他在家裡常常和夫人鬥氣、鬧彆扭,一出家門就沮喪地告訴朋友:“今天又掉了輪子。”他把古語“脫輻”用白話翻譯過來,作為夫妻吵架的專用詞。

熟知他家裡底細的朋友勸他納妾,或者找女朋友。他慨然拒絕。拒絕的理由是什麼呢?為了革命：“《新青年》主張一夫一妻,豈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最精彩的話在後面：

三綱像三條麻繩,纏在我們頭上,祖纏父,父纏子,子纏孫,一代代纏下去,纏了兩千年。新文化運動起,大呼解放,解放這頭上纏的三條麻繩。我們以後絕對不許再把這三條麻繩纏在孩子們頭上！可是我們自己頭上的麻繩不要解下來,至少新文化運動者不要解下來,再至少我自己就永遠不會解下來。為什麼呢？我若解了下來,反對新文化維持舊禮教的人,就要說我們之所以大呼解放,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藉著提倡新文化來自私自利,新文化還有什麼信用？還有什麼效力？還有什麼價值？所以我自己拼著犧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

魯迅衝破包辦婚姻的牢籠,義無反顧地與許廣平結合,是以實際行動向舊禮教開炮,贏得一片叫好。錢玄同苦守包辦婚姻的圍城,是為了建立新文化的信用,亦頗難得。所以,錢玄同的好朋友黎錦熙說他是“綱常名教中的完人”。

“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

1917年,已是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的錢玄同,向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投稿,不久擔任輪流編輯,躍居《新青年》“四大臺柱”之一。他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不可磨滅。“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乃新文化運動時期革命文人們公認的革命對象,這兩個對象都是錢玄同一把揪出來的。

中國的古文學在當時主要有兩大派,一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嚴復、林琴南等；二是選派,主要人物樊增祥、易順鼎等。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

桐城派本是清代中葉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有此名。桐城派義法至上,思想先行,語句蠻硬,行文刻板,八股氣息甚濃。而選學本指對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的《文選》進行註釋研究之學,《文選》中大多是唐代以前的駢體文,駢體文作家喜歡以此書相標榜,故亦稱駢體文家為“選學家”。魯迅譏諷這些人是“抱住《文選》 找詞彙”。到了晚清,選派的繁蕪靡麗文字成為吹捧優伶、阿諛妓女的酸腐伎倆和肉麻工具,封為“妖孽”毫不為過。

當時新與舊的鬥爭異常慘烈,雙方不惜使用過激的言辭。錢玄同站在新文化的最前沿高喊：“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唯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這兩類書之故。”

錢玄同和周氏兄弟是日本留學時的同窗,他們常聚在一起聊天,錢玄同口若懸河,而且他一邊說一邊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魯迅戲稱他為“爬翁”。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吒風雲,與陳獨秀、胡適同享“三傑”之譽,那時還不叫“魯迅”的周樹人正在補樹書屋寓所裡埋首古籍,抄寫碑文。年過三十六歲的他感時傷世,因抱負未展、報國無門而鬱悶不堪。

一天晚上,好朋友錢玄同來了,他翻著一疊魯迅剛剛抄寫好的碑文問:“這抄了有什麼用？”答曰:“沒用。”再問:“抄了是什麼意思?”答曰:“沒意思。”

錢玄同即時點題:“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周樹人站起來悲憤地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錢玄同斬截地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這句話激醒了周樹人。他走到窗前,對著外面的皓月長嘆一聲,然後坐到桌前,提起筆來。新文學歷史上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呼之而出,即將成為新文化運動主將和旗手的“魯迅”亦應運而生。

胡適是用白話寫作的第一人。早在1917年10月,他把一年來寫的白話詩編成《嘗試集》,要找一個作序的人。胡適想到了錢玄同。那時胡適並沒有見過錢玄同,為什麼偏偏會想到他呢？胡適當時也許想起了兩件事。

一是當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二卷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的八條準則。錢玄同看了這個“胡八條”後,立刻給《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寫了一封公開信,高度評價此文,認為此乃“主張白話體文學說最精闢”者。第二件事是半年後的七月,錢玄同又在《新青年》上發文對胡適的新詩提出意見,認為他的白話詩猶未能脫盡文言的窠臼。胡適認為“此等諍言,最不易得”,特意致信感謝,並再不用文言入詩。這兩件事讓胡適看到了錢玄同對新文學發自內心的積極認同,以及性情上直率的可愛。

錢玄同很高興為《嘗試集》寫序,他在序言中闡述了“言文一致”的道理,認為手上寫的和嘴上說的應該一致,這正是新文化運動最為內在的要求。

中國新文學早期最有代表性的兩部作品《狂人日記》和《嘗試集》,就這樣都和錢玄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將錢玄同比喻為“新文化運動的揭幕人”應該說實至名歸。

與魯迅的“和”與“不和”

錢玄同和魯迅在日本一起受教於章太炎門下,回國後錢玄同又催生出了《狂人日記》。按理,這樣的交情應該牢不可破。但這對老朋友,後來卻愈益疏遠。看上去,導火線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名片事件,而根本在於他們性格上的相同和思想上的分歧。

1926年,一直從事古代文獻典籍研究的青年學者顧頡剛推出《古史辨》八冊,轟動當時,形成“古史辨”派。

“古史辨”正是由胡適和錢玄同倡導和推動的,而顧頡剛成績最為突出。魯迅不贊成 《古史辨》的觀點,又討厭顧頡剛其人,故撰文進行抨擊。魯迅的火力一貫猛烈,掃射範圍除了顧,胡、錢亦未能倖免。他們的“戰友”關係從這時起,便籠上了一層陰影。

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看望母親時,在孔德學校偶遇錢玄同。那天,魯迅到孔德學校想看看圖書室裡收藏的舊小說,錢玄同正好在校務主任馬隅卿那裡聊天,瞧見魯迅遞給馬隅卿的名片上還是“周樹人”三字,便笑著說:“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意即沒用“魯迅”這個筆名。魯迅答道:“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

前面提到,五四以後,中國史學界掀起了一場“疑古辨偽”的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是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產物,疑古方可創新,辨偽才能求真。錢玄同以深厚的國學功底,成為疑古辨偽運動的主將。他一不做,二不休,竟廢姓改名為“疑古玄同”,以彰顯自己的決心。魯迅所謂四個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

錢玄同聽了,心裡很不舒服。碰巧魯迅最不喜歡的顧頡剛這時推門而入,錢玄同又是顧頡剛最要好的朋友,魯迅沒坐多久,即起身告辭；以後兩人就“自然迴避”,基本上形同陌路了。

1932年11月,魯迅再次從上海抵北平探親。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學生聞訊想請魯迅來學校演講,不知怎麼去找他,便問系主任錢玄同能否提供魯迅的地址。不料錢玄同一聽,暴跳如雷:“我不知道！我不認識一個什麼姓魯的！”學生們無奈,決定自己想辦法。錢玄同又對學生說：“要是魯迅到師大來講演,我這個系主任就不當了。”但學生們沒有理會,他們終於找到了魯迅。魯迅也衝破阻力,於11月27日到北平師範大學作了講演。錢玄同視而不見,但沒有提出辭職。

錢玄同有很多過激言論,最典型的一句是“人到四十歲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他認為這才符合吐故納新的辯證法規律。魯迅寫了一首打油詩對此予以譏諷：“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賤豬頭,抵擋辯證法。”用“賤豬頭”喻指錢玄同的胖,可見兩人的劍拔弩張,已到分外眼紅的地步。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於上海。這時,魯迅已是中國文學之魂,受到廣大文學青年的頌揚。錢玄同不以為然,批評說:“青年們吹得他簡直是世界救主。”然而,一貫述而不作的他,難得地寫了一篇 《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他評價魯迅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治學最為嚴謹”,“絕無好名之心”,“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社會的痼疾”；同時,他也指出魯迅的三個毛病:多疑、輕信和遷怒。

應該說,錢玄同對魯迅的“略評”還是比較客觀的。他與魯迅的交情和對魯迅的瞭解也非一般人能及。他們交惡主要緣於魯迅不知何故憎厭顧頡剛的為人,因而連帶了顧的好友錢玄同和胡適。錢玄同主張通過疑古辨偽為新文化找到門路,而魯迅主張直面現實,反對把時間和精力花到考據上。

錢玄同不乏堅忍與勇敢,但魯迅的孤獨和深刻確是錢玄同不曾抵達的境界。

“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從命”

錢玄同在清光緒末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師範科。同時,去《民報》社拜見章太炎,由章太炎介紹加入同盟會,並聽章太炎講授音韻學。回國後,他任教於嘉興中等學校,就職於杭州教育專署；1913年到北京,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當國文、經學教員,該校後來改為北京師範大學,錢玄同連續擔任教授二十餘年,還長期在北京大學兼課。課餘,致力於國語改革運動,他和同道劉半農、趙元任、黎錦熙等,都是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

現在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言、語法習慣,在那個時候,卻需要他們力排眾議、奮力呼籲,甚至不惜攘臂捋袖,與守舊派對罵,才得以謀取一席之地。比如,文章加標點符號、用阿拉伯號碼和算式書寫數目字、用公元紀年、書寫方式改左行直下為右行橫迤、用“國語”作文等等,在彼時是一個又一個的山頭陣地,因攻陷與失落而頻頻易主。1917年,林玉堂 (後改名林語堂) 出版 《漢字索引制說明》 一書,請蔡元培作序,錢玄同寫跋。錢玄同在文中率先提出仿效英美,按拼音字母音序編纂字典、詞典的方法。

錢玄同生前沒出版過一本文集。他不是不能寫,僅1918年他就在 《新青年》 發表了六十多篇文章。他的文章生動諧趣,筆調老辣,若精心侍弄,亦足以產生傳世佳制。但錢玄同幾乎將畢生精力都放在了國家文化發展的基礎工作上,他是“述而不作”的典範,雖沒有在文學上給我們留下什麼,但我們現在每寫一個字,每打一個標點,每一次使用字典,都晃動著他痴迷的眼神。

錢玄同國學功底深厚,恃才傲物。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章太炎帶著大弟子黃侃到北京講學,錢玄同對老師畢恭畢敬,對黃大師兄卻不怎麼買賬。有一天,在章太炎住處,黃侃對錢玄同開玩笑,順便想耍一耍大師兄的派頭:“二瘋,你來前,我告你!你可憐啊,先生也來了,你近來怎麼不把音韻學的書好好地讀,要弄什麼注音字母,什麼白話文!”

錢玄同即刻翻臉,拍著桌子,指著黃侃的鼻子厲聲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話文,混賬!”章太炎一聽不妙,趕過來打圓場。

錢玄同授課更是特立獨行。比如,他不寫講義,只列圖表。他上課時,從不看一眼究竟有沒有學生缺席遲到,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他從不考試,到學期末批定成績時,便按點名冊的先後,從及格線以上開始給分,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有四十人,最後一個得到的分數就是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則重新輪迴。

張中行在北大曾選修過錢玄同的課,他說:“考而不閱卷,同樣是認真負責的一種表現,因為錢先生治學,一向是求實求高,課堂所學是入門,考和評分只是應付功令,與學術了不相干,則認真反而是浪費,不如處理他堆在手頭的。”

後來,錢玄同應邀到燕京大學兼課,他照樣不批學生試卷,這與學校制度相矛盾,行不通。學校退回給他,要求他批；他又交與學校,仍是不批；學校再退回,他還是一字不批地上交。校方要對他進行制裁,扣發他的薪金。錢玄同馬上回復,附鈔票一包,雲：“薪金全數奉還,判卷恕不從命。”

錢玄同從來不輕易承認是誰的先生,也不輕易許可哪一個配當他的學生。他不是架子大,相反在學生面前,他有著超乎尋常的平和與寬容。他對大學裡的學生,一概稱“先生”；要是相處熟了,他就改稱“兄”。而且,他不是好玩似的叫,他叫得極嚴肅、認真。

學問如此之深,脾氣如此之爆,但錢玄同堅決不做學霸、學閥。他從不說“不讀我開的書目就不會有成績,不按我說的去做就不會有出息”這樣的話。他經常從學生的觀點出發,去想辦法,拓思路,找證據,從而得到學問進展的通幽之徑。

身處危境但“絕不汙偽命”

錢玄同不怕死,他曾口出“四十歲就該槍斃”的宏論,惹得天下譁然。

1927年,錢玄同年屆四十,還真打算在《語絲週刊》上發一期 《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他與朋友們像模像樣地準備了輓聯、輓詩、祭文,都是一些幽默作品。不料正好碰上張作霖進京,白色恐怖籠罩全城。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這個專刊沒有印行。但 《語絲週刊》 在與南方某刊物交換廣告時,這個專刊的要目被對方刊登出來。不明內情的人信以為真,互相轉告,一時間,錢玄同的朋友、學生紛紛致函悼唁,演出了一場悼念活人的鬧劇。

錢玄同也因此受到胡適的戲謔。1928年9月12日,錢玄同四十一週歲壽辰。胡適作了一首《亡友錢玄同先生週年紀念歌》為錢玄同賀壽:

該死的錢玄同,怎麼至今不死！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著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恥。這樣那樣遲疑,過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場,不曾來監斬你。今年忽然來信,要作“成仁紀念”。這個倒也不難,請先讀《封神傳》。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裡面,用草蓋在身上,腳前點燈一盞。草上再撒把米,瞞得閻王鬼判,瞞得四方學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處唸經拜懺。度你早早昇天,免在地獄搗亂。

錢玄同讀後,一笑置之。

1938年夏天,北平漢奸文人、偽古物陳列所所長錢桐病故。漢口的英文《楚報》將錢桐誤為錢玄同,發出消息。他在南方的學子們見到後,非常悲痛。許多人寄去輓聯、輓詩,家裡人收到後,瞞著他一把燒了,怕他生氣,因為他對接受日偽聘任的漢奸有切齒之恨。1933年,日寇入侵華北,他把眷屬送到上海,自己打算離開華北到南方去,曾寫信給黎錦頤、羅常培,言“既無執干戈以衛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書“騙錢餬口,無聊極矣!可恥極矣!”內心之痛苦,溢於言表。

北平淪陷後,北平師範大學遷到陝西,錢玄同因病留守北平。1938年春,他恢復舊名“錢夏”,以示“夏”而非“夷”,決不做敵偽的順民。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錢玄同表現出了高尚的人格操守和凜然的民族氣節。他與偽北大校長錢稻孫有叔侄之誼,與偽教育督辦周作人交情深厚,他處在如此包圍之中而“絕不汙偽命”,令人擊節讚歎。

錢玄同的身體卻一日不如一日。1937年8月,身心困頓的錢玄同給周作人寫了一信:

我近來頗想添一個俗不可耐的雅號,曰鮑山病叟。鮑山者確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門外,實為先世六世祖發祥之地,歷經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該山,以漁田耕稼為業,逮先祖始為士而離該山至郡城。故鮑山中至今尚有一錢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該浜之中。

寫這封信時,正是錢玄同五十歲陰曆生日。上帝留給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這位集高血壓、血管硬化、神經衰弱等多種頑疾於一身的著名學者,此刻想到了自己的先祖和故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錢玄同在默然回望中,尋找自己靈魂的最後歸宿。

1939年1月,錢玄同拖著衰病之軀,四處變賣李大釗的藏書,為解決烈士子女生活困窘的問題,為他們籌措赴延安的路費。17日傍晚,他剛從外面回來,即感身體疲憊,目暈頭痛,迅速被送往醫院,但已無力迴天,突發腦溢血奪去了他52歲的生命。

他的桌上,還擺放著故友劉師培的遺著,正在編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