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元
因为皇帝和既得利益集团是对立的，一个是家的主人（起码是以主人自居），一个是小偷和强盗；一个是建设者（起码是这么想的），一个是破坏者（从实际效果来说），所以专制集权社会历史，也是皇帝与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历史。
皇帝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最明显的表现是反腐败。
相信每个皇帝都希望自己是孙悟空，从头上揪点毛下来就成了自己的分身，然后再用这些分身去治理整个国家。这样的话，自己的统治意志能得到完美的体现，屁股下的皇位也就可以子孙万代的坐下去。
可惜的是，虽然后儒家文化把皇帝拍成老天的儿子，龙的儿子，但实际上皇帝就是个普通的人。既然是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更有限，别说管一个国家了，就是管一个村子，也需要许多人来帮忙。记得在某个村子采访的时候，晚上吃饭村里五大班子成员便一起作陪。这村子里的五大班子是，村支书、村长、会计、妇女主任、治安主任，然后还有副书记、副村长、计生办主任、出纳、文书等班子成员。
一个不到千人的小村子，都造就了十几二十个管理者，所以皇帝管理天下只能用更多的人。
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善。
不管儒家文化咋强调修身，怎么修德，都改变不了人是自私的这一事实。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不管你把权力委托给谁，专制集权制度下，在权力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贪污腐败都是一种必然现象。权力的被委托人，也就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也靠着手中的权力，靠着贪污腐败把自己打造成既得利益阶层。
咱们说过，皇帝的眼里，天下是他自己的，所以既得利益阶层的腐败，就相当于偷盗皇帝家里的钱，人家当然不干。所以，反腐倡廉几乎是皇帝的基本任务。
各朝各代都设立了各种各样监督机构，什么御史、刺史（早期刺史是监察官）、监察史、给事中之类的，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但基本上没有啥用，腐败依然是专制集权社会的不治之症。
说几个反腐倡廉的典型皇帝，第一个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倡廉最坚决，下手也最狠的皇帝，甚至没有之一。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腐败。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系，做为一个农民的孩子，他清楚官员的贪污腐败，会给老百姓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尤其是因为本该发下来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他父母被饿死，恐怕会让他对贪污腐败行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
可能是因为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爬到皇帝位子上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特别想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心一意要打造一个官员清政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据专家们推算，明初年一两银子约相当于200元人民币，60两银子，相当于12000元左右。贪污12000元现在会受到啥惩罚呢？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离死还有十万八千里。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剥皮实草。处死贪污腐败的官员之后，还要把他们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在官员衙门里的土地祠里，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老部下朱亮祖的儿子，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他错了，他没有估计到朱元璋反腐倡廉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没多长时间，大理寺的官员就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把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暹一块堆抓了起来。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杀了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锦衣卫等特务组织。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去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为了吓住那些官员，朱元璋还在死刑的方法上不断创新。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六百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但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在朱元璋见贪就杀的政策面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
因为杀人太多，以致于对刽子手这份职业而言，洪武年间是一段难得的黄金时光。他们唯一的客户朱元璋先生手里掌握着太多等待咔嚓的人头，动不动就签上两张数万人头的订单。那些年里，刽子手们身价百倍，从业人员数量也直线上升，成功成为新的中产阶层。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派官），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这个比例不大？别急啊，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但朱元璋这么下死力气反腐倡廉，在反贪史上创了：措施最严、力度最大、刑罚最酷、杀人最多、历时最长等等的纪录，效果咋样呢？不咋地。
朱元璋无奈地承认，在反腐倡廉方面，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法数行而辄犯，奈何？”咋办呢？不办了。
反腐皇帝朱元璋，最终承认，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朱元璋已是70岁的老人，他最后一次修改律令，颁布《大明律诰》。这次修改律令主要是将《明大诰》一些条目附载于《大明律》之后，“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将重典改为“轻典”。
然而，这还不够。在朱元璋去世的第二个月，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红果果地打朱元璋的脸：“今后官民有犯法者，执法机关一律只按《大明律》断，不许深文周纳。”这个“深文”显然就是指《大诰》。虽然没有哪个明朝皇帝敢明确宣布废除《大诰》，但在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虽然朱元璋自己很欣赏，他的子孙们却羞于提到太祖皇帝这本文字粗鄙内容血腥的著作。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这本宝书，到明末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都给当手纸擦屁股了。
而明代终于亡于腐败的事实，也让朱元璋的反腐倡廉，彻底成为一幕悲剧。
有人说明朝官员腐败是待遇低，这是胡扯。比如说宋代皇帝就拼命给官员发银子，但宋朝的官员腐败仍然是一代接一代，一茬接一茬。
有宋一代，可能是奸臣最多的朝代。
专制集权制度下的贪污腐败来自这个制度的特点，那就是权力没有监督。你设御史也好，用锦衣卫也罢，这些监督机构不过是官僚系统的一部分，等于自己监督自己。就像一群猫，围着一堆鱼。你从其中选出三只猫，看着别的猫让他们不吃鱼，能有好吗？一段时间下来，你保证会发现这三只猫养的最肥，因为他们吃的最多。
专制集权制度下设立最庞大的监督机制，最完善的法律制度，依然不可能抑制腐败，明王朝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鉴于历朝历代设立的各种监察机构，没有起到反腐败的作用，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再次对监察机构进行了扩大。设立给事中的官职，给予最大的权力。给事中虽然是七品小官，但可以对他所有上级，包括皇帝的决定提出疑意，可以指出他们的问题，而不受到惩罚。
虽然明初的监察机构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主要是信不着这些当官的。于是又成立了锦衣卫。
锦衣卫原本是皇帝禁卫军，是保卫大内安全的。但朱元璋信不着他的大臣啊，于是经常派锦衣卫去刺探可能威胁皇权、危害朝廷的行为和言论，并捉捕和审讯嫌疑人。后来他们的这项任务被朱元璋特许，并逐渐演成为一个特务机构。
虽然现在的许多史书和文学作品，都把锦衣卫描写成无恶不作、飞扬跋扈的坏蛋，但最起码早期的锦衣卫是反腐倡廉的斗士。形象应该和电影里香港廉政公署的人差不多，一身正气。
但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锦衣卫直接对皇帝负责，负有监察天下官员的责任，可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权力了。权力越大，送好处的人越多，还没有人监督，很快锦衣卫就从反腐斗士，坠落成最大的腐败专业户。
最后朱元璋都看不下眼了，干脆取消了锦衣卫。
等到永乐皇帝朱棣上台之后，感觉着没有耳目不行，大臣们从根上说都是一伙的，于是再设锦衣卫，并扩大了它的权力。但和朱元璋一样，朱棣很快也受不了锦衣卫的腐败，又设立了东厂，用来监督锦衣卫。
东厂全用的是太监，朱棣觉得太监没儿子，不会贪钱了吧？错，腐败起来一点也不慢。太监是没有儿子，但有亲人，还有干儿子。
接下来就是一个死活解不开的结。东厂腐败了，成立个西厂看着；西厂也完了，再成立个内厂。
再往下没有了。后来的皇帝也明白了，以完善权力体制内的监督机构来抑制腐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绝对能带来大笔的财富，所以古代中国最好的职业是当官，别的啥也赶不上。这也是古代中国有着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种说法的真正原因。
而这种腐败，在儒家思想居然也能找到根据。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家是在国前边的，家都没有整好，没有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咋能去治理国家呢？所以，通过“修身”，也就是刻苦学习，修练厚黑学当了官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齐家，先把自己家整成小康再说。
也许有人说这是歪曲儒家文化，人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但这种歪曲是有几分道理的。儒家文化中有种说法，叫“家国天下”。意思也是要先家后国的，你家都整不明白，穷馊馊的，国能治理的好吗？
之所以把古代中国社会称为专制集权社会，是因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制约和平衡。这种一家独大的权力，靠权力本身或者靠几个海瑞这样的清官，是无法制约的，以致于贪污腐败成为古代专制集权社会的常态。
那么说贪污腐败是古代专制集权社会的常态，是不是夸张了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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