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的出處和真偽，你能想到嗎：

維時景佑二年，大宋國潭州府舉人趙行德流歷河西，適寓沙州。今緣外賊掩襲，國土擾亂，大雲寺比丘等搬移聖經於莫高窟，而罩藏壁中，於是發心，敬寫般若波羅蜜心經一卷安置洞內。伏願龍天八部，長為護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寧；次願甘州小娘子，承此善因，不溺幽冥，現世業障，並皆消滅，獲福無量，永充供養。

它的出處是日本作家井上靖（Inoue Yasushi，1907~1991）的著名小說《敦煌》。這段話在史書無載，各類考古材料無存，完全是井上靖想象出來的。《敦煌》的整個故事都是他“腦補”的產物。在寫《敦煌》之前，他從來沒有到過敦煌。

再也找不出一位像井上靖這樣迷戀中國的日本作家。他曾經擔任日本筆會會長、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他曾經創作出十八部中國歷史題材小說，即使今天讀起來，那些蕩氣迴腸的執念，那悠遠歷史中的繁華或者蒼涼，仍然長久地滋潤著我們的心田。有人說，他是描寫中國的最有影響的東方作家。

（一）緣起：井上靖的中國情結

井上靖在大約五十歲時才來到中國，1957年10 月 26 日，他作為日本作家訪華團的成員首次訪華，踏上這塊他在文字世界中曾經感受無數次的土地。之後，他先後27次訪問中國，是中國人真正的“老朋友”。

為什麼井上靖會形成中國情結，其原因是相當複雜的：

首先，對當時的日本民眾而言，中國文化是其揮散不去的精神符號。井上靖在《心的文化》一文中說：“成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無疑是公元 7—8 世紀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學問、藝術、文化。”這一時期是中國的唐朝，日本則處於歷史上著名的奈良時代。當時，與大陸隔絕的日本為了自身發展，長期向唐朝派出遣唐使，鑑真等唐人也紛紛東渡，日本的宗教、建築、文藝等等因此受到了唐文化的強烈影響。千餘年來，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同，隨著《史記》《三國志》等典籍的傳入和廣泛傳播，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典故甚至被日本視為己有，並不視為外來文化。

其次，井上靖本人對於中國、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有著特殊而長久的熱愛。“靖，生前是熱愛中國的。”井上夫人說。井上靖在和日本中國學學者吉川幸次郎座談時講到，他從中學時代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在課外閱讀有關中國西域的書籍，敦煌就是在此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西域，這個詞一直充滿著未知、夢、謎、冒險之類的東西。在那個時代，我就想，能不能真的到西域去旅行呢？”

再次，井上靖的中國情結也與當時日本的文壇趨勢有關。在井上靖進入文壇時，日本文學界正在反思私小說、心境小說等純文學傳統，有許多作家嘗試著向大眾文學靠攏，歷史小說正是向大眾文學過渡的一個選擇。在井上靖之前，森鷗外已經開始從中國史傳文學中取材，寫出了《山椒大夫》、《寒山拾得》、等取材於中日曆史的小說作品。在發表於1915的《尊重史實與偏離史實》一文中，森鷗外提出有尊重史實和偏離史實兩種創作歷史小說的方法，很顯然，在年輕時代已經閱讀了《史記》、《漢書》等大量中國古代典籍的井上靖，作出了和森鷗外同樣的“尊重史實”選擇。

（二）發端：當井上靖遭遇奈良

昭和十一年(1936年)，井上靖從京都大學哲學系美學專業畢業，進入《每日新聞》大阪本社工作。先擔任宗教記者，曾經撰寫一些佛經解說，這成為他創作《天平之甍》《敦煌》等中國歷史小說的佛教知識基礎。

1946年，敏感的記者井上靖遇到了意味悠長的奈良。

在奈良，有具有獨特意義的兩座寺廟。其一為鑑真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其二為鑑真初抵日本曾居住過的東大寺。在東大寺大佛殿西北三百米處，有一座堪稱神秘的木構架幹欄式建築，這就是如今日本最著名的唐文化寶庫正倉院。

公元756年，聖武天皇去世，他的皇后光明皇太后將天皇日用及珍藏物品呈獻給東大寺盧舍那佛。這批寶藏與東大寺的佛具等物品一起收藏於正倉院中，傳承了一千多年，堪稱無價之寶。

1946年起，“正倉院特別展覽”開始將這批珍寶向公眾展出，以後基本每年公開展覽一次。井上靖作為每日新聞社的記者前去採訪，他看到了那些折射出大唐輝光的寶物，他浮想聯翩。那件

西域的酒宴用具漆胡樽為什麼會出現在日本的寶物庫中？它身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故事……

正倉院珍藏著一隻白琉璃碗，它和安閒天皇陵墓出土的一隻“玉碗”一模一樣，據說它們都是波斯肅霜王朝的物品。它們經過絲綢之路，穿過整個中國，又越過波濤險惡的大海，最終出現在日本宮廷。分別被獻給安閒天皇和皇后。一千餘年後，失散了的兩件器物被靜靜地陳列在正倉院的一室內。

還有奈良唐招提寺的鴟尾，它是不是曾經見證過鑑真和遣唐使的身影？

1950 年4月，剛剛進入文壇的井上靖在《新潮》發表了第一篇中國題材短篇歷史小說、以樓蘭為主題的《漆胡樽》，這篇小說的靈感正是來自正倉院的寶藏。小說中，井上靖幻想這個漆胡尊經歷過漢代西域的風沙和兵事，在日本的天平年間由遣唐使帶走，藏於正倉院深處。直至1946 年秋才重新得見天光。

第二年，他又以正倉院寶物白琉璃碗為線索創作了《玉碗記》。1957年，記述日本遣唐使和鑑真事蹟的《天平之甍》發表。《天平之甍》連載結束後僅僅2月，井上靖第一次赴華訪問，雖然沒有來到敦煌，但他畢竟離敦煌更加近了。1958年，他的中國西域小說代表作《敦煌》在日本《群象》雜誌發表。1959年，他根據《水經注》創作的短篇小說《洪水》，講述了出身於敦煌的索勱降伏呼沱河激流的故事。1963年，他以楊玉環的命運為主線創作了長篇小說《楊貴妃》……

（三）反思：視線超出西域之外

作為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中國歷史小說呈現出一種非常特別的色彩。實際上這也是日本式中國歷史小說的一種常見情況：

中國作家對古代流傳下來的儒家典籍以及《史記》等重要的史志具有敬畏之感，強調規範的儒家思想也限制了中國作家發揮想象力的空間。而日本作家則能夠自由地用自身的文化立場、審美的眼光去解構經典，在重建的過程中為它打上日本的印記。因此，當日本作家進行中國歷史小說創作時，他們並不是以中國人的心理、中國人的方式來敘述這個時間，而是依託於日本的文化精神來創作“日本式”的中國歷史小說——題材是中國的，精神內核是日本的。

因此，我們在肯定井上靖強烈的中國情結時，也需要認識到，他不可能脫離本國立場而以中國作家的思維方式來創作中國歷史小說。在井上靖筆下，宋並不意味著安寧或者正義，昏庸的朝堂看不到西夏的危機，在宋朝的都城竟然會發生一個西夏女人被回鶻人割肉零賣的荒謬事件。趙行德對任何宋、西夏、吐蕃或瓜沙政權都沒有歸屬感，他曾經作為西夏人的士兵參加一場又一場戰爭，每場都很投入地奮力殺敵。這種毫無家國之念的主人公很難出現在中國作家的作品之中。

井上靖固然熱愛中國歷史，但他是以反思的態度來熱愛：漢代不可謂不強，唐代不可謂不盛，為何這些強大的皇朝都紛紛被雨打風吹去了？在《樓蘭》中，漢代和匈奴處於膠著狀態，在《敦煌》中，宋朝在和西夏、吐蕃的戰爭中處於劣勢，在《天平之甍》中，安史之亂迫在眉睫，連赴唐求學的日本僧人都能看出這是唐代從輝煌到沒落的拐點——可以認為，井上靖要表現的並非是真正的歷史，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忽視歷史的：樓蘭人並非全數遷移到鄯善才導致了樓蘭古國的廢棄，《敦煌》中“身言書判”的考察從未出現在宋代，對藏經洞來由的猜測也經不起推敲，

他真正想表達的，不過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日本式焦慮：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原本支持日本人精神數十年的支柱倒塌了，日本從極度膨脹的狀態被打回原形。井上靖活躍於文壇的時間，正是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復甦期，也是日本不斷反思自身道路、走出戰爭陰影、重新鼓起建設熱情的時期。因此，他塑造了一系列直面命運、堅定執著的人物形象，比如《異域人》中的班超、《敦煌》中費盡心力終於利用莫高窟保存下累累經圈的趙行德、《天平之甍》中為了把新文化帶回日本而耗盡一生力量的業行、普照等僧人……與其說這些主人公是在渲染中國古代歷史的輝煌王朝，不如說他們映射著在漫長而艱辛的重建道路中不斷付出的日本人。

（四）孤獨：茫然而漫長的人生旅程

井上靖的小說主人公，都有著迷茫和孤獨的一面。在他的小說裡，自然是無情的，歷史是冷漠的，命運是不堪的重負，每個人都在時間的碎片中掙扎，徐緩地、沉靜地走過素樸的人生，這使每部小說都滲透著淡淡的哀愁。當井上靖以西域為題材時，就必然這樣處理人物的心靈世界：廣闊無垠的西域中，人的力量是多麼渺小……

“古往今來，無論興亡，歷史的基調乃是哀傷”，這就是“井上靖氣質”，它不是虛無主義，不是保守或自暴自棄，而是在歷史滄桑中湧動著的愁緒和感傷。

井上靖似乎天生就有這樣的氣質，他本就生存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之中：父親晚年足不出戶地在鄉下度過三十年，母親曾想被棄於棄母山，弟弟辭職歸隱田園，井上靖也自認為是一個“完全放棄競爭的人”。屬於他的不是熱烈的激情似火，而是敏銳和清冷。因此他在前期的創作本就著力於追求“人的隱蔽著的內心的真實”和描寫“失敗者的孤獨心理”，當他轉而創作歷史小說時，這種心理傾向也滲透過來，

這是他本人的生活體驗。

我們也可以總結說，這種沉靜和孤獨是日本民眾所特有的精神特徵。日本審美意識具有“物哀”的傳統，這個美學概念來自江戶時期本居宣長的《玉小櫛》，他說，“在人的種種感情上，只有苦悶、憂鬱、悲哀……也就是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數百年來，日本作家們在文學作品中去尋找、觸碰這種“令人感受最深”的心理層次，他們在自然和人群中發現動人心靈的悲哀情緒，發現淒冷婉轉的詩情，

向讀者傳達這種在歷史滄桑、人生無常的感觸中形成的悲哀無奈之感。

我國作家王蒙曾這樣談起井上靖的小說：“他寫得深沉、細膩，……同時他又寫得相當‘平淡’，……作品中表達出一種悲天憫人的心腸，一種超越了最初的情感波瀾的寧靜，一種飽經滄桑的對歷史、對社會、對人生的俯視，一種什麼都告訴了你的直截了當，同時什麼也沒有告訴你的彬彬有禮。他的風格很獨特，很有味兒。”

在去世前兩年，八十高齡的井上靖終於完成了長篇小說《孔子》，為他的中國歷史小說創作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如今，井上靖已經離開我們許多年，但他的作品依然吸引著無數的中日讀者。不但書籍不斷再版、重印，還有許多人對根據他的小說搬上熒屏的影視作品念念不忘。日本導演熊井啟執導的電影《天平之甍》是二戰後第一個取得在中國大陸外景拍攝權的日本影片，1987年，中日合拍根據井上靖小說改編的大型歷史故事片《敦煌》。所建造的影視基地至今還在敦煌市七里鎮迎接八方遊客。能夠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獲得如此巨大成績的日本作家，恐怕很長時間裡，他都是獨一無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