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人們差不多都是從范進和孔乙己身上去認識和評價科舉制度的。確實，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科舉制度的荒唐和殘酷，雖然只是文學形象，卻實實在在地反射著歷史。但若只用這些藝術形象來概括整個科舉制度，又不免太輕率、太缺乏理性了。

試想，如果中國歷史上沒有科舉制度，不通過考試來選拔治理國家的人才，那將是什麼狀況？其實，我們的老祖宗早就試驗過。

最早在夏、商、週三代，採用的是世襲制，又叫“世卿世祿”，即通過血緣關係來確定官員的任用，還在娘肚子裡，烏紗帽就給他備好了。這種方法簡單節時，可弊病太多，當官需要才能和智慧，這可不能完全遺傳。古往今來，“衙內”的口碑普遍欠佳，不是平庸之輩，就是逞強之徒，國家交給他們治理，老百姓不服，統治者也不放心。再說，父位子襲，等於剝奪了君主對官吏的任免權，既有礙於中央集權，也不利於貫徹政令。

於是，東周出現了招賢納士制度。這種辦法在戰國時代最流行，各國君主為了在動盪的局勢中維持和擴大自己的勢力，作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不分出身貴賤，廣攬人才。如秦孝公革新內政，下令求賢；燕昭王築黃金臺，禮聘天下賢士；平原君、信陵君、孟嘗君、春申君等各有食客數千。各國用這種辦法確實網羅了不少人才，商鞅、藺相如都是通過這個途徑顯示才幹，登上將相高位的。但是招賢養士的隨意性太大，缺乏嚴密的考核程序和制度保障，魚龍混雜，沙泥俱下，雞鳴狗盜之徒、濫竽充數之輩混跡其間，漏洞不小。

後來，秦漢開始實行察舉制，由州郡地方官通過考察向朝廷舉薦人才，叫做“舉孝廉”。魏晉開始，為了慎重，再由中央派出“中正官”分赴各地，將被舉薦的人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根據這種等級來決定任命官階的高低，這就是在當時通行的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看起來比較完整嚴密，如果能認真貫徹，也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才辦法。但具體操作起來，毛病也不少。首先是那個“中正官”不中正，往往仍以門第出身作為唯一標尺。正所謂“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強者”、“興者”自然多是豪門世族出身，哪有平民百姓的份！這就必然會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從無法考證的原始社會的“選賢授能”，到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兩千多年來，統治者在選才問題上費盡心思，想盡辦法，也沒有找到一個公正無漏洞、完美無弊端的制度。最後，終於制定出了科舉考試製度。

這實在是個無奈的選擇，但這也是個正確的選擇。

科舉制度的實行，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把執掌政治管理大權的官吏職務向普通民眾開放。“學而優則仕”，只要你能考上就有官做。不分地區，不分年齡，不分民族，不分出身，機會幾乎均等。南宋紹興年間，有個名叫陳修的人高中榜眼，宋高宗接見時見他已鬚髮花白，問他多大歲數，他答說七十三歲，又問他幾個兒子，他答說還未娶妻，宋高宗便把宮女施氏嫁給他。洞房花燭時，有人寫詩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除他外，還有更大年歲才考取功名的。可見，再老也不遲，只要你有參考的熱情就有機會。據歷代科舉考試情況看，社會地位低下的貧寒之士考中的比例比出身權貴者更大。

讀書人是社會中最活躍的部分，他們的知識文化如果沒有派上用場的機會，很可能給社會帶來麻煩。現在有了科舉制度，大家一心去考試求官，博得聞達，就不會再多想。他們皓首窮經，寒窗苦讀，“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只想著那朦朧的遠處有個機會在等著他，即使有所怨憤，也能剋制和隱忍，然後在期待中消解，不至於跟政府及權貴們對抗。這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科舉制度最值得稱道的，還在於選才時把文化水平放在首位，能考上的人大多數都熟讀經書，有一定文化根底。他們從政後，對官吏的整體素質，乃至對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助益。

科舉制規定還要考詩賦文章。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選拔詩人、作家，但是卻把無數考生吸引到詩賦文章的學習研究上，這對中國文學的繁榮發展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僅在狀元中就出現陳子昂、王維、賀知章、張九齡、張孝祥、陳亮、楊慎等文學史上名垂千古的人物，進士出身之文學家更是數不勝數。

由此看來，中國在科舉考試上以文化素養作為唯一錄取標準的做法，在歷史上是進步的，就是今天的讀書人想起來都感覺溫馨。當時，連外國人都對我們這種“文官選拔制度”讚歎不已，說這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范進和孔乙己

說到這，也許有人會問：你把科舉制度說得這麼好，那范進、孔乙己的悲劇如何解釋？

首先，筆者並沒有過分誇大科舉制的作用，而是從整個歷史脈絡著眼，客觀地對其進行分析。相反，提問的人應該先回答：你對科舉制真的不存在偏見嗎？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老狀元陳修，若放在現在，恐怕會被宣傳成“鍥而不捨”、“勇於追求夢想”、“老而彌堅”的精神典範，只因其參加的不是公務員考試而是科舉考試，人們才會對其進行諷刺性地評價。說白了，都是把從語文課角度解讀范進和孔乙己當成從歷史課角度解讀科舉制度的觀念給害了。

其次，范進、孔乙己的悲劇固然與科舉制相關，但他們自己的責任難道不該反思嗎？現代高考制度已日趨完善，照樣逼瘋了不少學生，難道就該對現行考試製度全盤否定？

孔乙己在考場上拼搏了大半輩子“連半個秀才也沒撈上”，若是稍清醒些，就應該為自己考慮一條後路，可他放不下“長衫客”的架子。這跟前些年沒考上理想大學的學生流行復讀類似！他本來家窮，又好吃懶做，已淪落到討飯的地步，還不肯面對現實。他到丁舉人家混口飯吃，又順手牽羊做偷竊之事。丁舉人私設公堂打斷他的腿固然不對，但他做的事終歸不體面。顯然孔乙己的個性品行，才是造成悲劇收場的主要因素。

也許又有人說了，封建思想對孔乙己毒害太深，他已徹底變異扭曲，無法改變了，其根本罪惡還是在科舉制度。孔乙己從小受“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的調教，中毒太深乃是事實。但清朝末年那些八旗子弟所受的特權思想教育難道不深嗎？清政府垮臺，鐵桿莊稼被一筆勾銷，人家不也想方設法自謀生路嗎？

再說，如果我們細讀《孔乙己》就會發現，陸遜對孔乙己雖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不但是對科舉制度的批判，也有對孔乙己個性的批判，有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憤慨。而且愚以為，從整篇小說來看，魯迅批判的鋒芒，或者說重點，其實並不是科舉制度，而是通過對孔乙己在奚落、嘲笑與欺凌中死去的不幸遭遇的描寫，去批判那個如冰窖一樣冷漠的社會以及當時的中國人麻木昏沉的國民性。我們從魯迅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當時文人志士的首要任務也不是總結封建社會的遺毒，而是喚醒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及中華民族的團結與憂患意識。

至於范進的悲劇，本是一件不該發生的成功者的悲劇。考中的舉人反倒精神失常，瘋了，其實這隻能怪他自己太脆弱。舉人只是箇中級功名，只能派任八品以下吏員，要考上了進士才有當七品芝麻官的資格。試想，如果范進考中的不是舉人，而是進士甚至三甲，豈不馬上血壓升高腦梗而死，岳父大人有再大的本事，也喚他不醒了。

正常的心態往往是考中以後按捺不住的欣喜得意，但也有沉著冷靜的。比如有個叫韓偓的舉子考上了進士，第二天騎馬參加聚會，這本是高中者最得意的時候，但他寫詩抒發自己的心情時卻這樣寫道：

清寒著背雨悽悽，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抽過街西。

也許是故作姿態，但能寫出這般瀟灑平靜詩句的人，諒來是不會發癲發狂的。

俗話說，考場如戰場，勝敗乃常事。拿時下來說，高考制度恢復多年來，每年考取的和落榜的數以百萬計，也偶爾聽說有發瘋的、輕生的，但誰也不能因為個別事件把高考制度全盤否定。而你之所以全盤否定科舉，正是因為你對它有偏見。你之所以對它有偏見，則是因為在唸書時你的語文老師過度解釋了《范進中舉》和《孔乙己》這兩篇文章，代替你的歷史老師來給它的歷史功過下了錯誤的定論。

政治壓迫科學

就像筆者期望各位不要全盤否定科舉一樣，我自己也不會全盤肯定科舉。

科舉自然不是十全十美的考試製度。不僅如此，它的弊端還很多；不僅弊端很多，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些弊端還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

首先是考試內容。起初，科舉還有算術等自然科學科目，到後來則完全固定在政治方面。即使考詩文，也不是為了選文學家，還是選官吏。這種單一化導向，把千千萬萬書生都驅趕到政治管理的獨門專業上。我國古代雖然有輝煌的科學成就，卻長期停滯不前，這與科舉考試內容的狹隘不無關係。隋唐以來，我國曆史上出現的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幾乎都是科舉出身。其他領域，諸如數學家李淳風，醫學家孫思邈、李時珍，發明家畢昇、宋應星，地理學家徐霞客，農學家王禎等，都與科舉無緣。重科舉、輕科學已成為朝野共識。

清末光緒年間，清政府根據貴州學政嚴修的建議，決定在八股取士外開設經濟特科，考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六門。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光緒親自主持考試，梁士詒考中一等第一名，楊度考中一等第二名。但慈禧卻聽信了“梁士詒是梁啟超的兄弟”的讒言，所謂的“梁頭康足，其人品可知”。慈禧本就對維新黨人恨之入骨，聽說後，不問情由就把初試大臣撤了職。梁士詒自然不敢參加複試，楊度也因在試卷中大談新學，有維新之嫌，不敢參加複試。本意在減輕政治分量的這場考試，卻因政治的壓力而變了味，成為科場笑話。更可笑的是，梁士詒與梁啟超根本不是兄弟，雖然都是廣東人，但一個祖籍三水，一個則出身新會，連小老鄉都說不上。一場嚴肅的考試竟鬧得如此荒唐，其結果可想而知。

科舉的第二個弊病就是重理論、輕實踐。它講究讀死書、死讀書，最後自然不免讀書死。有幸活著衝上去的，從州縣考試到殿試，都是耍筆桿子、賣嘴皮子，一套套安邦定國之策全是紙上談兵。成天埋頭讀書的考生莫說處理複雜多變的國家大事，就是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面前，也往往束手無策，連他們自己也承認“百無一用是書生”。可就是這些毫無處事經驗的書生，一旦考上，立即被委以官職，或調停錢糧，或管束稅務，或參與政事。中國官場上歷來存在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及普遍流行的辦事呆滯、效率低下、教條化、程式化等諸多積弊，都與科舉制度有關。我們看戲曲中縣官審案，往往不是深入細緻地調查研究，而是靈機一動，耍些小機靈、小智謀，什麼冤假錯案立即真相大白。書生們就是靠這類小聰明踏入官場的，又豈能把國家治理好，把百姓照顧好！

熱情烤焦親情

科舉制度的長期實行造成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民族心理的變異與失衡。

歷代帝王都以超乎尋常的熱情投入到對科舉考試的指導與管理中，每個大比之年都要發詔書，下命令，任命一批官員，組建考試班子，以示隆重與嚴密。據《菽園雜記》記載，明洪武四年御試，任命和調集中書省官、讀卷官、監試官、對讀官、禮部提調官以及御史、編修、尚書等各類負責官員二十餘人。而在日程安排上，二月十九日廷試，二十日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除授職名：第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一名授員外郎（從五品），二、三名授主事（正六品）；第二甲十七名賜進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賜同進士出身，俱授縣丞（正八品）。三月一日皇帝親試策問。三月三日，文武百官聚集殿上，錦衣衛兩邊侍立。鴻臚寺官員唱名，禮部官員捧黃榜，由鼓樂隊引導出長安門外張掛。順天府官員用傘蓋儀從送狀元遊街。四日，賜宴禮部。五日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紗。六日，狀元率眾進士上表謝恩。七日，狀元和諸進士再拜孔廟，經禮部奏請由工部在國子監立碑題名……禮儀隆重，鋪張而繁瑣，無外乎為了造聲勢、營氣氛，表明天子對這件事的重視，讓眾進士領略一下浩蕩皇恩，以後更好地對朝廷盡節效忠。

既然皇帝如此看重，考上的進士們更是熱情高昂，把禮數也做周到，如拜謝考官，參謁宰相，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月燈宴等各種宴會，以及遊江觀戲，賞花題詩，好不熱鬧，好不風光。正是：

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

又如：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

一些商人也趁機大發進士財，唐時長安辦了個叫“進士團”的商業服務機構，專為留居京城的進士租房子，辦酒宴，跑腿聽差，喝道開路，生意紅火。

得意也只是暫時的，之後是趾高氣揚、目空一切，是對過去付出的追償、索賠。“多年的媳婦熬成婆”，該他揚眉吐氣，給別人臉色看了。

清乾隆年間，江西南昌出了個狀元叫戴衢亭。他自幼聰慧，勤奮好學，是聞名鄉里的大才子，但一連考了三十年，連小小的秀才都未能考上。這年縣試，又榜上無名。明知是縣太爺作怪，於是眾朋友替他出錢買了個秀才，這才取得鄉試資格。憑藉驚人的毅力和滿肚子的學問，短短80天中，他接連參加鄉試、省試、殿試，每次都考第一，“連中三元”。皇帝欽點他為頭名。戴衢亭衣錦還鄉時，縣太爺自知理虧，掛冠而去。但戴衢亭仍感怨氣未出，寫了副對聯高掛在故鄉的祠堂上。

三十年前，縣考無名，府考無名，道考又無名，人眼不開天眼開；

八十日裡，鄉試第一，京試第一，殿試亦第一，藍袍脫下紫袍歸。

這對聯雖有幾分狂傲，但還算有分寸，無傷大雅。然而有的人就按捺不住了，如《唐摭言》中記載的王泠然，很有代表性。

王泠然考中進士後尚未得官，給當御史的老朋友高昌宇寫了封信。信上說：你現在身居高位，我有兩件事相求，一是希望你在今年內幫我找個女人，二是希望你在明年之內為我謀個官職。如果你幫我解決了，我感激不盡；如果你貴人多忘事，不幫我這個忙，也沒關係。我已及第，當官是遲早的事，說不定有天我與你並肩臺閣，共處高位，那時我側過頭來看你一眼，你一定會感到後悔，甚至向我道歉。不過，請你放心，我會給你好臉色看的。

其實，想寫這種信的人何止王泠然一個？

考生的後面是家庭，是社會。全民族都被網進了這個“科舉情結”中。古書《玉泉子》裡講了這麼一個故事：

某地方官設宴，請某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有個已出嫁的女兒也來了。這個女兒嫁給了一個叫趙琮的書生，因多年考不上，十分潦倒。將軍女兒愧對眾人，其家人也感到臉上無光，於是在她的棚座前掛了塊帷帳遮羞。宴會進行中，突然一騎快馬奔來，報告趙琮考中了進士的消息。將軍大喜，高呼道：“趙郎及第矣！”忙命家人撤去帷帳，還為她重新梳妝打扮，扶出來與眾同坐。這時，她容光煥發，得意洋洋，好像一下子從黑牢裡走出來了一樣。

當時，整個社會都在發燒。那時沒有歌星、影星，狀元、榜眼、探花、進士、舉人乃至秀才，就是“發燒友”心中的“星”。熱浪滾滾，把本應純潔溫暖的人情人性也都烤出了焦臭味。

功名場上悲苦多

科舉成全了許多人，但也鑄就了更多的人間悲苦，因為能考中的畢竟是少數。可是人們都不願放棄那美好的願望，所以，“公子落難在街沿，小姐贈金後花園。終身私定去趕考，狀元及第大團圓”這類喜劇，一代代、一出出不停地在科舉的舞臺上演，而更多的悲苦卻被歷史的帷幕淹沒，只要稍稍撩開一角，就有看不完的催人淚下、悽慘哀傷。

據《唐摭言》中記載，有個叫公乘乙的人離家赴京趕考，屢屢失敗，十多年未回家。因他生了一場大病，家鄉人傳言他死了，其妻千里迢迢赴京奔喪，兩人恰好在路上相遇。他見一個疲憊衰老的女人騎在驢背上，有點像自己老婆，但又不敢冒昧去認；他老婆也看他面熟，卻因多年未見，認不準，託同路人一問，果然不錯。於是夫妻相認，抱頭痛哭。

據《南部新書》記載，有個名叫杜羔的考生，久試不第，正準備回家，正好收到了妻子來信，信中有詩一首，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若因此說這位妻子狠心，倒也未必，因為社會輿論壓力實在太大，她快感到承受不住了，於是寫詩刺激丈夫一下，叫他堅持到底。

當然也有想得開的，比較了一下，認為還是夫妻恩愛勝過功名富貴，比如唐朝進士出身的詩人王昌齡《閨怨》一詩中寫道：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雜史中還有個浪漫色彩很濃的悲劇：福建泉州人歐陽詹，考上進士後去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名妓女相識，傾心相向，約定終身，說好回京城辦完事後來迎娶，後來因俗務纏身未按期歸來。那妓女苦苦相思，終於一病不起，彌留之際剪髮留詩，以明心志。歐陽詹到太原後看到發詩，止不住嚎啕大哭，也因過分悲痛而死去。

至於眾多落第舉子的羞愧悽苦，更是自不待言。他們許多詩作就是寫這種感受的，比如：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

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

又如：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

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再如：

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

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

讀了這類詩我們會發現，他們的悲劇不僅是落第後的悽慘和悲痛，更在於他們毫無醒悟，至死不回頭。他們雖然慟哭泣血，有的且已白髮蒼蒼，但仍要孤注一擲，拿自己的青春與生命作為賭注去與命運較量。而等待他們的，很可能又是一次重複。

而范進和孔乙己，大概也只是如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