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〡明清以來海上絲路對廈漳地區傳統文化信仰的影響探析——以廈門海滄石室禪院石碑為例（中英文）文化頭條網

探索〡明清以來海上絲路對廈漳地區傳統文化信仰的影響探析——以廈門海滄石室禪院石碑為例（中英文）

An analysis of Maritime Silk Road’s impact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beliefs in Xiamen and Zhangzhou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stone tablets in Shishi Temple in Haicang district, Xiamen city

文/楊仁飛廈門市臺灣學會副秘書長、研究員

廈門海滄石室禪院

摘要：

宋明以來，中國人向海外移民的歷史，同時也是中華文明，特別是閩粵地區傳統信仰向外廣泛傳播的過程。清末民初以來，閩粵地區赴海外勤勞致富的先民，懷抱對家鄉的眷戀之情，以各種方式反哺家鄉，建廟、修祠、拓展道路、興建學校，蔚然成風。石室禪院位於廈門海滄區霞陽村玳瑁山北側，自後唐創建以來，幾經興廢。目前保留較為完好的明清石碑，記錄了廈漳地區的發展軌跡，也反映這一地區千百年來與海上絲路密不可分的聯繫。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broad is also a process of spread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overseas,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belief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since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Meanwhile, these industrious and homesick overseas Chinese ancestors became the crucial donors and contributors of the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ROC in particular, also it formed and developed a common practice and culture that increased returns on their ancestral halls, local temples, roads and old-style private education schools and modern schools. The Shishi(The Stone House) Temple located in the north side of the Daimao Mountain of Xiayang Village, Haicang District, has witnessed up and downs the development tracks of Xiamen and Zhangzhou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records of well-preserved stone tablets from Ming and Qing also reflect the close links with Maritime Silk Road over millennia.

石室禪院原稱石室院，俗稱“虎坑巖”，相傳早期是武僧居住的九個巖洞之一，後來演變為佛教寺院。廈門海滄石室禪院始建的時間，目前有文字可考且較公認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據清代《漳州府志》《龍溪縣誌》和《海澄縣誌》記載，寺院建於“後唐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明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重修”；另一種說法，據寺院保存的清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碑記：此院建於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石室禪院牌坊

唐朝還是後唐，石室禪院始建時間是個尚未解開的謎團。但從廈漳地區歷史，尤其是海滄區域的開發歷史來看，唐朝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大約公元726年-756年，當權者“閩侯”發動叛亂，屬將陳喜為避內亂，舉家乘船到廈門、漳州一帶繁衍生息，並逐步將勢力擴大到四周。如今廈門烏石浦有一座古墓是“唐侍郎陳儔墓”，仙嶽路上曾發掘出唐朝陳元通、汪夫人墓，枋湖下忠村也發現唐代“北薛”薛令之墓，這些是廈門為數不多的唐代古墓。

廈門市博物館館藏，唐陳元通夫人汪氏墓出土的摩羯紋多曲銀碗

從海滄發展歷史來看，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漳州剛剛置郡，陳元光“乃率眾闢地置屯，招來流亡，營農積粟，通商惠工，奏立行臺於四境，時巡邏焉。由是北距泉興，南逾潮惠，西抵汀贛，東接諸島嶼，方數千裡，無烽火之驚，號稱樂土”（《雲霄縣志·名宦》），顯然這個時期石室禪院就存在的可能性不大。

海滄及附近信仰傳統，如慈濟大道公信仰始於宋代，其信仰的發源地位於現在漳州的白礁與廈門海滄的青礁。而鄰近的泉州媽祖信仰也始於宋代。從廈門開發歷史與海滄傳統民間信仰發展的歷史來看，石室禪院開發與信仰的拓展應該在後唐與宋代時期比較合理。

石室禪院藥師密壇

石室禪院主祭的神靈與“醫神”有關，這應該與宋代廈漳地區瘟疫蔓延有很大關係。石室禪院保留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的花崗岩構件，如磚瓦、石柱、條石等，說明宋代建石室禪院是有根據的。

藥師佛道場

與北方不同的是，閩南等區域往往將那些對鄉土作出貢獻的人士轉化為宗教信仰的神靈，這是特殊的文化與宗教傳統，而宋代是這種民間信仰催生、發展的重要時期，石室禪院應該也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石室禪院在歷史上曾幾度興廢，僅“皇明石室禪院碑”記載的就有三次。此外清末民初還有過兩次較大的重修。

就明代而言，第二次重修後寺院維持的時間相當短暫。目前有關石室禪院的傳說中，均提到石室禪院的那一次重建與廢棄與戚繼光駐軍有關，而目前保存在寺院的水槽則是戚繼光軍隊餵馬的水槽。但從戚繼光個人成長與剿滅倭寇的歷史來看，石室禪院明成化年間的那次重修與戚繼光無關，而與明隆慶年間的重修時間有重疊。

石室禪院祖師殿

明代成化到萬曆年間，地處漳州城東南50裡九龍江入海處的月港，因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泉州港淤塞後，一躍成為我國東南地區海外貿易中心。明景泰年間（公元1450年-1456年），仍是海濱荒野的月港海面開始出現走私商船的身影，明正德、嘉靖年間（公元1506年-1566年）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當時“閩人通番，皆由漳州月港出洋”，且外國商船也“皆往漳州海面地方，私自駐紮”。隨著海外貿易的繁榮，明王朝在這裡先置靖海館，再置海澄縣，最後設“洋市”，到萬曆年間，已是盛況空前。

廣西北海市合浦漢墓博物館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今日的海滄在明代便屬於漳州月港影響力輻射的區域，這裡海上航運發達，幾乎每一個漁村都可以坐船通向主要的海外貿易港口。從明代開始，這裡的民眾開始向東南亞遷移，其中有海商也有海盜、倭寇。如今海滄東孚鎮鳳山村鳳山社、青龍寨、新垵、文圃山等地保留的抗倭遺址，則證明了當時廈漳地區是當年海絲的重鎮，也是抗倭的重要區域。

筆者認為明代石室禪院的興衰可能與月港興盛後海滄地區經濟商業繁榮有關。海商快速積累財富，使得資助興建或重修專院、宮廟成為可能。據漳州府志記載，明代嘉靖年間鐘山村(現海滄村）修有鍾林尾土堡，堡內聚居上百戶人家，在當時已然是一處大聚落，相傳這裡也有宮廟興建。

聞名海峽兩岸的“萬福萬壽和平鍾”位於石室禪院祈福鍾殿

當然戚繼光會在石室禪院後山駐軍皆因地理位置極為有利，玳瑁山連著蔡尖尾山，在山頂可以看到廈門港的全貌，在山的另一側駐軍，則有利於應對來自海上的海盜與倭寇的騷擾。官軍的進駐，人員出入的增加，使供奉“醫神”為主的寺院極有可能獲得官方認可，寺院的影響力也自然而然地擴大。戚繼光平倭成功後，漳泉地區迎來相對和平穩定的局面，使寺院進行大規模的修建變成可能。

明清時期寺院面積、規模宏大。置於院內的《皇明石室禪院碑記》，儘管多處字跡已模糊，但仍能從中窺見端倪：“構梵宮，塑雕像，故地可有史、許派衍僧房二十有三。”可為當時僧房之眾印證；而“殿構三重，拓僧舍六十有四”，則展示了寺院後來最鼎盛時期的景象。至於寺院當時的資產，碑記上有“貲產三十餘石的記載。”由此可見，當時寺院收入之豐。此外，《海澄縣誌》關於石室禪院上繳國庫的金額，也有翔實記載，從清順治十三年（公元1646年）起，寺院每年繳交租稅120多兩，佔寺院總收入的60%，可見其經濟實力之雄厚。

石室禪院石碑作者供圖

現在，殘存的明代石碑被人為破壞成幾截，立在寺院的碑由殘石拼接而成，文字缺失嚴重，無法完整成文，後人描紅的字體不甚雅正，一些古漢字可能有誤，使得字意難以完整明晰地呈現。但還是能從明代碑文裡看到其中幾位主要修建或重建者。元明兩朝起碼有兩位住持僧，一位是元朝元統年間的晦庵，一位是明隆慶時期的雲軒。

石室禪院一角

在碑文後方刊載了捐資、出力重修石室禪院的官紳與民間人士，相比清代幾乎為霞陽楊姓捐資外，明代有侯官進士儒學訓導卓峰立耀，貢生溫嘉謨、餘鑑，海澄縣儒生謝銘、謝紹運，開元寺僧明溢、明幽，以及楊鎮邦、楊天迪、曾光述、許如華、馬中建、楊世禮、馬國章、林梅節、林維、林朝等等，說明當時參與捐助重修之人來自不同姓氏，甚至泉州開元寺的僧人也參與了重建。

到清代，附近的霞陽已發展成大村落，人口明顯增加，特別是楊姓族人的崛起，為寺院擴建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清代光緒年間的斷石碑記載了附近楊姓族人捐款的情形。

其中，檳城霞陽社植德堂公司公捐3500元，仰光楊天愛捐款800元，楊本日日立捐款600元，楊本鋁、壽清、欣足各捐400元，楊昭萬捐200元，（缺）芳捐120元，昭道、昭松、昭固、晉富各捐款60元等等，募集了約8000元的鉅款，可謂是一次巨大的籌資行動，其中霞陽東南亞華商貢獻最大。

據查，馬來西亞檳榔嶼（檳城）歷史上有五大姓氏，他們是檳榔嶼早期的五大華僑姓氏家族，分別為龍山堂邱公司、石塘謝氏福侯公公司、霞陽植德堂楊公司、九龍堂林公司及潁川堂陳公司。舊時的“公司” 即宗祠組織，今稱血緣姓會館。五大姓公司以本頭公巷的大伯公廟（福德正神廟）為精神中心，互為鄰里；從喬治市牛幹冬街頭往南，沿著美芝街，形成一個閩南人的團結地帶。五大姓具有共同的地緣關係，除了陳公司之外，邱、謝、楊、林的先民皆來自清代福建漳州府海澄縣的三都。

這裡的邱是指海滄新垵的邱姓，謝是指海滄石塘村的謝姓，而楊就是捐巨資修石室禪院的霞陽楊氏族人，楊公司以植德堂著名。據相關研究，1881 年遠在檳城的邱、謝、楊三個公司組成“三魁堂”，將購置房屋出租的租金，一起匯款回鄉以協助組織地方保衛隊保護家鄉。至今“三魁堂”依然存在，每公司輪流管理三年。

據考察，東南亞華僑捐資參與當地廟宇素有傳統。海滄青礁慈濟宮內，有許多古代碑刻，其中最著名的是宋代楊志的“慈濟宮碑”和清康熙時期的“吧國緣主碑”。吧國是指荷蘭統治下的巴達維亞，即如今印尼首都雅加達。吧國緣主碑是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東宮重建時，由來自吧國的漳州籍華僑捐建者所立，捐資額達到1153兩8錢，除此之外，還有“同議將三都大道公緣銀醜寅二年共交銀420兩”，可以想見，當時旅居印尼的三都（今海滄一帶）華僑內心認同青礁祖宮，熱心募緣捐獻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