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西｜撰文

郭沫若先生於1892年11月16日，出生在四川省樂山縣一個商人家庭。幼年在家鄉私塾唸書，畢業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被稱為文學家、歷史學家、戲劇學家、書法家、考古學家及詩人。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研修醫學。生長在四川農村的郭沫若，親眼見到身邊的老百姓都因看不起病而喪生，年輕的他與魯迅先生一樣試圖走“醫學救國”之路。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郭沫若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為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中國的思想文化藝術也要隨之而復興，郭沫若當仁不讓，親自率隊到各省考察調研，至今全國各地都留有他的題詩、題詞。

成都“杜甫草堂”，是唐代大詩人杜甫流浪成都時的故居，位於青羊區青華路37號，佔地面積300畝，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塊聖地。1953年修繕杜甫草堂，郭沫若撰題楹聯一幅：“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這幅聯雖僅16個字，卻高度概括了大詩人杜甫的一生，字體雄渾力透紙背，盡顯一代大家風範。

縱觀國內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郭沫若這類題字、題詩還很多，如題“都江堰”，題“杜甫草堂”，題“天涯海角遊覽區”，題“故宮博物院”……我雖能如數家珍，留點空白待網友去彙集。

陝西黃帝陵，位於陝西省延安市黃陵縣城北橋山，因軒轅黃帝死後葬於此地，號稱“天下第一陵”。自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率十八萬大軍親祭黃帝陵以來，橋山就成為歷代王朝舉行國之大祭之地。

1958年，黃陵縣曾上書毛主席，請求為修復後的黃帝陵題字，毛主席看後說：“我在抗日戰爭時期寫過《祭黃帝陵文》，題字的事最好讓郭老（郭沫若）去寫。”隨後他就把信轉給郭沫若。同年5月，郭沫若將寫好的字交人寄至黃陵縣，由當地將郭老的書法手跡刻於石碑上，豎立在黃帝陵前的祭亭中央。

由此可見，郭老的書法藝術世人共識，否則事關國之大事的題字，毛主席也不會讓他去寫。

東西方思想文化，歷來是相互滲透、相互排斥；有時表現為相互借鑑，有時則又水火不容。八十年代初，有那麼一些人，他們厭倦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保守、極左的傾向，試圖從西方現代思想文化中尋找出路，這種狀況正好為西方思想文化滲透，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為了佔領陣地，他們不惜對國內的名人、名著進行詆譭，甚至攻擊。郭沫若自然而然成為他們首先攻擊的目標，就連魯迅先生這位史上已有結論的人物，也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時至今日，這種思想還像孤魂野鬼一樣冷不丁地冒出頭來。

他們給郭沫若扣上“無恥文人”“文字弄臣”“拋妻棄子”的帽子，批評郭老的字：①不是書法，最多學寫過毛筆字；②學藝不精，不可稱“體”，只算作“老幹部體”；甚至連郭老三段婚姻的陳年往事也翻出來拉黑。一時間無論是學術界的報紙雜誌，還是民間網絡，都是這類報道，弄得大家眼花繚亂、無所適從，郭沫若的書法作品漸漸地淡出大眾的視線。

新的時代造就新的藝術，新的藝術也在謳歌新的時代。“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猶如時代的號角，鼓舞著人們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在這文藝創作的大好形勢下我們調回頭來，看看那些人對郭老書法藝術否定的論調實有必要。為此我也列出兩條，論證如下：

一、郭沫若的字到底是不是書法？

在有關郭沫若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郭老的家庭，雖為經商之戶實為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曾說：“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其父為族人辦起私塾，送自己的子女去學習。練字成為私塾進門第一課，“字是打門錘”一直是舊時文人的信條，然後才是《三字經》、《幼學瓊林》及《龍文鞭影》。私塾裡的先生是一位秀才，寫得一手好顏體，他以顏體教郭沫若寫字。過去的秀才拽到今天，任何一位都可稱書法家，這為郭沫若的漢字書寫打下紮實的根基。

郭沫若是一位考古學家，對於甲骨文、金文、石鼓文、漢簡都有極深地研究。在1935年到1937年的研究中，為了排版印製的方便，他從文字史到歷史，從甲骨文、金文到石鼓文都親自摹寫，許多手寫本都是以楷書的形式，如《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金文叢考》、《古代銘刻匯考》、《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

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及郭沫若一絲不苟的鑽研精神，使他不但在學術上取得豐碩的成果，在漢字的書寫上也日臻嫻熟，自然而然地將古文字的精髓融入到書寫的筆意之中。早在辛亥年間（1911年），其書法就得到業內人士廣泛認同，如今則更為精湛。

這些由郭沫若手書影印而成的考古著作，若從書法的角度去審視，常常令人驚歎。

沈雁冰、范文瀾在看了這些手書原件之後發出驚歎：“郭沫若書法用筆的沉穩、格調的老辣，工程之浩瀚宏大非常人可為，我等只能望其項背！”

看到這裡，我想那些說郭沫若的字不是書法的人，也會為之震撼吧！自古以來，一位大書法家必定是大文學家、大學問家，郭沫若和古代書法大家一樣，一生不曾把書法作為自己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刻意地去創作。他手中的筆墨是隨著他作書立著的心而跳動，其字是在他做學問的過程中而練就，這與當今會寫幾個字就稱書法家的人不一樣！

所以，郭沫若的字不矯揉造作，不故弄玄虛，人書合一道法自然，不但可稱為書法，而且是上乘書法！

二、郭沫若的字是“老幹部體”還是書法大家？

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學家、文學家，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從白話詩、古體詩到律詩無一不通、無一不曉。他的書法藝術早已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七十年代的人民畫報、報刊、雜誌，經常以郭老的字體作通欄標題，吸引很多熱愛書法的朋友，將其剪下裝訂在一起，作為學習材料，我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傳統的藝術理論講究“書畫同源，畫中有詩，詩中有畫。”郭沫若的很多書法作品，都是以書法的形式將自己所作的詩寫出來，這樣其用筆用墨是隨著詩中的情感騰躍、伴著詩詞的節奏飛旋，如影相隨韻味無窮。

看了郭沫若的書法作品，常常令人拍案叫絕，大家親切地稱其字為“郭體”。對於這個稱謂，反傳統者知道從正面去否定郭沫若，無異於以卵擊石，於是採取迂迴的辦法，往郭沫若身上潑髒水，不惜借郭沫若家庭生活的陳年舊事轉移視線，說他“拋妻棄子，德不配位”，“書法名氣是權力的遊戲，寫的‘老幹部體’”以圖抹黑大眾心中的偶像，混淆視聽混水摸魚！

郭沫若位高權重這一點不假，但他一生的藝術成就和他所擔任的職務，是人民賦予的榮譽及責任。早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就思“學習一技”，給父母的信中他寫道：“要思習一技長一技，以期自餬口腹，並籍報效國家。”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郭沫若在日本組織發起救國團體，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並親自撰稿，幾經刪改終於以《鳳凰涅槃》、《地球，我的母親》、《爐中煤》面市，贏得一片讚譽之聲，為他的新詩創作打下了基礎。1926年投筆從戎，隨國民革命軍北伐；1927年參加了南昌起義。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郭沫若與日本的妻子不辭而別斷絕關係，毅然投身於中華民族抗日救亡的革命戰鬥之中。

新中國成立，郭沫若的革命鬥爭經歷得到人民的認可，可以說實至名歸。其書法風格的形成是其學識上精益求精的必然產物，相輔相成，而非人為因素可以達到。

唐代大書法家張旭說：“用筆當‘如錐畫沙，如印印泥’，點畫要具一種勁險之狀，且有明利媚好之態方為上乘，……用筆要得法，勿使失度，寫字時還得心胸豁然，才能入妙通靈、人書會通，我看古人妙跡，流傳至今，耐人尋味者，也不過如此而已。”

史樹青在回憶郭沫若時說的話，正好與張旭的書論相符：“我從他1935年7月所寫的《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書的扉頁書體看，可以說是標準的顏真卿書法，可見郭老早年習字是從唐人入手，而於顏書功力甚深。五十歲以後行草書有所變化，能懸腕作大字，喜讀孫過庭《書譜》及包世臣《藝舟雙輯》，領悟用筆之法在於逆入平出、回鋒轉向，……他對秦漢以後，歷代書法幾乎無所不觀，故其用筆不拘一格，惟能運用中鋒，是為其特點，深得‘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之要也！”

其字鋒芒內斂，卻又沉厚安祥，風姿綽約，卻又韻味清醇；圓腴俊朗，卻又高雅絕倫入妙通靈，人書會通自成一體，觀其書真可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郭沫若的書法藝術既重傳統又講創新，具有鮮活的時代特徵，尤以行草見長。筆道雄渾，運轉自如，提按使轉間折射出一種博識廣大的“文”氣，寵萬端於胸中，幻化成千種思緒，如春蠶吐絲；演繹成他文、詩、史及種種學問相融的化境，以書法外化之狀態展現給讀者；其數量之多，影響之大，少有出其右者，堪稱當代書法藝術大師！

郭沫若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他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後，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方面都取得成績的人是不多的……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

郭老在書法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輝煌的、巨大的。中國漢字遠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從形體兼備成熟的甲骨文、金文開始，對於書寫來講就有美的要求，不過甲骨文是用刀刻，金文則是用陶鑄，當時的墨跡只不過未能留傳下來。對於書法的研究，必須從文字學、史學領域，擴展到書法藝術領域。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學養博識，就不可能成為書法大家。我的這個說法，宋代著名學者薛尚功，在他所撰寫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中已有論述，只不過我結合了現代人的認知罷了。

郭沫若在這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1937年他在自己寫的《殷契粹編》中，指出甲骨文為一代法書，原文是：“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

可見郭老對中國書法藝術研究之深，豈是幾個黃嘴小兒就可枉議的？

由於郭沫若提出了鍾、王、顏、柳之說，使得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將甲骨文進行整理，分為“賓、子、出、何、黃”分期斷代，賦予甲骨文中楷書、行楷、行書、小楷的理念，應視為對甲骨文書法鑑賞的精闢之言。

郭沫若因學識淵博，又精於考古，在經過一番研究之後，於1965年發表了題為“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文章中他引經據典，斷定《蘭亭序》並不是王羲之的真跡，而是後人的“依託”，也就是一篇冒王羲之之名的偽作，連序文也是假造的。郭老的主要依據有二，《蘭亭序》在思想上即不合符王羲之的思想，書法上也不符合王羲之的風格；《蘭亭序》的書風與王羲之生活的時代不符。

我這篇文章主旨不是探討《蘭亭序》的真偽，而是借郭沫若對《蘭亭序》範本的質疑，讚美郭老在治學上的嚴謹態度和刻苦鑽研的精神。他前後共寫了四篇文章，涉及歷代著作上百篇，所考證的書法和碑帖共六十多種，且逐句逐字加以考證，甚至每個字用筆的輕重、用墨的濃淡都不曾放過，這種精神便是他研究上取得豐碩成果的奧秘。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哪裡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的。”

郭沫若對《蘭亭序》辨偽所發表的四篇雄文，基本上向我們展示了他對待書法藝術創作的態度，讓我們有規可尋地進入到他的藝術世界。

1961年9月，郭沫若回到自己的家鄉四川樂山，樂山大佛的偉岸神秘、孩童時的天真爛漫、鄉親鄰里的溫馨回顧，使他在輪船出三峽時突然詩興大發，創作了一首長詩《蜀道奇》。全詩836個字，加上題跋落款共874字，郭老以書法的形式一氣呵成。在記載中他這樣寫道：“李白曾作《蜀道難》極言蜀道之險，視為畏途，今略擬其體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此詩的創作立意，頃刻之間便呈現在大眾的眼前。

這幅書法作品，可以說是郭沫若書法精品中之精品。從謀篇佈局到用筆用墨，其中沒有一處刻意安排，也沒有一畫故作嬌態。同時作為詩人和書家的郭老此時的激情，似乎如乘坐出峽的船舶乘風破浪，又似乎如江水滔滔一瀉千里。

宋《宣和畫譜》中寫道：“自隸法掃地而真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於是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草，爰自西漢之末，有潁川劉德昇者，實為此體，而其法簡易，相間流行。”郭老的這幅書法，也正好如論述中所說“兼草則謂之行草”，字裡行間，筆力穩健灑脫，落、打、頓、挫，開合運轉有度。

作品起首一句：“噫籲嘻！雄哉壯乎！蜀道之奇奇於讀異書”，前三個字用筆沉穩、用墨飽滿，“雄哉壯乎”四字則轉入靈動，“蜀道之奇”則又變為沉穩，“奇於讀異書”五字又轉回靈動。從用筆用墨中，我們彷彿看到郭老心中那種對故鄉四川思念熱愛的深沉。

第二句：“四川盆地古本大陸海，海水汪洋向東注”，前四字仍然為開頭沉穩的格調，“古本”兩字沉穩靈動參半，為承上啟下之勢，緊接著為一氣呵成到“向東注”結束。而後筆上的墨便如開閘之水勢不回頭，……時而如高空墜石力斷千鈞，時而又如枯樹盤根迂迴往復；時而如蜻蜓戲水點畫通靈，時而又如魚躍龍門平中見奇。讓人覺得一支筆在郭老的手中，隨著情感的噴湧而有節奏地旋轉，或提或按，牽絲映帶，逆入平出，妙趣橫生；字字如珠落玉盤靈動雋秀，行行似韓信用兵遇險不驚！

書聖王羲之在《書論》中寫道：“夫紙者陣也，筆者刀鞘也，墨者兵甲也，水研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在《記白雲先生書訣》中又說：“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仰非近，背接非速，望之惟遠，發之惟靜，敬之法也，書妙盡矣！”郭老在《蜀道奇》作品中，將王羲之書論之要領展示得淋漓盡致。這種在忘情狀態下，無意識形成的筆墨技巧，所產生的藝術感染力，讓人歎為觀止！

郭沫若的書法藝術，何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果，我認為主要有如下幾點：

第一：得益於他深厚的國學根基

從郭沫若傳記及相關歷史資料中，我們知道郭老啟蒙於私塾，像《三字經》、《幼學瓊林》、《詩經》、《楚辭》等著作大多數都須通讀，他大哥郭開文16歲中秀才，是郭沫若少年、青年時期國文學習的奠基石。郭沫若在若干年後的回憶中說：“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

郭沫若少年時，就讀於樂山草堂寺的“樂山高小”，城外就是凌雲山，凌雲山是蘇東坡早年讀書之地，石壁上有畫像刻石，山中有讀書樓、洗硯池，山上有海通和尚組織工匠鑿成的樂山大佛，匯古今墨客騷人於此。郭沫若經常與同學到讀書樓讀書，這無疑為郭沫若的國文修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他藉助在私塾八年學習的底子，樂山高小的考試成績常常穩拿第一。

樂山高小、樂山中學雖然是新學堂，但其教育方法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郭沫若當時在一首題為《九月九日賞菊詠懷》的詩中寫道：“茱萸新插罷，歸獨醉餘酤。逸性懷陶隱，狂歌和狗屠。黃花荒徑滿，清眼故人殊，高格自矜賞，何須蜂蝶諛。”他以菊花傲霜鬥雪的品格自譽，嘲笑那些不學無術、阿諛奉承人性的醜惡，以此抒發內心對舊教育制度的憤慨。小小年紀竟能作詩言志，足見他國文底子的深厚。

古往今來，歷代大書法家無一不是飽讀詩書的大文學家、大史學家，以及大畫家。蘇東坡在評蔡襄的書法時說：“君謨書，天姿既高，積學至深，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說的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得益於他淵博的知識沉澱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期間，先學的是醫學，中日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使他認識到國民素質的低下，醫學不能救國，便棄醫學文。1919年，“五四運動”的相關消息傳到日本，他在日本組織發起救國團體，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將自己的學習目標轉向文學、歷史、哲學、考古學及社會學的研究上。1927年，因參加“南昌起義”被通緝，被迫流亡於日本，將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古文字學的研究中，整理編輯了大量古文字專著，並在社會上出版發行，如《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等，成為著名的古文字學專家。

在歷史和考古上，郭老依然成績斐然。1955年4月，郭沫若到都江堰參觀，工作人員將當時國內考古界爭議不休的“沫水”“離堆”問題請教於郭沫若，他帶著問題登上離堆實地勘察反覆證論，最後得出結論：“李冰掘離堆、鑿鹽井，不僅嘉惠蜀人，實為中國兩千數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術專家。離堆所在，或以為乃嘉州烏尤山。餘，嘉州人也。今至此觀寶瓶口，猶餘斧鑿跡。謂在嘉州者，乃妄說耳。”

他以考證正視聽，為都江堰解開了一個困擾多年的秘密，可見郭沫若廣博的常識非常人可比。

他的考古知識、史學知識，對他的書法藝術提供了有力地支撐，特別是他對古文字的研究、古碑的研究，直接體現在他書法古樸的運筆中，他的字在結體方面也透出濃厚的北碑古韻。

第三：得益於他在書法藝術上的探索研究

郭沫若一生的精力主要投身於中國革命鬥爭實踐，在文學、戲劇、詩歌、考古、古文字研究等方面，都取得驚人的成績。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繁忙的國事之餘，從事書法藝術探索研究，由於他青少年時期良好的書法修為，為他在這個領域的突破，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我在此文的前面已經說過，郭老的書法是在日常的政務工作或考古工作中練就的，作為這一點可從他的信扎中得到證實。下面這篇信扎是千萬信扎中的一頁，是1934年寫給希白先生的，為廣東省博物館收藏，雖然這是封普通往來的信件，但卻具備極高的研究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42歲時的郭老，在書法上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字寫得隨意流暢，結體嚴謹，用筆灑脫，無拘無束，字裡行間透出一種文人的書卷之氣。其中也可看出他的字是在顏體的基礎上追本溯源，領悟到二王行草精髓之後，融合幻化出來的，如果硬將其劃歸哪個門派都不科學，都不恰當。

1965年，為了證實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偽作，他查閱了大量的文字資料和書法碑帖，知識之廣、數量之大，在業內沒有幾人能夠達到。同時，這些資料和碑帖反過來拓寬了郭老在書法領域的視野，豐富了他對中國書法博大精深的深層認識，使他能破繭化蝶，終成中國書法藝術的一代大師！

結束語

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

以上這段話是瞿林東先生對郭老的評價，我認為十分中肯，也十分準確。

為了紀念郭沫若先生，發揚郭沫若艱苦奮鬥、孜孜不倦的學者精神，鼓勵年輕一代為祖國的科學、史學及文化藝術事業作出貢獻，經國家有關單位批准特設立“郭沫若文藝獎”、“郭沫若獎學金”，同時修建了郭沫若廣場。1988年9月20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30週年校慶之際，學校舉行了郭沫若銅像揭幕儀式；“郭沫若像”四個字，由鄧小平同志1987年11月28日親筆題寫，為郭沫若光輝的一生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