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大帝臨終前說：我死在太多醫生的幫助下。享年33歲。
普林尼記錄了當時流行的墓誌銘說：就是那幫醫生殺了我。
華盛頓死前最後一句話是：讓我安靜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銀，還被放了2.5升血。
喬治·奧威爾去世前兩年一直與一種新藥鏈黴素奮戰，他躺在病床上說：我覺得使用這種藥物，就好像把船鑿沉，來驅趕船上的老鼠。這種有效藥物的副作用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傑斐遜開始橫穿美國的旅行之前，醫生給他準備的物品包括：半磅鴉片、催吐藥物、50打以水銀為主料的瀉藥、1磅水銀（治療性病注射用）、50磅秘魯樹皮和2磅用動物油脂、蜂蠟及松木樹脂製成的藥膏。兩個多世紀後，駐地仍能檢測到因如廁而造成的嚴重汙染。
醫生的形象直到最近100多年才被扭轉過來。在這以前，且不論職業醫師的水準如何，中國的大部分醫生都是科舉落地的儒生讀了幾本醫書就上崗了，不過是為了餬口，而西洋的醫生則是由理髮師兼任。根據英格蘭國王的批准，理髮師和外科醫師在同一個行業工會，所以現在我們在髮廊外看到的“紅白藍三色柱”既是理髮師的標誌，也是外科醫生的標誌：紅色代表動脈，藍色代表靜脈，白色代表紗布。
為什麼理髮師和外科醫生是同一批人？因為那時候的醫生只需要掌握三個技能：瀉藥、水銀、放血。如果治不好，那也很簡單：開更多的瀉藥和水銀，放更多的血。外科醫師拿著刀子能做的事情，理髮師也能做。
醫學院的學生在學習醫學史的時候都能接觸很多這類典故。但在牛津大學，有一個學生（後來成了牛津大學醫院的主任醫師）注意到一些“三板斧”以外的不尋常的現象：
讀不同的醫學教科書，一本書說安非他命能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家庭醫生都樂於開這種藥；另一本書說抗抑鬱藥會致人自殺；第三本書建議孕婦喝點兒吉尼斯黑啤酒；第四本書聲稱臥床休息可以救人性命，而第五本書卻篤信臥床會要了你的命；
還有，在課堂上，教授們就某人是否患有傳染病、心肌梗死、癌症或中風各執一詞——然後互相論證對方的治療方法會一敗塗地。在病房裡，早上查房的高級醫生讓你無論如何得避開某物，而下午換班的醫生則稱某物是治療所必需……
他想從醫學史中探個究竟，然後他發現：
古埃及人的記錄中有這樣的“藥物”：生菜是引起性慾的春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醫生則是這麼記載的：採集園中幼嫩的生菜，據稱可以緩解悲痛，但也可能引發癲狂。
這個學生很好奇：難道生菜從古埃及時代之後就發生了突變，或是人體的生理機能產生了變化？
他打算把問題弄清楚。
他首先發現的一個問題是：“醫學史”本身就有問題。
怎麼說呢？
傳統的醫學史講述方法是英雄人物的史詩——一個偉大的人物，在某個時刻發現了某種藥物或者發明了某個方法，從而為人類帶來了光明。最常見的例子是古埃及人的外科手術。古埃及醫生能夠給頭骨碎裂的病人施行顱骨穿孔術而不傷及性命（考古發現已經證明），這被醫學史專家視作古代外科手術發達的表現。
不過，這個學生髮現了事情的另一面：他們也給許多患有精神病、神經性疾病或傳染病的患者施行顱骨穿孔術，結果給患者造成痛苦。
什麼意思呢？他們的技術確實高明，但他們並不知道該在什麼時候使用這一技術，反而過度相信積極干預。至於背後有什麼原理，不知道。
再以他們的藥方為例。醫學史專家發現古埃及人的藥材清單裡有柳樹，很興奮，這可是製造阿司匹林的原材料，古埃及人已經如此了得了麼？然後又發現埃及人的一份藥方：用柳木與無花果、椰棗、啤酒混合，可以“讓心臟更加美好”。——虛幻的療效。
蘇美爾人會在傷口上包敷藥膏，原料主要是酸性物質和草藥，還包括鹽、油、杜松子、啤酒、葡萄酒、泥巴和動物脂肪。其中有些物質能有效殺死細菌，例如鹽和強酸強鹼，但同樣也會殺死人體細胞。古代人非常迷信複方製劑，就是把一堆材料混在一起做成藥，至於藥物是怎麼發生作用的，不知道。
這類複方製劑常用的配方原料如下：木蝨、人頭骨、所謂的獨角獸角、珍珠、蛇和動物內臟。
蓋倫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醫學家，他的學說統治了歐洲1700年，還傳播到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他很自信地宣稱他的著作記錄了那個時代能找到的所有藥物。那麼，他掌握了哪些藥物呢？
催吐藥——能讓人嘔吐，但嘔吐在什麼情況下會帶來好處呢？
瀉藥——對便秘有用，但在別的方面就幾乎沒有價值，在治療傳染病時，其作用就與放血、催吐一樣，讓已經脫水虛弱的病人進一步脫水虛弱。
利尿藥——常常被用於急性病，比如外傷或感染，使原本就很糟糕的病情繼續惡化。
發汗藥——人們相信毒素會隨汗液排出體外，但他們錯了，隨汗液排出體外的是鹽分和液體，而這二者對於病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蓋倫記錄的藥並非“假藥”，而是他不分青紅皂白地將催吐藥、瀉藥、利尿藥、發汗藥用來治療任何疾病。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古代再高明的醫生也不瞭解藥物背後的原理和醫療實踐到底有何憑藉，到底是某種療法治好了病人，還是因為醫生幫助病人避開了更有害的療法使得病人痊癒？不知道。
結果就是，公元2世紀，古羅馬人已經建造出偉大的引水渠和體育工程，偉大的醫生蓋倫建議使用嘔吐劑和瀉藥治療瘧疾，如果不見效，就用水蛭進行放血療法；
到了20世紀初，愛因斯坦已經提出相對論，飛機也已經飛向天空，哥倫比亞、約翰霍普金斯這樣的名校醫學院學生還在學習蓋倫列出的無效藥劑，以及用水蛭進行放血療法。
17世紀教廷認可的官方藥品清單《羅馬藥典》收錄了上百種藥物，可惜沒有一個是有用的。這時候繼鴉片之後第二個超級明星藥物出現了：西班牙人從南美帶回來的金雞納樹皮，以及另一種相近的植物：奎寧。
奎寧是用來治療瘧疾這種傳染病的，是由一種寄生性的瘧原蟲引起的，它的表現症狀很明顯，就是病人一段時間發冷，一段時間發熱。人們發現磨成粉末的奎寧吃下去之後，燒就退了，瘧疾也沒了。1651年，這種藥物正式進入《羅馬藥典》，風靡全歐洲。不過，在英國卻是個例外，有人發燒，服用了奎寧之後，死掉了。克倫威爾時代的英國，意識形態色彩濃厚，認為這是“天主教的陰謀”，於是這種藥在英國成為非法藥物。
後來有人偷偷引進了這種藥物，加上玫瑰葉、檸檬汁和混合了所有原料的葡萄酒組成了一種“神秘藥方”，宣稱“由四種植物製成，兩種國產，兩種來自海外”，為的是不讓人知道其實就是違法藥物奎寧，其中起作用的也只有奎寧。這名醫生的推銷大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請他為醫師，並且賜給騎士爵位，並讓他透露到底是什麼藥物這麼有效。那醫生回答：耶穌會士樹皮（英國人對奎寧的稱呼）。查理二世大為驚駭：這藥早就已經明確禁止使用，為什麼以前害人的藥物，現在這麼有效呢？
那醫生回答：這種藥的效果只有國王才配消受。
那麼問題來了，發燒的英國人吃奎寧為什麼會吃死呢？那時候的人同樣不懂得這個藥物的原理，他們認為奎寧能治好瘧疾，是因為奎寧能夠治好發燒，治好了發燒就是治好的疾病，發燒才是疾病。後來的醫學家知道，奎寧能治好瘧疾是因為奎寧中的藥物成分可以殺死瘧原蟲，不是給身體降溫，而發燒，不過是身體對抗瘧原蟲時候的一種本能反映，不是疾病。所以把奎寧當作退燒藥來使用，就跟蓋倫用催吐藥治療外傷是一樣的，只會讓人更加虛弱。
18世紀還有一名英國醫生愛德華·斯通，發現了柳樹皮可以退燒，而退燒就意味著病好了。這樣英國人就不用依賴進口的奎寧來治療疾病。這個發現，連同德國人在煤渣中的新發現，引出了藥物歷史上的大事情——抗生素。
不過，抗生素的事情先打住。回頭看看這個學生考察了歷史上的藥物之後，他都收穫了些什麼。作者關心藥物的故事：為什麼人人都喜歡鴉片，為什麼奎寧在英國成為禁藥，為什麼抗生素那麼晚才出現……作者還關心另一個層面的事情，就是藥物背後的醫學實踐和認知方式。
古代醫學實踐中長期流行一種“形象學說”，這是從柏拉圖的“理念論”發展出來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外部形象可以決定內在作用，用在藥物領域，則指植物與疾病間的相似性可以證明其治療能力。黃金可以治療黃疸，因為二者都是黃色；長得像睪丸的花可以治療性病；薊刺能治癒體內的刺痛。
為什麼沒有人對這種理論進行檢驗呢？有，但是那個時候人們反駁“科學方法”的理由和現在的江湖術士是一樣的：科學，就一定對麼？
時間很漫長，代價非常大，比研發藥物更艱難的是科學方法的推廣。
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提出“實驗”的思想。他說，哲學無法告訴你蜜蜂如何飛行，或者一個人有幾顆牙齒。要知道這些，你就得去研究蜜蜂，或者叫一個人張開嘴，清點眼前所看到的牙齒。這在我們看來，屬於基本常識。
那麼，醫生在藥物的領域，不更應該反覆進行實驗，以確認療效嗎？
弗朗西斯·培根用“實驗”進行檢驗，比如白雪能不能用來保存肉類，受寒去世。和培根同時代的醫生威廉·哈維相信“實驗”多過相信傳統，進行解剖，發現了人體的血液循環。人們第一次知道是心臟在推動全身的血液循環，給人輸送養料。
這種懷疑的精神是現代科學興起的標誌。1660年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格言就是“勿信人言”。有一個有趣的例子，17世紀英國醫學家托馬斯·西德納姆（波義耳和洛克的朋友）有一個他認為是最好的治療方法——不開藥。因為那時候醫生開出來的藥不是嘔吐藥就是瀉藥。他認為，經過深思熟慮的不作為往往是最佳選擇。
他說，我就是靠什麼都不做，才有效顧全了病人的安全和我的聲譽。
他有一位知音，19世紀最受歡迎的醫生之一，加拿大的威廉·奧斯勒，他的著作《醫學原理與應用》在20世紀初期非常暢銷。他說，醫學進展很大，但醫學干預能力很低，很多幹預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所以提醒醫生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洛克菲勒基金會響應奧斯勒的觀點，設立醫學基金專門就一些不確定的問題進行大量臨床研究。
因為，直到這時候，醫生還是相信這種主流的治療方法：放血。這是明確寫在1920年再版的醫學教科書裡面的治療肺炎的建議：對於原本強壯健康、剛剛染上疾病而病勢兇猛伴有高燒者，放血是很好的做法。
醫學的每一步進展都來得比其他學科更艱難。
以產褥熱為例，說明為什麼錯誤的觀念比錯誤的方法更能害死人。
產褥熱是當時產婦死亡的首要原因，這種傷口感染是在產婦生完孩子後，細菌侵入子宮的破損黏膜所致。當時一位傑出的產科醫生查爾斯·梅格斯（Charles Meigs）說道：“醫生都是紳士，紳士的手是潔淨的。”1843 年 2 月，有一名醫生霍姆斯協助提出了產褥熱實際是由醫護人員傳染給產婦的觀點。他並不是第一個留意到這種病主要是由醫生傳播的人，但他首先公開發表了這一見解。像梅格斯這樣的醫生完全不在乎這樣的觀點。
就在1847年，維也納總醫院的塞邁爾維斯已經提議醫生在產科手術前用次氯酸鈣溶液洗手，並且以對比數據證明了這一點。結果是沒有人聽他的，並且覺得他的思想很危險，違背了流傳上千年的體液學說。後來這個醫生被關進了瘋人院。不過，直到巴斯德和科赫用無可爭辯的研究指出細菌的運作原理，醫學界才在產房普及消毒水，就是讓醫生在為產婦施行手術前洗手。這已經是19世紀末的事情了，如果不是自大的心態，本來很多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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