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左）與張大千
謝稚柳於1942年作《藕塘圖》，贈送于右任長子於望德伉儷，古樸中不失清逸之趣。
人們都知道于右任是近代一位政治家、教育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品德高尚、寬厚仁慈的長者，也是一位大書法家、草書的聖人。
1940年秋至1946年夏秋，我的父親謝稚柳在國民政府監察院擔任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秘書。程滄波是監察院秘書長，他是我伯父謝玉岑的連襟，也是我父親的學長。當時，伯父、父親和程滄波一起曾在前清進士、江南大儒錢振鍠的寄園讀書。後來，錢振鍠將兩個女兒分別嫁給了我的伯父謝玉岑和程滄波。父親進監察院工作，是由程滄波引薦的。1940年，父親31歲，于右任62歲，按輩分，于右任是我的爺爺輩，而今天仍健在的于右任公子於中令先生是我的叔叔輩。小時候，聽父親他們都尊稱“於右老”“右老”或“髯公”。
當時，於右老聘任的監察委員中有許多文化名人，甚至是大學者、大書畫家和篆刻家等。常常聽父輩談起或幼時見過的有章士釗（律師，學者，書法家）、沈尹默（詩人，大書家，善畫竹）、汪東（南社成員，詩人，書畫家）、葉元龍（經濟學家，教育家，重慶大學校長）、喬大壯（監察院參事，學者，篆刻家）、潘伯鷹（詩人，大書家）等許多名人名家。他們都大我父親好多年歲，父親是晚輩。因此，也可以說是他們影響了我的父親，尤其是在詩書畫和做人品德方面，對我父親的影響很大。其中的兩位大書法家沈尹默、潘伯鷹，成為我父親一生的師友。
於右老十分仁厚，也非常器重和支持我父親的繪畫。當時，在監察院中還有一位秘書叫張目寒，後來擔任監察院秘書長，長期追隨於右老。他是張大千的義弟，張大千與於右老的密切關係都是由張目寒從中聯繫的。大千先生多次為於右老畫的祝壽畫，都是寄給張目寒轉交的。現在看到張大千寫給張目寒的數百封信件中，常常在信的最後都要請目寒向髯公問安。由於我的父親與張大千往來密切，因此，張大千在重慶的事情，都是張目寒和我父親幫忙處理的。當時，張大千寫信給張目寒，常常會說轉告稚柳辦某事；寫給我父親的信中又會說轉請目寒辦某事，所以張大千、張目寒與我父親三人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前些年，看到張大千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香港寫給張目寒的一封信：信中關注我父親當時的狀況，甚為擔憂，寫了一首詩，抄錄了給張目寒看。大意是說：他與謝稚柳在亂世中因追求藝術而相識，20年交情親如兄弟。張大千在這兩句詩的下面，特別寫了兩句註解：“稚柳恃才傲物，於髯公待之極優渥”，意思說謝稚柳眼界高，恃才傲物，但於髯公（指於右老）對謝稚柳極為優待。這是從張大千口中說出了於右老對我父親的賞識和優待。
還有一件事，也說明於右老對我父親的關照。1941年，張大千去敦煌研究臨摹壁畫，後來感到人手不夠，寫了幾封信邀父親去敦煌協助，於右老很支持這件事，特別批准我父親請假去敦煌。因當時父親擔任秘書工作，去敦煌時間很長，工作勢必會受影響，如果沒有於院長的首肯，我父親是不可能去敦煌的。後來，父親在敦煌待了一年之久，對敦煌洞窟壁畫做了詳細的研究，出版過專著。敦煌壁畫特別是其中的唐代人物畫，對張大千和我父親的繪畫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與於右老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於右老不但支持我父親去敦煌，在這之前還給西北軍政首長寫信，要求派人照顧張大千一行在敦煌的工作。據我父親說，他們在敦煌出行，當地政府還派了士兵保護，因為當地常有土匪出沒。有一次，他們在沙漠中見到一隻巨大的鷲鷹，有一個人那麼高，大家都害怕，那個士兵便朝天開了一槍，那隻鷲鷹聽到槍聲便要飛走，但因體態龐大，需要在平地上奔跑了一段距離，方能起飛，就像現在的飛機起飛一樣。另外，他們確實遇到過半夜土匪打劫。據我父親說，某天半夜，土匪進村敲門，那個士兵叫大家不要驚慌，不出聲也不要點燈。後來，土匪以為院裡沒人，便離開了。這多虧了於右老關照地方政府派人保護。
另外，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藝術研究所”正是於右老建議設立的。於右老在1941年10月至12月，親自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留下了許多詩篇。回重慶之後，立刻出面給國民政府寫了建議書，建議成立“敦煌藝術研究學院”。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常書鴻任首任所長，這就是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所以從某種角度說，從民國開始的敦煌文物保護和藝術研究，都與於右老有直接的重要關係。
於右老“書聖”的名號，絕對是實至名歸的。他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憂國憂民，與此同時，他的草書也是書法藝術的楷模。古往今來，於右老在中國的書法史上，尤其在近代書法史上，是一位旗幟性的人物。他寫的草書，除了形式的藝術性之外，在內容上也受到廣大書法愛好者和收藏家的喜愛。除了人情往來、風花雪月之外，他寫的更多的是抗戰、勵志、憂國憂民等內容，如“為萬世開太平”的句子，他寫了上萬張。還有一副對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流傳很廣，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也體現了於右老“天下為公”的胸襟。他一生的書法作品，據估計在五萬件以上，作品之多，當代無雙。據說，當年沈尹默在監察院時曾調侃於右老：“於院長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錢，因為院長寫得太多，而我寫得少。”於右老聽了哈哈大笑說：“物以稀為貴嘛。”
還有一件事，我父親和於右老的長公子於望德先生是同庚，而且還是重慶中央大學的同事，他們當時都是重慶中央大學的教授。1942年，父親為於望德夫婦新婚畫過一張巨幅荷花《耦塘圖》，上面畫了許多紅白蓮花，寓意“嘉耦”。這幅畫我在2012年春天香港蘇富比拍賣時見到過原作，大橫幅，有60多釐米高、2米多寬，後來為常州的一位藏家所得。
於右老一生憂國憂民，兩袖清風。據說，他逝世後，他的保險箱內沒有錢財寶物，僅有日記信札及為三公子於中令出國留學籌集旅費的借據，還有借副官宋子才數萬元賬單，以及夫人高仲林早年為他縫製的布鞋襪。當時，有報紙曾感嘆“三十功名袖兩風，一箱珍藏紙幾張”。
1964年1月12日，於右老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月24日，又寫道：“葬我於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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