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菱君
最近韓國很鬧心，娛樂圈明星雪梨自殺，總統文在寅的法務改革大將曹國主動辭職包括之前的勝利事件，總之鬧得沸沸揚揚，也把韓國國家背後的財閥勢力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因為這幾件事與財閥勢力有著割不斷屢不清的厲害關係，細事咱們不表，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查查看。
咱們就針對問題談一下韓國的財閥政治，韓國的政治體系很特殊，特殊體現在總統的權利還沒有財閥的權利大，韓國有五大財閥集團，三星集團、SK集團，現代汽車、樂天集團和LG集團，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品牌，我們都或多或少的消費過這些集團旗下的產品，這些財閥集團在世界上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力，更別說在韓國國內了，可以說只要你是韓國人，你就避不開這四大財閥集團的勢力控制範圍，韓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把握在這四大財閥手中，韓國的好幾任總統都是財閥們推到前臺的派系代表。
那麼為何韓國的這些財閥集團如此猖狂呢？這就要從韓國的歷史上說起了。朝鮮戰爭後，在美國的扶持下，朴正熙奪取了政權，也就是之前韓國女總統朴槿惠的父親，也正是在他的思想主導下，為了振興韓國經濟，推出政策大力扶持民間企業，用官商結合形容我覺得很貼切，三星集團正是在這個時候發家的，計劃從當時來看，很成功，韓國在幾大企業的發展下，經濟得以迅猛突進，創造了稱為“漢江奇蹟”的經濟發展案例，韓國也因此一舉躍身為發達國家，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
所謂成也財閥，敗也財閥，這些財閥集團確實對韓國的經濟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後果就是財閥勢力過於龐大，到現在，甚至控制了韓國的司法體系，財閥集團還都是繼承製，跑不出家族那個圈，出現了很多富二代、富三代，幾大財閥勢力相互還都挺團結，動其一就是撼動所有財閥的勢力，所以在韓國，財閥集團真的可以橫著走，權利堪比古代的皇帝。所謂娛樂圈，那就是人家後院的戲臺子，也就不難解釋為什麼韓國娛樂圈總是出現在我們看來不可理解的事件，總統也無可奈何，牽一髮而動全身，造成如此局面，當年那位朴正熙總統估計看了也只能苦笑。
從日本近代的發展歷史來看，財閥集團就沒那麼好運了，雖然日本也有幾大壟斷財閥，它們同樣在日本經濟中佔著重要的位置，但是他們很多是戰前就存在的，而且也不是家族繼承製，軍方對於財閥的發展也在控制壓制，新舊財閥組織交替合併，財閥集團對於日本政權來說，只是工具而已，真正的權利還牢牢握在政黨手中，所以日本是不會被財閥集團控制的。
新話社
日本跟韓國基本一樣。只不過日本的國情稍微特殊一點，日本財團給世人印象不像韓國財閥那麼暗黑罷了。
根據國際上對財閥的定義，通常來說，財閥具有以下五個特質：
①：家族企業，企業資源主要掌握在彼此有血緣關係的一批人手上。
②：經營範圍廣泛，基本涵蓋了其國民的生老病死，而且員工眾多。
③：集團旗下肯定會有自己的銀行，以方便企業調動資金。（這是阿里、騰訊與日韓大集團最根本的區別）
④：企業集團內的交叉持股非常普遍，各公司之間聯繫非常緊密。
⑤：財閥與政府關係一定非常好，經常會獲准經營政府特許的行業。而財閥也會通過政治獻金或助選、直接參選等方式，直接或者間接的介入政治。對本國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
以上列舉的五點，韓國財閥全具備。就拿三星來說，一年營收佔韓國GDP兩成左右，旗下八十多家子公司，打個噴嚏，韓國都要震動，這不是玩笑話。其對政治的控制，從前些年李明博當總統時，他一個堂堂總統居然主動給李健熙鞠躬就可以看出，某幾位總統真的就只是財閥看門人而已。
至於家族企業這一點，也符合。三星最早的掌門人是李秉喆，前些年是李健熙，現在是李在鎔，永遠是李家人來幹，外人無法涉足掌門人位置，就連核心董事位置也混不到。
相比於韓國，日本的情況略有不同。
二戰後，由於美國清算戰爭責任的關係，日本財閥被美國大洗牌。原有的四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被解體。
取而代之的是現在的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這六大財團。
由於這些改組後的財團已經被洗牌了，所以現如今日本的財閥，已經完全脫離了家族式的控制，集團內部不存在上下級支配關係。
簡而言之就是：韓國財閥像洗牌之前的日本財閥，保守封閉、集中化。而日本財團洗牌後，變得開放扁平、去中心化。
由於韓國財閥保守且集中的特點，所以很容易滋生腐敗，遭受世人非議。最後這些負面影響又會牽連到財閥頭上，尤其是財閥的掌門人頭上。而日本由於去中心化，旗下企業大多是公眾公司，信息比較透明，減少了暗箱操作的空間。現在的日本財團更像是一個合作平臺，起的是一個協調的作用，很多時候會讓人忽視財團的存在。
比如豐田，東芝，三井物產，東麗等大型企業都隸屬於三井財團，但往往大家會忽視三井財團的存在。
另外還有一點。日本因為是戰敗國，它的政治和經濟受美國的全盤操控。無論是自民黨這個萬年執政黨，還是六大財團，其實他們的頂頭上司都是美國人。二僕侍一主，都看主人臉色行事，政府和財團這兩個僕從往往鬥爭並沒有那麼激烈。
但韓國就不一樣了。韓國不是戰敗國，美國的對韓國的控制，不如日本那麼露骨。韓國的財閥是美國的傀儡，但韓國政府不是，至少名義上不是。
所以我們經常就能看到，韓國政府有時候和財閥穿一條褲子，有時候又互掐。
比如盧武炫在位的時候，政府和財閥之間就掐的很厲害，結果李明博一上臺，立馬就變成了財閥看門人。現在文在寅在位，繼續跟幾大財閥掐。
可財閥背後有美國人撐腰，代表美國在韓國的利益，所以無論是盧武炫還是文在寅，實際上都是在以卵擊石。
不過，雖說日本財團與韓國財閥有區別，但論對政治的控制，日本財團也是不遑多讓。
日本政壇雖不像韓國那麼詭異（總統全部沒好下場），但首相走馬燈似地換人，也是日本的特色。而首相之所以會頻繁換人，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因為有財團在幕後操控。
比如1955年，鳩山內閣的倒臺，就是因為三井財團旗下的東芝公司搞得鬼。
所以，實際上日本也是無論誰當首相，在政策制定的時候，也一定都要先詢問六大財團掌舵人的意見，不可能繞過財團。財團也不可能完全不干涉政治。
總的來說。財團操控政治，這是必然的。日本財團和韓國財閥本質上是一丘之貉。如果一定要說日本人的“吃相”比韓國人好，也只能說，這是因為日韓現實情況不同導致的。
在日本，政客和財團都是美國的傀儡，財團和政府利益衝突往往並不大。即便有什麼不可調和的事，美國也會出現協調解決。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美國不會讓日本逃出自己手掌心。
在韓國，財閥是美國傀儡，政府不是。當政府和財閥鬥爭時，往往並不是政閥之爭，而是韓美暗中角力。可美國這條大腿，韓國哪裡擰得動？所以韓國政府與財閥的鬥爭，往往都是以政府戰敗收場。而當政府與財閥合作時，財閥就更長臉了。政府需要通過財閥討好美國，並且政府也需要財閥資源。這就導致政府要討好財閥，被財閥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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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免不了被財閥所影響，不過韓國的財閥和政府之間斗的很激烈，可日本的財閥和日本政府卻沒有那麼激烈，感覺很平靜，這和它們兩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有關。
韓國的財閥是韓國政府一手扶持起來的，韓國國力小，要競爭就必須集中力量搞好幾個企業，結果就是企業做大做強了，就變成了財閥，這些財閥反過來想控制政府，而政府有時候就得給財閥面子，韓國總統一直沒有好下場就是財閥搞的鬼，很多總統想清算財閥，可是難度大啊，要知道這些財閥壟斷了整個韓國經濟，手下的公司和企業掌握著幾乎整個韓國的就業崗位，他們動一動國家就震動，總統都不給面子，所以韓國政府不得不依賴這些財閥，否則總統哪有政績啊，再說韓國政府裡面的官員都收財閥的好處，官官相護，根深蒂固，清除不了啦！
日本是有財閥的，在明治維新時候，就形成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他們支持明治維新成了政商，對政府有挺大的影響力。結果二戰日本戰敗後，美國控制了日本，因為這些財閥支持了戰爭，所以美國對這些財閥進行清算和大洗牌，解體了這個財閥，讓這些財閥變成了股東制，不像韓國財閥那樣的家族式管理，當然解體後的日本財閥只不過是換了一個主子罷了，很多日本大企業都有美國的股東，美國也是通過這樣來控制日本的經濟。當然現在的日本還是有財閥的，畢竟美國對日本有所鬆綁，曾經的財閥變成了新的財閥。現在的日本有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六大財閥，這些財閥之所以控制不了政府，不是說他們沒有實力，而是財閥和政府之間幾乎融合起來了，政界和商界幾乎都是一家人，就沒有誰控制誰啦，再說還有美國這個老大在盯著呢，搞不出什麼動作。日本的政治就是傳統政治家族統治，安倍不就是政治世家嘛，家族很多人都是當官的，反正日本政府很多官員都是有世家背景的，而那些財閥又喜歡和政治世家聯姻，安倍的老婆不就是財團出身嘛，大家聯姻多了，也就成了利益共同體，都是一家人，就沒有誰控制誰的問題啦，都是大家操控就是啦，也就沒有像韓國政府和財閥那樣斗的激烈。再說了美國是日本的主子，你財閥和政府有什麼動作，必須要美國同意才行，美國也不希望日本內鬥，內鬥對美國沒有好處，老老實實做人，乖乖聽話就是啦，說白了，是美國控制了日本，不是日本財閥控制了日本，美國就是主子，日本就是奴僕，沒有主權，財閥控制了日本有什麼意義呢，還不是給人當奴僕，所以日本人財閥不如好好當美國的奴僕幫美國賺錢，也許還有好處呢，反正日本政府都聽美國的，控制日本政府沒有意義和好處，那是本末倒置嘛，因此財閥沒有那個必要！
雖說美國都是日韓的老大，影響著它們，不過日本是戰敗國，韓國不是戰敗國。韓國政府代表的是韓國民眾，民眾希望清除財閥，財閥能量大，反過來對抗韓國總統，這場鬥爭會持續下去，不過就算清除了財閥又怎樣呢，還不是有新的財閥出現，資本主義制度不該變，美國不退出韓國，一切都沒有意義，說什麼都沒有用啊！
歷史神秘人282698251
韓國被三星、現代、LG、Sk四大財閥所掌控。
在韓國GDP中，四大財閥佔據了百分之八十。
國計民生都被他們掌控。
沒有財閥們的首肯，總統難以施政。
盧泰愚上任後，深感財閥牽制太盛。
於是出手治理。
將一財閥送入獄中。
盧泰愚下臺後。
李明博接任，立刻釋放了該財閥。
隨後財閥們聯手反擊。
以貪汙之名加罪於盧泰愚。
盧泰愚被逼無奈，跳崖自殺。
足見財閥的霸道與兇悍。
日本分工明確。
首相基本上由政壇豪門包辦。
很少有平民任首相。
政壇與財閥有著微妙的平衡。
政治家忙於政事。
財閥們忙於經商。
各司其職，各守一灘，默認門道，相向而行，極少衝撞。
故，韓日各行其道。
＃凌遠長著＃
愛之育之
日本“明治維新”，說穿了就是資產階級革命，權貴們擺身一變成為財閥。一部分權貴隱於幕後，一部分權貴操持政治。如此一來，日本的政治世家與財閥，實際上是同一圈子，有些甚至是同一祖源的不同分支，再加上不斷的相互聯姻，建立了姻親關係，實際上日本政界、商界就是一家子。例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就是個典型案例。
日本的政經圈子十分牢固。各家利益分配十分明瞭清晰，財閥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財閥與日本國之間的關係，都十分清楚。日本財閥與日本政府，乃至日本國的利益十分緊密。為了保障長遠利益，所以日本精英階層都會嚴守規矩。日本財閥不會去控制政府，一是沒必要，二是兩者的追求目標是一致的。
韓國政府是由美國組建，當年的韓國政客，主要是由流亡在世界各地的韓國學者、愛國人士，共同構成的。而現在的韓國政客，主要是當年韓國政客的嫡傳弟子、徒子徒孫，或者就是他們的後人。
韓國財閥，一部分是日本統治半島時期的老財主的子孫，一部分是白手起家的能幹人及其子孫。由此看出日本是政經一體的政治結構，而韓國是政經分離的政治結構。
韓國財閥們視韓國政府為有價值的工具，他們千方百計的要去掌控政府這個大工具。而韓國政客與韓國財閥不是一路人，兩者沒有共同的追求目標。因此韓國政客與韓國財閥既合作，又爭鬥，有時還鬥得很厲害。而日本財閥與政客，是一路人，所以不需要爭鬥。
從表面上看，韓國政商關係惡劣，但是實際上，韓國近年來的發展效果很不錯，而日本有點暮氣沉沉。由此可見，政商勾結，對社會發展的負面作用，的確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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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政治生態到如今有很多錯綜複雜的原因，絕不僅僅只是財閥而已，財閥控制只是一種表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一下幾點:
一.歷史原因
韓國建國之前長期被日本殖民，在日本離開建國之後，仍然殘存著大量的日本財團的力量。這就造成了對於日本經濟上的依賴，因此如今很多韓國財閥其實和日本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這些財閥是韓國右派保守黨的支持力量。
二.外交困境
在外交上，韓國同樣困難重重，由於軍事力量受到美國製約，經濟上又受到日本製約，北邊還有朝鮮威脅，這就造成了韓國總統不得不依賴財閥的力量來形成制約與平衡。
三.扭曲的檢察體系
直接對於總統權利形成制約的是韓國扭曲的檢察體系，韓國學習美國三權分立，但是韓國由於在70年代軍政時期錯誤的判斷與決定，將檢察機關的權利無限放大，可以在不經過任何程序和批准的情況下獨立行使調查與逮捕權，使得韓國總統毫無權威,形同虛設，而財閥經過長期的腐蝕與滲透已經掌握了整個韓國的檢察體系，成為了懸在韓國總統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總而言之，原因是複雜的，想要改變如今韓國的政治生態也絕非朝夕
春晚導演吃俺老孫棒
因為日本的財閥昭和跟米軍洗過一波後，吃相比較隱蔽。你看不出來。
韓國只是些偽軍皇協軍的後代。
財閥對於日本的控制，你看聰明的一休都知道了。桔梗店老闆是可以跟將軍叫板的人。
到了江戶時代，就有個說法：大阪豪商一怒，天下諸侯驚懼。
因為豪商有錢有渠道，壟斷了日本大部分的經濟。簡單的說，諸侯只產米糧。要換錢就只有豪商才能承擔起。
米糧又不耐保存。所以豪商生氣後果很嚴重。
再加上諸侯借債的天量債務。利息都得看豪商臉色。
傳說島津藩借錢500萬兩黃金，每年利息都是12萬兩。被豪商逼的沒有辦法。
等到倒幕，豪商左右下注，新政府本來就沒啥錢。只有找豪商借錢充當軍費。
怎麼還錢。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此浪客劍心裡，打跑了舊武士，新政府卻更加腐敗貪婪盤剝是真實存在的。
對比吃相太難看的新政府，日本百姓更懷戀新選組這些浪漫而品德高尚，出身低微的舊武士。
給與他們巨大的同情。
新政府這邊，活著的功臣，都已經爛到渣了。
卻是因為叛國死去的西鄉在群眾心中成神，傳說他逃離日本，去外國組建軍隊，回來清君側。
所以日本新政府的功臣屢被刺殺。
國內矛盾實在無法解決。而且工業化近代化的成果被一元賣給財閥的也不少。
所以國內階級矛盾激化，左傾嚴重。就只好走向海外擴張的不歸路。
然後就被洗地教做人，重新土改，調整政治解構了。
～
夏四月，幕府罪加賀豪商錢屋五兵衛者，收其田八萬五千餘石，海船三十五艘，其他財物稱之。初五兵衛設肆於秋田、弘前，貿易外國，又涸官越沼闢田，沉毒沼中殺魚，使沼上漁人失業。事覺，並其三子磔之。【今日抄。】
豪商是動不動就拿來開刀的。
只是諸侯搶不了。諸侯產出米，沒有豪商，沒有大宗交易，那基本就要回到中古社會去。
商不出則三寶絕,～司馬遷（三寶就是說糧食，手工業製品跟財貨）
還動不動搞德政令，說白了就是借錢一筆勾銷。主要討好武士階層。
不過因此武士再也借不到錢了。
小飛日本生活
首先說說韓國，韓國的很多品牌在世界上都非常出名，根據韓國財政統計，十大財團佔了韓國每年GDP的八成以上，這是什麼概念？意味著韓國離開這十大財團經濟真的要一夜被打回解放前了。
而這也就決定了韓國眾多資源都要高度集中在那些大財閥們手中，其中自然少不了政治資源。財閥經濟的出現，給韓國政治帶來了很多弊端，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屆韓國總統不得善終的結果。
可能有人要問了，為什麼韓國政府不下大力度廢除財閥經濟體系呢？韓國不是不知道廢除，他們也知道財閥經濟給政治上帶來了眾多弊端，甚至之前也曾努力廢除，不過最終都以失敗告終。
原因在於，目前的韓國社會和老百姓早已離不開他們了，所以當下的韓國政府只能任由財閥經濟發展下去。
我們再來具體看看日本，我們知道日本的發達水平遠超過韓國，精密儀器、汽車等行業十分強大，在世界上處於遙遙領先的位置。
早在二十世紀中期，日本的經濟就開始飛速發展，不僅在國內，就連眾多亞洲國家都有很多日本公司的生產基地。
其中有六大商社，他們霸佔了整個日本對外貿易的一半左右，而這些商社就像是上面提到的韓國十大財團一樣，是整個日本的經濟命脈，不可或缺。
日本的三菱集團距今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不僅在汽車行業成就突出，在船舶、能源、化工等產業也取得了眾多成就，旗下有很多子公司，三菱公司早就打入了世界各國。
相比三菱集團，三井集團的歷史更為悠久，早在十七世紀就有了雛形，三井集團涉及的領域更多，金融、化工、汽車等等，其中我們最熟悉的就是索尼、豐田、松下等等，這些子公司的產品質量我們有目共睹。
同樣是日本的老牌企業，和三井集團歷史差不多的住友公司涉及的領域主要在金融、鋼鐵化工、航空領域等等，但住友公司主要針對日本本土的服務。
其他的三家公司，三和公司主要涉及農業、化工、電信等領域，特別是化工領域，三和公司可是日本化工業的領頭羊。
富士集團主要正對電子數碼和汽車兩個領域，在我國非常出名的佳能、尼桑、日立都是富士集團旗下的公司。
最後一個軟銀集團輕重工業都有涉及，重工業主要是機械、石油，輕工業主要是食品領域。
可以看得出，日本的這幾家公司，大到航空航天，小到人們的日常食品無處不在，基本上將整個日本的各領域都觸及到了。
雖然這六大商社非常有錢，對日本的經濟影響很大，也同樣是日本國民離不開的，但是，日本和韓國不同，六大商社對日本政治的影響非常小。
原因在於日本國內的制度，眼前日本的政治制度雖然和美國三權分立不完全相同，但是也大同小異，這就影響到了六大商社，他們各司其職，同時又相互制約，想要違背老百姓的意願控制政府決策是不現實的。
夏目歷史君
說起“財閥”一次可能大家首先就會想起韓國，實際上財閥並非韓國特有的產物：日本同樣是一個典型的財閥政治國家。當世界聞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生意剛剛起步，年輕的家族領袖們還在四處尋找商業機會的時候日本的住友家族、三井家族早已經是富可敵國的一代豪商：早在大唐盛世就有一個叫圓真的和尚從遙遠的國度取回真經，落戶在近江國滋賀郡（今日本滋賀縣內），他重建廟宇、再造金身，供奉大唐佛法。後來這個取經人把寺廟更名為“三井寺”，而其所在的村落也隨之改名為“三井村”。後來一代富商三井家族落戶於此並且隨著村落的名稱改稱“三井”，再後來近江國的商業力量不斷膨脹，三井家的三井高利也在這一過程中於1673年在京都開設“三井吳服店”。作為三井家族企業開山鼻祖的三井高利為三井家的後代子孫制定了傳世家訓，其中有一條是“應該到島崎或外國去做交易”，也就是說三井家從一開始崛起之初就是立足於面向世界市場的，這在17世紀末是較為難得的。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業，一開始明治政府採取的是官方主導的國家主導工業體系，這是鑑於作為後發國家的日本民間資本相對匱乏且民眾對新式工業抱有懷疑的現實國情出發的。當官辦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明治政府開始以廉價乃至贈送的方式將這些官辦企業移交給私人經營，在這一過程中三井家購買了煤礦、紡織所、制絲所等。此後經銷三池煤田所產的煤炭成為三井物產賴以發展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三井物產從英國引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棉紡機，從中國、印度、美國購買棉花，成為這一時期推動日本紡織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三井的產業很快就走出了日本國門，不僅發展到了中國上海這一遠東地區的商業金融中心，也逐漸發展到了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大都會。明治維新後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豪商開始廣泛涉足工業、金融等領域，逐漸轉型成為近現代意義上的財閥組織。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形成了以家族為中心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它們以家族資本控制的總公司為核心，通過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準直系公司的持股關係控制著各經濟部門的直系企業和旁系企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原有的四大財閥基礎上又增加了鯰川、淺野、古河、大倉、中島、野村等六家新財閥，總稱為日本十大財閥。
事實上韓國的財閥經濟就肇始於日本殖民時期：韓國最早的財閥集團幾乎都有親日背景。如今韓國財閥經濟的典型代表三星集團成立於1938年3月1日：當時其創始人李秉喆以30000韓元在韓國大邱市成立了“三星商會”。三星創立之初的主要業務是將韓國的乾魚、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國的北京及滿洲里。可以說韓國財閥經濟的萌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日本財閥經濟的複製，甚至迄今為止韓國財閥與日本財閥之間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國際半導體市場上近二十種必須原料之中日本就獨佔3/4的份額。特別是日本互聯網帝國軟銀集團在2016年收購了半導體技術設計大佬ARM，所以現在的日本既在上游有著設計核心，又在下游摸著產品製造，還在中游把控著原料。多年來韓國三星生產半導體所需要的高科技原材料嚴重依賴日本企業的供應，當日本宣佈對韓國限制出口氟化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度氟化氫三種核心半導體原料時無異於掐住了三星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企業的命門。偏偏韓國又是一個典型的財閥經濟國家：作為韓國財閥經濟典型代表的三星集團旗下擁有涉及電子、化工、造船、造紙、製糖、紡織、通信、飛機、金融、保險、建築、旅遊、醫療、汽車、媒體等諸多領域的160多家子公司，僅僅只是其中的三星電子就擁有325000名員工，全年營業額高達2119.41億美元、利潤366億美元，在世界五百強中位居第12名。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團的總市值已突破3200億美元，這比阿里巴巴集團高出近千億美元，佔韓國GDP的1/5，佔韓國總市值的30%，超過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GDP。可以說三星已掌握了韓國經濟的命脈。如果三星集團倒下，那麼就意味著韓國經濟的一場大地震。事實上不只是三星的命脈受制於日本，因為薩德事件而為國人熟知的樂天同樣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樂天的創始人辛格浩最初是在日本創下的基業，當時他是以拋棄髮妻而迎娶二戰甲級戰犯重光葵的外甥女重光初子躋身日本上流社會的，而樂天后來也長期扮演著日韓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
表面上看韓國的財閥經濟最初是對日本財閥經濟的複製並與日本財閥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實際上兩者之間也存在諸多不同點：日本財閥從發跡之時起就始終與政府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三井、三菱、住友在其發跡之初都利用了政府提供的各種扶植政策得以發展壯大，然而與此同時這些財閥組織又始終刻意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三井、三菱在崛起之初都是通過低價收購政府轉讓的國有產業發跡的，然而發展壯大後的三菱卻和當時日本國營的郵政蒸汽公司展開了海運競爭，當時三菱在報上打出的廣告詞是：“規模雖不大，然以在野之身完成官方無法完成的事業”。三菱試圖以此舉劃清與官方的界限。與此同時當時的另一家大財閥住友家也把與政府保持距離寫入自家家訓。可以說日本財閥從誕生之初就與官方是一種合作共生的關係，然而與此同時又刻意與官方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二戰後美國佔領當局認為財閥是導致日本走向戰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國佔領當局在對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中將財閥列為改造對象之一：1945年10月佔領當局指令三菱等15家財閥報告自己的業務內容和資本結構，從當年11月起對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和83家控股公司及56個財閥家族的改造正式展開。在這次改革之前日本的財閥集團已繳資本佔全國各行業的35%，尤其是在金融領域更是佔到了53%。這些財閥主要有三大特點：其一他們所把持的控股公司並不經營具體的生產產業及業務，而是在所有權之下發號施令，這使其得以掌握比其實際資產能控制的產業更多的產業；其二他們的股份不上市，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勢力都滲透不到他們的經濟帝國；第三個特點是與第二個直接相關聯的——他們的經營管理是家族式的。在美國佔領當局推行的改革過程中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十大財閥相關聯的625家公司被指定為“限制公司”。佔領當局將財閥家族和“限制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全部公開拍賣並勒令財閥家族及其所屬主要公司的領導人一律辭職並禁止在此後10年內重新任職。經過這番改造之後的日本財閥與戰前已有本質上的不同：戰後的日本財閥更需要日本政府扶持，財閥需要向主要政黨提供贊助賴獲取經濟利益。
二戰後對財閥的改造行動並沒使日本財閥銷聲匿跡：三井、住友、三菱、富士四大財團都是由二戰前和日本官方關聯極深的舊財閥轉型而來，可以說這四大財團的崛起都在相當程度上從日本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中獲益，甚至迄今為止這四大財團仍有相當的官方背景。除此之外在戰後日本還崛起了三和、勸銀兩大財團：1967年成立的三和財團旗下有三和銀行、日商巖井、日本電信電話（NTT）、日棉、科思摩石油、神戶制鋼所、夏普、日本通運、積水化學工業等44家大企業；1978年成立的勸銀財團旗下有第一勸業銀行、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兼松、清水建設、川崎制鐵、旭化成工業、富士電機、橫濱橡膠等。該財團在化工纖維、金融、光通訊、計算機、石油開發、食品等48家大企業。目前日本的經濟命脈基本掌握在三井、住友、三菱、富士、三和、勸銀六大財團手中。儘管如此日本財閥已高度公司化、企業化，家族式管理模式逐漸被擯棄；相比之下直接效仿日本舊財閥的韓國財閥仍在相當程度上保持著家族式管理模式。韓國不同於日本：日本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和加害國在戰後被美國進行了強制改造，因此日本財閥在戰後都經歷了重大轉型；相比之下韓國儘管也受到美國的高度控制，然而美國並沒對韓國財閥進行過改造。韓國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大致和我國的浙江省差不多，而浙江在我國所以省級行政區劃中其實並不算大，也就是說韓國其實是一個規模體量有限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在資源稟賦、勞動力、國內市場等方面有天然的侷限性。1973年韓國政府發表的《重化學工業宣言》宣佈將利用進口原料、燃料, 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開始重點發展重工業。然而很快問題就出現了：重工業建設與發展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原料和技術的，而這一切恰恰是當時的韓國所欠缺的。迫切希望追趕發達國家的韓國需要發展自己的新興產業，然而這些產業均存在回收週期長、不確定風險大等特點，一般的小企業根本無法承擔這樣的不確定風險，而韓國政府的解決之道就是有意識扶植壟斷性的大企業。在韓國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70年代政府通過給予特定產業、企業以低息貸款和補貼等方式培養出了一批符合發展重工業目標，但富可敵國的財閥集團。從1975年起韓國政府開始對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賦予綜合商社的名稱，與此同時對這些企業進行稅收、金融的支持和行政支援。綜合商社基本只有財閥能設立，一時間大量陷入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被少數綜合商社所併購，惡化了社會財富不均勻分配的現象。
儘管日本和韓國都是典型的財閥國家，然而仔細對比就不難發現：日本財閥的影響力基本侷限在經濟領域，很少會對國家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社會生活構成影響，當然這也與日本財閥從發跡之初就堅持與官方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有一定淵源。相比之下財閥問題在韓國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日本財閥儘管財大氣粗，可還必須遵守國家法律規範，然而韓國財閥卻已發展到無視國家法律的地步：身為韓國總統的朴槿惠因為受賄被關進監獄，而作為行賄者的三星副社長李在鎔早就拍拍屁股回三星當他的副社長了。張紫妍案、李勝利案一再暴露出財閥集團無視國家法律、肆意侵害民眾利益的問題，可以說財閥勢力不僅綁架了韓國的國家經濟命脈，同樣對韓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構成綁架。韓國人自己戲稱一生不可避免的三件事是“死亡、納稅和三星”，事實也的確如此：他們的信用卡是三星的，電視、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是三星的，居住的公寓也是三星的，甚至看的職業棒球隊聯賽還是三星隊，就連死後安葬的墓地也是三星的產業，真實死了都躲不開啊。其實我們印象中那個生產手機的三星電子只是三星這一龐大商業帝國的冰山一角而已，儘管三星電子在三星集團中處於核心地位，但並不等同於三星的全部：目前三星旗下擁有涉及電子、化工、造船、造紙、製糖、紡織、通信、飛機、金融、保險、建築、旅遊、醫療、汽車、媒體等諸多領域的160多家子公司。幾乎可以說三星的產業已滲透到韓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個韓國人都不可能在一生中不和三星發生交集。僅僅只是我們平時所熟知的三星電子就能在世界五百強中位居第12名，那麼整個三星集團擁有何其巨大的能量呢？截至2017年6月三星集團的總市值已突破3200億美元，這比阿里巴巴集團高出近千億美元，佔韓國GDP的1/5，佔韓國總市值的30%，超過了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GDP。可以說三星已掌握了韓國經濟的命脈。如果三星集團倒下，那麼就意味著韓國經濟的一場大地震——從直接的經濟損失來看：僅僅只是一個三星電子就能實現全年300億美元以上的利潤，如果整個三星集團倒下的話恐怕將使韓國國民經濟至少損失3000億美元以上，而韓國的國民經濟總量也不過在1.5萬億美元左右，這意味著韓國將損失其國民經濟總量的20%左右。與此同時僅僅一個三星電子就擁有高達325000名員工，如果整個三星集團倒下的話恐怕將製造數以百萬計的失業者，這將會造成多大的社會動盪是不言而喻的。除了直接的經濟損失之外更可怕的是由於三星涉及的業務範圍極其廣泛，這意味著隨著三星的倒下勢必造成整個韓國經濟產業鏈的斷裂，韓國將失去在諸多產業領域的相對優勢，整體經濟將呈現出直線下降的趨勢。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雖然都是財閥政治，但有本質的不同，因為韓國的財閥是日本人的財閥。
其實資本主義國家基本都是財閥政治，比如美國的十大財閥。日本的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業銀行六大財閥。
他們都會給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獻金，然後通過對政策施加影響，從而獲得豐厚的回報。財閥與權閥的合作共贏，在美國、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公開的秘密。
而韓國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但為什麼財閥政治到了韓國卻水土不服，屢屢出現政治醜聞呢？其實問題的關鍵就出現在財閥體制上。
韓國的財閥體制是由朴正熙一手創立，參考的也是日本的財閥體制，按道理這本身應該沒啥毛病，但問題就出在朴正熙身上。
眾所周知，朴正熙二戰時期是個“小鬼子”，他發生政變後，曾經的“韓奸”兄弟們也一起得道成仙，韓國的政壇就全變成了親日派。
朴正熙為了發展經濟，開始引進外來資金，這其中當然首選“老主子”。於是在親日派通力合作下，扶持出了三星、LG、SK、現代、樂天等五大財閥。
為了防止這五個“野孩子”以後被韓國人清算，親日派將“不得調查資產5萬億以上企業”的規定，寫進了憲法。
這也導致今日韓國民眾雖然懷疑五大財閥的血統，但受憲法制約對此也毫無辦法。
介紹完韓國財閥的來歷，再說回韓國與日本財閥政治的不同。日本財閥、權閥合作雖然有利益輸送，但總的大方向都是為了發展國家經濟，此次之間並沒有多大沖突。
而韓國則不同，韓國的權閥分兩派：親日派與本土派。在正常情況下，兩派無論誰上臺，都會和財閥合作。
但只要涉及日本利益，五大財閥勢必要為日本著想，於是就會向當局者施壓。
親日派大多會選擇妥協，比如朴槿惠與日本簽訂《日韓軍事情報共享協議》、《慰安婦協議》等等，就是妥協的產物。
出賣了韓國的利益，本土派自然不答應，於是就伺機清算朴槿惠。
而本土派上臺道理基本相同，在外交政策上不能向日本傾斜，財閥就與親日派合作打垮本土派。如此循環往復，就形成了韓國政壇亂像。
總之，財閥、權閥合作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共性，韓國之所以與眾不同，都因為財閥是個“吃裡扒外”的“野孩子”。
